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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孩子:從原住民處境看見香港

2016/3/17 — 18:52

香港人看《太陽的孩子》,也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

香港人看《太陽的孩子》,也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

【文:楊阿倫】

執筆之際,古洞剛好發生拆遷事件。在「土地問題」持續、「地產霸權」日益猖厥的今天,香港人看《太陽的孩子》,也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太陽的孩子》的故事很簡單、整體演出稍為幼嫩,但是故事背後,關於台灣原住民的問題盤根錯節,筆者覺得今日的香港觀眾在觀影之後,會對戲中原住民的經歷有所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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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少數之糾結

原住民作為台灣的「少數族裔」,《太陽的孩子》嘗試從不同方面呈現了原住民在台灣生活面對的種種困難。電影開場呈現的學運(想是影射前年的太陽花學運)之中,交代女主角Panay出場的一場,便關於她任職的電視台拒絕關於原住民訴求的新聞播放。似乎原住民即使發聲了,也不能得到主流傳媒的重視,哪怕只是數十秒的新聞報導。故事開展,鏡頭跟隨的幾個主要原住民角色,也是因為其原住民身份而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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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Panay在年少時因為羞於其原住民身份,把國語講好得「不像原住民」,被封「部落之光」;後來她回部落欲試復耕,也飽受有權者以至同族人白眼;男主角(?)劉聖雄則不但改了漢族姓名,更加熱心地擁抱政權的「發展思維」,要以城市發展思維改造在政權、以至在他眼中「落後荒蕪」的部落;至於Panay之女Nakaw,在電影中也甚少用原住民語說話(她與弟弟在家中的對話基本上都使用國語),除了瞞著母親跳舞賺人民幣、隨故事發展還想賣地換錢,似乎相信將部族文化變賣,是生活得更好的唯一出路……

原住民的身份,在一方面使得一代一代的原住民感到羞恥、希望令自己變得「不像原住民」、以至於融入主流漢人文化。另一邊廂,也不乏用原住民身份攀升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人。例如片中堅持發展、拒絕撥款予水利工程的鄉長、勸說村民賣地的劉聖雄以至拆遷時協助鎮壓的警察,也都是原住民出身。這令原本看來單向的「強勢民族壓迫少數族裔」變得複雜:一切聽起來似曾相識,以本族人統治是殖民者都愛用的統治技術。台灣漢人對原住民如是、「以華制華」的港英殖民政府如是,那麼「港人治港」又是不是同樣呢?

於是《太陽的孩子》的矛盾,也在於原住民本身如何面對自身生活困境。到底堅守自己的文化、面向未知的將來;還是「出售」自己的根本、繼而擁抱資本主義帶來的「舒適生活」?而要回答這個兩難的,當然不止《太陽的孩子》的原住民。

看見香港的倒影

電影中關於拆遷的部分,相信令關心香港土地正義的朋友都看得心有戚戚然。發展商先是以「發展旅遊熱點」的願景作招倈,承諾提供每位原住民工作機會;到後來被村民拒絕之後,出動怪手、推土機強行摧毀復耕土地作物,兩種手段目標一致,都是為了讓商家能夠被政府提供的政策資金餵食。這種「拆遷式發展」也是中、港、台三個地產狂飊地區的風土病。

我們可以從建制派(更準確而言是既得利益者)立法會議員,如何氣急敗壞要利害相關的發展方案得到通過、與及近年開始頻繁發生的拆遷事件,看到香港的同樣命運。離奇的超支、審議大工程與小福利的雙重標準,同樣是香港人的切膚之痛。這些都不是預言,已經是眼前的現實了。

《太陽的孩子》的結尾,部落似乎因為復耕而再次團結在一起。可是另一方面,Nakaw也將會到台北升讀國中。她也要像她母親一樣,在對自己根源的矛盾心情中成長嗎?她有朝一日回到部落,會是珍惜還是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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