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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田 耕作出未來

2015/1/16 — 13:32

2014年十一月初,周思中與李俊妮(Jenny)在元朗的菜園新村舉行結婚派對,參加的人除了她倆的好友,還有菜園村的居民。那天,白天剛下過大雨,眾人腳下是滿地泥濘中搭起的木板。

但這是一個最適當的譬喻:因為他們的愛情就是從土地中成長出來的。

五年前,80後的他們一起參與保衛菜園村運動,並且在抗爭之後,成立生活館,在過程中相知相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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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菜園村造就了我們」。二人師承農夫袁易天,汲汲於耕種,實踐自主的小農模式。他們的連繫,在每一株根苗的生命之間孕育長成,一同重建,一同留守,並能照見一個城市恢宏的想像。

農業在香港歷史悠長,曾經是香港最重要的產業之一,迄至七十年代仍是本地食材的主要來源。不過,香港的食物政策與經濟結構逐漸轉變,至今主要倚賴國內及外地入口食物,加上土地政策惠及商業與房屋的發展,本地農業遂愈趨凋零。自從反高鐵運動、新界東北發展等社會議題,本地農業又重新受到大眾關注。城鄉強弱懸殊,城市發展真的是唯一硬道理?鄉郊農地只能為發展讓步?種種詰問敲響年輕人的呼喊,更多人身體力行,透過農業耕作在侷限中覓求生活的自主性。在周思中與Jenny身上我們看到實踐自主生活的可能性,也能更認識對本地農耕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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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前夕,新界東北的發展議案開始在城規會上審批。片片鄉田,峰煙四起,且戰且行,我不禁想:本地農業真的有未來嗎?

小農耕作模式

事實上,本地農業一直深埋著權力的操控,從本地食材到進口食物,其中的地緣政治翻滾田土,連帶土地政策亦能從農業中微微探知。周思中說:「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去想,究竟農業和甚麼相關呢?農業和整個香港的人口、土地規劃是否相關呢?我覺得這就是政府最需要重新去想的事情。過去的幾十年,我們就是先想香港要居住幾十萬人、一百萬人,香港要變成一個以服務業,甚至以賣地和旅遊為生的地方,訂好了所有相關的政策和基建,之後我們才想農業是否還要繼續呢?農業是否應該轉型為休閒農場呢?休閒農場的重點就是農田不是用來生產的,而是讓人休閒的。因為他們在城市已經吃飽了,所以要去新界消閒。因此香港才會成為百分百的FOOD DEPENDENT。我們從來沒有說要香港百分百禁止食物入口,只是香港終究有很大片的農地,而且是非常優良的,如果這些農地全部放出來讓人耕種的話,可以供應香港一個合理百分比的食物。」

香港常言「尺土寸金」,大幅田地,被視作本地發展的重要財產,農業耕作只能讓步。周思中預視,香港農業的未來轉向將會是小農耕作模式。一方面是條件限制,另一方面是與能源、垃圾的有機融合,亦是農業與社會、環境接軌的趨勢。Jenny回應到:「現在無論是外國還是香港的朋友,看見我們的農場基本上是用人手操作,就會笑說我們簡直是新石器時代。我們農場唯一需要燃燒石油的是打草機。如果我們的農場一超過某個SCALE,我們就可能需要用機器了。所以我們現在的運作模式,就是要配合我們需要有多少人去照顧一個一萬四千尺的農地。我們不倚賴燃油,所以慢慢會傾向究竟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小型農場,一年是在SERVE多少個家庭,多少個人。而我們放在這個農場的肥料,例如豆渣、魚肥都是人們不要的東西,所謂你會丟到堆田區的東西。我們吸納了多少這些所謂的垃圾,達到循環再生的作用呢?我們就是希望不依賴能源、燃油的方式去經營,這樣若一個人想投入農業,亦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土地投放自己的資源。」

小農耕作,缺乏一個完整的體系支撐,其中不同環節如銷售、運輸與流通等亦需要考量。除了集約式的「蔬菜統營署」,香港亦逐漸出現因應小農模式的配套。Jenny分享道:「例如有一個朋友在科學園辦了一個『媽媽市集』,有一班很關注食物安全問題的媽媽,他們自己設立一些網絡去找尋一些本地的小農與食物來源。另外我也認識有人試圖想做中間人,他有一輛車,試試可否幫忙把小農的產物運給餐廳或食肆。」

文化觀念的轉變

城市生活切割我們與食物的連結,農業正是其中的樞紐,將我們帶回與食物親密的連帶之中。但為什麼我們總會忽略農業?周思中認為這與我們城市的整體意識形態、制度體系有關。「我們真的需要在文化上確立農業對一個地方的意義。我們常常說『本土』,但這個『本土』是沒有天氣、泥土、水源、太陽、風向。現在的人DEFINE自己是甚麼人,必定和他小時候住在甚麼地方、小時候的飲食習慣、專門出產甚麼東西。其實農業和地方的文明平行地發展,這就是DEFINE那地方的人的身份。」

然而,我們已經開始目睹改變,大眾對農業加強了關注,周思中亦認為,文化觀念的轉變是本地農業的必然趨勢之一,因為大家已了解到香港無法再以過往的方式走下去。是故,我們看到不少教育團體針對農業的學習,如生活書院;亦有更多的導賞團與市集等出現,扭轉大家對農業固有的破舊想像,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馬寶寶。周思中與Jenny打理的生活館亦與不少辦學團體或大學合作,邀請學生到此嘗試耕作。周思中透露,一年裡有約過千的學生長期或短期地到生活館學習和體驗。生活館最近更舉辦「有種電影節」,一方面能聚合更多關注本地農業的人,另一方面亦試圖拔除根植於文化概念上對農業的歧視或漠視。「我們可以做及應該做的,就是在很有限的規模底下把這些概念傳開出去。更直接的就是讓他們用你種的食物代替原本他們從其他渠道得到的,這樣轉變的潛力和效果是很大的。當你知道種東西給你吃的人是誰,用的是甚麼方法,在甚麼地方,你馬上會擴大了很多食物對一個人的意義。我們對食物的看法很狹窄,太過薄弱和蒼白,只有新鮮與否、好不好吃、有沒有試過、品味的象徵等等。所以教育的作用就是這樣,在我們這裡進進出出的人也好,他們起碼在正規的課程以外,愈來愈多老師接觸過這些資訊以後,便會在有限的情況下,帶學生來我們這裡經歷和體驗。」

因此,近年明顯增加了年輕農民的數目,訪問期間亦見生活館有不少年輕人幫忙。人多了,土地卻依舊減少。周思中坦言,農夫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應該是政府,例如建設農業的基建,在政策的考量上別放農業於末端。不過,在發展的巨輪下,二人仍對農業保持樂觀,「1980年的時候已經有人在嘖嘆香港的農業快要死了,但三十年之後我們仍然在說同一番話。巨輪一直在轉,但我們仍然是死唔去的。」從一對新婚夫婦中聽到這樣的說話,我覺得,本地農業,仍然有未來,有得搞。

(原刊於《號外》一月號。Text by 蔡倩怡  Photo by Noel Jones、謝至德、Vik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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