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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威權之上,必然要有公理

2015/9/13 — 13:51

將近二十年前,我曾經在政大中文系客座開設過一門課程,叫做「台灣現代詩的抒情傳統」。會開那門課,取那樣的課程名稱,當然是受到楊牧的影響。

再往回溯,三十多年前,我進台大唸書的第一年,當時居住在美國西雅圖,任教於華盛頓大學的楊牧,藉年假回到台灣,在台大外文系客座教書。他開的課,其中有一門就是「英詩的抒情傳統」。那門我上過、感動過的課,後來留下了一個傳奇。對台灣現代詩有興趣、有所涉獵的人,應該都知道、也都應該知道這個傳奇。

楊牧為詩集『有人』,寫了一篇後記,開篇說:「兩年前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在雨聲中醒來,屋子裡寒冷刺骨,到觸犯著嚴重的潮氣。我坐在冰冷的書桌前喝茶翻書,聽見窗外車馬喧嘩夾雨聲以俱來,有時更超越了雨聲,震動我脆弱的想像神經。那是基隆路南來北往的交通流程。我聚精會神思索了自己的精神去向,很快就將那噪音置之度外,援筆寫了一個冗長的句子:『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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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記得那整個上午都在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雨水時大時小,但曾幾何時室內的陰冷已不再困擾我,而室外車馬的喧嘩更早已失去平時撼人的聲勢。我寫了三分之二,午後帶到台大,正好那天下午我的『英詩』班上期末考。我把卷子發給學生,就坐在講台桌前振筆疾書。偶爾文思凝滯,抬頭看教室裡一張張認真的臉,不免豁然開朗,悲戚和快樂交織昇華。下課鐘響的時候,學生們交卷,我一首詩的初稿也完成了。」

那不只是一首詩,那是一首經過時間淘洗後,證明其為經典的長詩。就寫成於「英詩的抒情傳統」的期末考監考過程中。在詩中,詩人艱難地與一位困惑於「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的年輕人對話;在現實中,詩人處於一個曖昧的情境中,被眾多年輕人包圍著,理論上在學校工作,實質上除了靜坐台前的象徵性意義(監考)外,別無他事。如此情境中,寫下如此迂迴、辯證的長詩,詩的完成,本身就具備了一種「抒情性」,一種楊牧課堂上試圖藉由英詩來呈現、傳遞給學生的「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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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詩本身,看起來不那麼「抒情」,使用了乍看極為直白的表達方式: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
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碼
年齡(窗外在下雨,點滴芭蕉葉
和圍牆上的碎玻璃),籍貫,職業
(院子裡堆積許多枯樹枝
一隻黑鳥在撲翅)...

如此不起眼的開頭,經歷了近百行的推移、遲疑、自我辯難,詩的最後,湧發出我們不曾預期的力量: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不容增刪的信裡
我看到淚水的印子擴大如乾涸的湖泊
濡沫死去的魚族在暗晦的角落
留下些許枯骨和白刺,我彷彿也
看到寫在他成長的知識判斷裡
濺開,像砲火中從困頓的孤堡
放出的軍鴿,繫著疲乏頑抗者
最渺茫的希望,...
...
讓我們從容遺忘。我體會
他沙啞的聲調,他曾經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風雨
計算著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響導的使徒
他單薄的胸膛鼓脹如風爐
一顆心在高溫裡熔化
透明,流動,虛無

我並沒有坐在那間楊牧完成這首詩的教室裡。因為我唸的是台大歷史系,不是外文系。我得應付我自己歷史系的考試。大一上學期,有兩門考試,留下了讓我終身難忘的記憶。一門是「考古人類學導論」,我考得一蹋糊塗,最後得了幾乎是全班最低的六十二分,卻也因此刺激了我在寒假中認真閱讀了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從而開啟了知識上的一扇大窗。另外一門,唉,是「大一英文」。

「大一英文」我考得並不差。尤其是放在全班哀鴻遍野的成績中,至少我得的是及格的分數。班上有一半的同學都被當掉了。這樣的考試成績不算意外,經歷過的學長姐早就警告過我們了。然而,有所預期是一回事,能夠心服口服接受是另一回事。成績公布,引爆了班上同學對於英文老師的累積不滿。

我們正處於我們自己對於「公理和正義」的情緒風暴中。關於老師、關於考試,在老師獨斷的威權之外,有「公理和正義」嗎?這是我們一群歷史系大一學生心中真切、無可逃避的問題。

在那時候,我就深深相信、不讓步地堅持:有。老師不是永遠都對,在老師,在一切威權之上,必然有、必然要有公理,必然有、必然要有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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