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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紅十字會學校的日子(五)

2016/11/30 — 11:54

作者做完手術後醒來,馬上想落地試行,誰知痲醉藥已過,傷口撕裂,痛得大叫,要我打嗎啡止痛。(資料圖片)

作者做完手術後醒來,馬上想落地試行,誰知痲醉藥已過,傷口撕裂,痛得大叫,要我打嗎啡止痛。(資料圖片)

我們對紅十字會學校極之不捨。畢業了,在外面讀中學,每個星期還是回去和姑娘見面。學校放長假,我們甚至在紅十字會學校留宿。即使過農曆年,我們都是在家吃過團年飯,翌日便回紅十字會學校去,不會在自己家久留的。到今天,我都不愛回家,總愛在外面流連,不知是否當時養成的習慣。

紅十字會學校的生活極其愉快,所謂正常學童的反斗百厭,我們一樣經歷。話說有一年做體格檢查,所有男生都穿一條三角褲,站在宿舍走廊盡頭等候量高磅重,那兒接近廁所,廁所上方有一排氣窗,望出去是學校中間一片大草地,是我們經常踢足球的地方。我和幾個同學忽而起哄,一起爬上氣窗,看看外面。我剛爬上去,一個頭幾乎伸了出去,姑娘卻突然走向我們,嚇得大家很慌張,七手八腳的把我抱下來,不小心右腳插在牆壁的扶手上,一扭便扭傷了腳部的筋骨,痛得要命。立即去了醫院,做手術,後來由右腳腳踝一直打石膏至腰部。

做手術時,一個痲醉氣罩放下來,我就像死去了一樣,什麼知覺也失去,所以我覺得自己是接近過死亡的。大學一年級時,有晩外出看電影,在斑馬線上被一輛客貨車撞倒,我亦經驗過相同的感覺,登時暈厥過去,昏睡了十多小時,什麼意識也沒有--如果不蘇醒過來,這就是死亡了--其實也不外如是,沒有什麼值得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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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做手術前,我的右腿還是很靈活的,也有力着地支撐自己,做完手術後醒來,我生怕自己不能回復以前的靈活程度,馬上想落地試行,誰知痲醉藥已過,傷口撕裂,痛得我大叫,護士要替我打嗎啡才能止痛。

我性格就是如此,有冒險主義傾向,所以政治上左傾,投資方面也十分進取。我是唯物主義者,相信一切都是有原因和可以解釋的。一個人一生人走什麼路,不會無緣無故。據說我出生時重十磅,乳名叫大舊,想是一定要掙扎一番,才能走出母體,所以我相信自己是奮力求存,生命力強盛的人。年事漸長,我發現,我有些性格跟母親很相似,一定是遺傳的,譬如我們兩人都很「八卦」和記性極佳。我也不知自己為何常常記得一些跟自己沒有關連的事物。有天有人拿著一張1971年「保釣」運動被捕名單來問我有誰被遺漏了,我一看便說是陳彼得(中大一名學運份子),其實我都不認識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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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就是這樣奇特,要記的,偶爾會遺忘;不刻意記著的,又出奇不意在腦海浮現。回憶,就是讓我們重新走一次,從斑駁的歷史痕跡中,重組時代的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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