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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洛》— 失去了小辮子的藏人

2016/10/29 — 19:15

《塔洛》劇照

《塔洛》劇照

(筆名:塵海)

有幸在香港亞洲電影節中觀賞到西藏導演兼編劇萬瑪才旦新作《塔洛》,電影上年度早已揚威海外,入圍威尼斯影展,並在金馬奪得最佳改編劇本,唯香港始終沒有發行代理,實在可惜。

在西藏拍攝的電影不常見,而且大多為漢族人主導,若以一個外族人去拍攝西藏題材的電影,無論你對那裡多熟悉又或者搜集幾多資料也好,始終或多或少都會帶有一種外來者獵奇的視覺,往往不能捕捉最原始純粹的本土味道,簡單來說就是不接地氣。《塔洛》之珍貴在於由一位土生土長的西藏導演去寫去拍,兩位主角與不少主創人員一樣為藏人,拍出來自然真誠寫實,不用加鹽加醋,觀眾不難感受到創作者對西藏一切的瞭如指掌,熟悉得就如紀錄自己的生活一樣,外人絕對模仿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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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與世俗化

故事十分簡單,純樸的藏族牧羊人塔洛因為申領身份證,從大草原走進市區警察廳辦理手續,期間遇到一位理髮店姑娘,繼而發展出一段似有還無的感情。影片開首第一段,塔洛在警察廳一字不差的把《毛語錄》一段《為人民服務》背出,字字鏗鏘背後卻搞不懂字意,分不清司馬遷、張思德是何許人,只知道自己繼續安守本份,做好牧羊人,死後則比泰山還重。當警察廳所長問他出身資料時,能夠把長編大論背誦下來的塔洛,卻記不起自己出生於何時何地,年齡亦早已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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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派出所後,塔洛走到照相館,一對中年藏族夫婦正拍攝結婚照片,硬照背景由拉薩轉到天安門,由天安門又轉到紐約,服裝亦由傳統藏服換成西裝去迎合紐約背景,誰不知換裝後二人周身不慣,擠也擠不出笑容,後來唯有借來塔洛隨身攜帶的幼羊作道具,才能真誠的對著鏡頭自然笑起來。電影頭二十分鐘已經彷彿向觀眾暗示了,這是一個關於傳統藏人身份認同的故事,同時間亦有意呈現當藏人面對世俗化,以及外來文化衝擊時的水土不服。

電影中的角色清一色為藏人,但當中只有塔洛一人過著原始牧羊人生活,其餘早已出走,接受城市生活,講的是漢語,寫的是漢字,早已融入社群,電影中心也沒有糾纏在城鄉差距的矛盾之上,只聚焦於個體。

在離開牧羊人身份前的塔洛,活在一大片荒原之上,每日如是放羊趕狼,努力「為人民服務」,生活簡單樸實,一片荒蕪的原野就如塔洛的純真簡樸。從淨土走進喧鬧的城市生活,塔洛面對的不再是以往三十年如是的簡單生活,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早已被世俗化所污染的世界,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彷彿再沒有他的容身之處。出城後,他遇上的洗髮姑娘楊措成為了他面向世界的一度橋樑,她是一個早已「走出大山」的藏族姑娘,也象徵著一種世俗的誘惑。

導演喜愛透過生活細節描繪兩種文化的差異,頭髮、卷煙、座姿、流行歌、等等不同生活元素成為了電影的一種符號。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下他可以放聲高歌,困在房子裏無論怎樣都總是唱得不夠自然;一個人在荒野隨意坐隨意企,在卡啦OK裡則要裝一個「文明人」的模樣,種種外來文化的衝擊使塔洛漸漸開始迷失。後來楊措甚至要求他把多年的長髮一下剪掉,刻意「融合」社會。最後失去標誌小辮子的他,彷如過去的身份被閹割,喪失本我,過人的記憶力也隨著剪去的辮子一同消逝。警察廳所長道:「沒有了辮子,別人看你的身份證根本就不能把你認出。」

黑白攝影與長鏡頭

《塔洛》不緊湊,沒有高潮迭起,但很耐看。當現今電影不斷追求攝影上突破的時候,《塔洛》一切回歸基本,去蕪存菁,將我們一直認為色彩斑斕的西藏拿走色彩,回歸黑白二元,就像塔洛一直生活在那個簡單的世界。黑白影像建構出獨樹一格的視覺風格,每個鏡頭動以分鐘計,沒有任何Camera Movement,可是鏡頭每每雖長卻不膩,長鏡頭亦使觀眾成為了銀幕背後的偷窺者,靜靜地窺探角色的一舉一動,感受著角色的愛與痛。

另外,長鏡頭亦更有利於觀眾閱讀銀幕上的一切,讓觀眾留意到平常很容易被忽略的背景細節上。例如塔塔吸的卷煙,一直在畫面不能消散;歌廳裡歌手的橫額,左邊穿現代服裝,右邊則穿傳統藏服;草原上永遠一望無際,在城市裏,他的framing永遠都被一層又一層的框架所困住;結尾派出所背景「為人民服務」五字在鏡子倒映下反轉了。種種精巧設計,都成為了一層又一層的Subtext,為影片提供養份。

《塔洛》無疑是近年亞洲電影的一部佳作,在充滿計算較勁的商業市場底下,電影更顯得誠實。一個族群,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底下,應該如何立足自處,成為了西藏導演萬瑪才旦結局留下來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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