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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攝像機交給孩子是一種賦權

2015/12/4 — 15:19

【文/沙垚】

【破土編者按】《180台DV的故事》是一部探索中國偏遠地區青少年兒童內心世界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在「無人陪伴」時孩子怎樣生活,表達了孩子們內心真實的聲音和願望。讓DV這樣的時代科技也走進孩子們的生活,讓孩子們最自然的生活也呈現在公眾的視野中,也是一種賦權的嘗試。

如果給每個西部孩子一台DV,他們會記錄些什麼?他們的每一天是怎麼過的?如果沒有大人的介入和干涉,他們會怎樣思考這個世界和社會? 2013年9月,一個公益組織把180台DV免費發放給四川省蒼溪縣72所學校的2000多名孩子,老師教給他們簡單的拍攝技術,任孩子們在6個月的時間裡自由拍攝,試圖藉此探索農村教育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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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動人的幾個鏡頭

從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到西部山區留守兒童的群像,孩子們拍出來的學校、家庭、村莊、田野、自然,與我們想像的很不一樣。有一個叫做王俊康(化名,以下均為化名)的男孩拍攝了自己的妹妹常常呆在電話旁邊,或者拿起家裡的電話,在話筒裡跟媽媽講話,她希望聽到媽媽的聲音;她還常常跑到村口,朝著遠方呼喚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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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用三腳架把DV架起來,拍攝自己一個人在家裡掃地、做家務,還拍攝了他在河邊,用一條繩子和一根木棍做成的鞦韆,每天放學回家,他就一個人在這裡玩鞦韆。

曉純連續四天,都在河邊拍攝河裡的水草、枯草、落葉、河水,日復一日……

孫小兵記錄了他每天和家裡動物的對話,讓我動容。他對牛說:「你一下吃這麼多啊?」他對小狗說:「你真孤獨,一個同伴也沒有……你到底在吃什麼?你又要走了,再玩一會兒嘛……」他對雞說:「好可愛的雞!」他對豬說:「好可愛,你們生活的環境怎麼這麼髒啊,你們到底在幹什麼,有沒有聽我說話?」……

孩子們最期待的是過年,爸爸媽媽會回家。張盼的鏡頭一直不願意離開爸爸,王俊康的妹妹一下子就撲到媽媽的懷裡。過年,是他們全家唯一可以團聚的時刻,有時候甚至幾年才能團聚一次。張林林記錄了家人團聚吃蛋糕,奔跑著抹蛋糕的快樂。

但過年是一個關,有時候顯得殘忍,或者說是一個諷刺。本該是日常的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不過是一家人一起吃飯、看電視,在孩子們的鏡頭里,卻成了慶典與狂歡。 「相見時難、別亦難」,分別時王俊康妹妹的嚎啕大哭打動著每一個觀眾。因為,她可能一年或者兩年之後,才能再看見她的媽媽。

還有一個鏡頭,一個孩子的父母去學校看她,她的同學用DV全程記錄了這次相見:見面之後,三個人都在哭,一直哭,反反复复就只說了一句話:「你要好好學習。」

傳播學的反思

看完這部片子,我的第一感受是,做留守兒童的干預,真的應當從孩子們的需求出發,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在此基礎上進行賦權。

批判教育學家Paulo Freire有一個關於權力關係的觀點,即「被壓迫者並不是邊緣人,不是生活在社會外部的人,他們一直處在內部——處於使他們成為“為他人的存在”的結構內部」。解決的辦法不是將他們融入「被壓迫者結構,而是改變這一結構,使他們成為“為自己的存在”」。這種成為「為自己的存在」的思維和行動的能力,其實就是獲得改造社會的主體性的過程,就是賦權。

中國社科院的卜衛老師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小學語文課本里有一篇《司馬光砸缸》,寫司馬光繞過假山。農村孩子不知道什麼是假山,因為他們沒見過假山,見到的都是真的山。儘管中國兒童有70%左右是農村兒童,但因編課本的老師是城里人,農村兒童的經驗和知識(關於真山的經驗和知識)就被邊緣化了。但是,他們的經驗應該受到尊重,應該成為社會文化的財富之一,或者發展法律法規或製度的來源之一,而不應該被看作「異類」。因此,她說,作為研究者,我們不應該習慣性地將研究假設建立在自己所代表的人群的經驗之上。

因此,卜衛老師認為讓流動/留守兒童發聲,鼓勵孩子們通過戲劇創作、圖畫討論和自辦雜誌、廣播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創新能力,讓他們學會利用媒介,表達自己的意見,通過媒介參與影響社會,進而促進社會公平。換言之,這也是一個政治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孩子們不是被動的接受自上而下的一種所謂的「正確的價值觀」和「精英品味」,而是參與其中,在行動中學習。通過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調動他們熟悉的本土經驗和地方知識,獲得自己的主體性和發展。這不僅對他們,對我們研究者本身也是一種學習。

這個片子,如同一個窗口,展現了一個並不遙遠卻未曾打開的世界,亦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自己的種種偏見,讓我們反思,或許正是我們自己參與建構了這個不公的世界。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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