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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去日已遠的港大文學院

2015/2/3 — 14:29

日子漸遠,記憶卻近。1971 年 8 月,最後一個星期,第一次踏足陸佑堂。

開學之前,許多興趣會社都搞迎新,這是舞蹈學會,我當然有興趣。寬大的陸佑堂變成了 grand ballroom,男一排,女一排,全埸最漂亮的女生剛好排在我對面。當她牽着我的手,教我跳蛇舞的一剎那,我深覺掌握到報讀港大的意義。

我讀文學院。但她, Iris,讀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在紐魯詩樓 Knowles Building 上課,文學院在 Main Building。 那時沒有人叫「本部大樓」,都叫 Main Building,或乾脆貪方便,叫陸佑堂。雖然,正確說,那是紀念馬來西亞華僑陸佑博士的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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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天,本部大樓仍是港大最有學院氣派的建築物,沒有人敢說它是殖民主義遺物。地下一層正中是陸佑堂,外展呈田字形的長廊,圍抱着四個庭院,前面兩個有參天挺拔的棕櫚,後面兩個有圓形水池。規劃莊重,平穩對稱,卻框不住活潑自由的學術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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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能展耀港大精神的,就是高掛鐘樓頂的香港大學校旗。除非刮風下雨,綠色的校旗每天都迎風招展,配合着棕櫚樹頂的闊葉,同一拍子舞動,直至下午六時才緩緩卸下。每天陞旗收旗,在靜默中進行,沒有儀式,沒有人觀禮,更沒有人眼泛淚光。但於我而言,它歸納了「明德格物」的百年古訓,是港大精神的表徵,是傳統的見證。

我修讀中文中史,第一年必須副修另一科,我選了 Geography。那時地理系在二樓東翼,長廊靠牆的一邊,是一排玻璃櫃,陳列着博物館級數的岩石、化石、珊瑚。有些櫃沒有上鎖,隨時可以把玩鑑賞。

那時,本部大樓對開西北角隔着大草坪,有一座鞋盒形的玻璃與金屬建築物,是化學大樓 Chemistry Building,大草坪就叫 Chem Lawn。第一堂地理課,Mr. Talbot 批出的堂上習作,就是將 Chem Lawn 四圍的地形建築繪成地圖,全班怨聲載草。我親愛的地理系同學,竟沒一個製圖專家,除了我。我慣了寫生,就地畫圖,毫無難度,很快便畫好。一式兩份,兩份抄四份,四份抄八份… 一小時後交習作,全班及格。牛刀小試,儘管鋒芒,到學期尾考試,只有一人肥佬,是我。

帶科陞班,不敢再讀地理。打聽到最易及格的是統計學,我即時報了。還有另一原因,統計學屬於社會科學系。即是,在紐魯詩樓上課。即是,我碰到 Iris 的機會多了。

不過,我並非只懂放注意力在女生身上。在學生會大摟與 canteen 一帶,我留意到許多有社會使命的年輕才俊:程翔、楊森、林煥光、陳毓祥… 我尤其記得程翔的「為人民服務」 帆布書包。

本部大樓地理系相對的另一邊,是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懶稱 Compare-Lit)的地頭。那不是我的選科,但也混過一段日子。事緣三年級那年,他們在大會堂公演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的《四川善人》,我姊姊翻譯中文劇本兼任女主角沈德,她找我來設計佈景兼飾表哥。

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摒棄寫實的舞臺設計,因利乘便,我大搞抽象潑漆。在 Compare-Lit 對開的平臺,排列着十幾幅 1米乘 4米的帆布畫框,連續整個星期施工。期間,或駐足而觀,或閒聊幾句的,盡是一時俊彦,有丘世文、陳冠中,還有文學院校花王超賢。

相比之下,中文系的日子平淡得多。修讀中文中史,給人的印象是沈悶呆滯。而事實上,的確如此。我比較喜歡趙令揚博士和何沛雄博士的課,而黃兆傑博士勝在自我陶醉的臺風。他一節課平均抽三四枝煙,唐詩宋詞被他薰得醉生夢死。有次,一大班同學在他家中開派對,我喝得比他還醉。

當年的中文系(現在改稱中文學院)在本部大樓頂樓,剛好是 Compare-Lit 對上。這個頂樓部份似是加建,其餘大半是沒蓋的天臺,穿過中文系兩旁的辦公室,直出兩扇大門,豁然開朗。我閒來躲在天臺的小塔樓裏,晴天看海,雨天聽雨。

那時,天臺還是鋪着大塊的紅泥方階磚,古色古香,現在都蓋上了瀝青,大煞風景。有一年,我們忽然愛上了踢毽子,踢了不少上中文系屋頂。又一年,我們忽然愛上了放風箏。中文系的秘書先生一見到,便氣急敗壞跑出來叫停。我們故意搗蛋賴風猛,收不到線,越放越高。明德格物校旗在風中習習作響,似為我們打氣。

文學院遷出本部大樓,不少人握腕歎息。更令我痛心疾首的,是鐘樓頂再見不到明德格物校旗。回歸之後,每天懸掛校旗的傳統被廢,代之以所謂禮儀守則,校旗旁落,禮樂崩壞。近日,大學學術自由備受威脅,《學苑 》言論自由面臨壓迫,恢復每天在本部大樓鐘樓高懸校旗顯得更具意義。因為,這不僅顯示港大不畏強權、捍衛傳統的決心,更能表彰港大師生「修身明德、格物致知」 的學術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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