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我在紅十字會學校的日子(四)

2016/11/29 — 11:37

1972年聖誕,攝於紅十字會學校窗前,由左至右:沈昭明、我、大福。

1972年聖誕,攝於紅十字會學校窗前,由左至右:沈昭明、我、大福。

其實,我對院長高(寶樹)姑娘也有情感依戀,只是她十分鍾愛孤兒楊嘉華,視他如親生子,又讓我感到失落。依戀姑娘這種情感,不難解釋。紅十字會學校的姑娘真的非常有愛心,做這類工作真要有點犧牲精神。像高姑娘,專業是護士,本來可以有更好的發展,卻選擇來了這裡,渺無人煙,平常很難有社交,平白犠牲了自己的幸福。所以她一生沒結婚,紅十字會學校就是她的家, 我們就是她的子女。她日常去官塘辦事,例如買菜,都會帶我們去,又常請我們去餐廳吃東西。六十年代尖沙咀有名的雄雞餐廳,喝美味的羅宋湯,便是高姑娘帶我們去的。感情是雙向的,日子久了,很容易生出互相需要的感覺。

從我的角度,我也明白為什麼對幾位姑娘都有所依戀。我父親早逝,母親要打理洗衣舖,沒時間呵護我;而她本身又是一個女強人,喜歡獨來獨往,不會對子女太細心。我一直很缺乏所謂傳統的母愛,所以很自然把姑娘當作最親密、最想依靠的人。

那段時間,我對高姑娘的感情一定比對母親更好。或許我也不自覺地把她當作母親,很希望完成她的期望。不知是否她是護士,她很渴望我們成為醫生,不斷地向我們灌輸這個意識。中學會考,雖然我的物理和化學只有D級,報讀預科時,為了不讓高姑娘失望,竟然選了理科。結果讀得很吃力,一個月後,還是要轉讀文科,否則進不了大學。

廣告

高姑娘對我真的好,中學時沒錢買書,她私下給我買書錢,所以我不想辜負她的期望。中學會考考完最後一科那天,她駕車來接我去吃飯和看電影慶祝,一天之內竟看了三部電影,近乎縱容的愛錫,恐怕親生的母親也做不到。

高姑娘性格很平和,可是她很年輕就過身。四十多歲,因肺癌而終。是我送她入聖保祿醫院的,我感到她很驚慌,真的懼怕死神到臨。她的病情惡化得很快,不到幾個月,便陷入昏迷狀態。我去探她時,她已不能說話了。只能替她抹眼淚。她本來和獨身的哥哥及已婚的弟弟一家要好,尤其疼愛侄兒和姪女。只是久病床前無孝子,他們後來對她也很冷淡,病情愈深,便愈少探望她。那個年代的人,情感是很真摯的,對別人付出很多,卻不一定有所回報。她的死,很惹人傷感。在她的葬禮上,我們一個一個扙著拐杖致祭,輪椅一輛一輛,擠滿靈堂。曾經和她朝夕與共的我們,對高姑娘懷念至極,哀痛莫名。

廣告

不僅姑娘待我們好,紅十字會學校的物理治療師都是很友善和開明的。我記得替我做物理治療的姑娘叫McCarthy,加拿大人,她從沒因我們傷殘而阻礙我們活動。她一樣要我們參與戶外活動。外國人的Can Do 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有次我們在赤柱游水,我不小心掉了眼鏡,不知是哪裡來的勇氣,我竟然相信潛下水底去就可找回。這是McCarthy教的。宿舍後面有座山,她就領著我們去爬山。外國人的教育方法,比較進取,也帶鼓勵意義,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有價值。她使我們相信:即便傷殘,人家做到的,我們也該做到。這種意識,跟當時的華人教育觀念很不一樣。所以我們雖然傷殘,經她訓練,大部份都很有自信。對陌生事物不太恐懼,見陌生人也不自卑。

除此,McCarthy也帶我們進入當時的歐美流行曲世界,她買了第一張Beatles唱片給我們,教我們聽歌學英文。至今我還記得第一首曲是《Love Me Do》。這是我認識國際的第一步。

然後,又有一班來做義工的哥哥姐姐。其中一位我們叫他大福的,在高主教中學唸書,同班同學有謝家駒和陳國樑,都是學界較有名的人物,進入大學後相繼認識。每星期大福和他弟弟細福一起來做義工,和我們一起玩樂。直至我唸中學,他每星期也會約我,不是一起回紅十字會學校,就是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兩個人就在卜公碼頭談天,每次至少談四五小時。大福有家庭問題,所以和我們一樣,對紅十字會學校也有情感依戀。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