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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不是的訪問(一)

2015/1/4 — 11:53

前言

一直想寫一個誰也不是的訪問。也就是說,沒有所謂人生起起跌跌的人的訪問。不,起起跌跌總是有的,可是大多數人起的時候沒有很起,跌的時候沒有很跌。這些人聰明,可是不是超級聰明;有勇氣,可是不是超級有勇氣;喜歡跑步,可是不是超級喜歡跑步。你在他們身上不會找到甚麼為了xx甘願yy最終zz的故事,所以這些人基本上不在傳媒出現。

然而他們是世界的絕大多數。他們也很可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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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有個編輯讓我寫”反映香港人”的稿子,最終我就寫了這個訪問。其實這是好多個月前的事啦。九千字,雖然很長,但對一個無起無跌的人來說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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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和他父母同住。在一般的日子裡,他會在家吃早餐,然後乘坐地鐵出門工作。香港鐵路的載客率已經超過 100% ,議員穿沙甸魚罐頭服在車上抗議通勤擠擁,保羅就在這擠擁的地鐵上掏出 iPad ,默默閱讀當日新聞。

新聞太多,資訊泛濫,他只匆匆瞥眼,轉瞬便已到站。然後,保羅融入那人人西裝襯衫的上班潮流裡去。九點鐘,人潮把他帶到辦公室。那是一家銀行,不是最大規模,但也並非名不經傳。保羅是這家銀行的副總裁。與新入職的薯頭不可同日而語,但也不是權傾天下的高層。一如香港無數銀行辦公室的案頭那樣,保羅工作的桌上擱著電腦、電話、名片、文具、文件。

他喜歡文件,喜歡閱讀來自營銷部門的借貸計劃書。分析,然後盤算如何處理,是否合適把公司的錢借給這個或那個客戶。他有他的審批權限,金額低於這權限的便由他調配。高過權限的便上呈。這便是他幹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工作。這個世界有各種各樣的人,有人喜歡當前鋒,享受入球的喜悅,有人則愛守龍門,只管站著盯視皮球。保羅喜歡當守門員。對於這份工作,他感到滿意。

當守門員基本上不用見客,也不必應酬,自然也就沒有三更半夜突然應付客人來電的必要。因為任職的是商業銀行而非投資銀行,雖然忙,但也沒有忙到通宵達旦的程度。要加班,但不長,七時許可以離開辦公室。有時保羅去跟朋友吃飯聊天(吃得不多也不少,但一定要有菜),但盡量不會選在周二和周三,因為上午有會議要開,他下班後希望能早些回家休息。沒有約會便逕直回家。一直想十一點前睡覺但總是改不了拖拖拉拉的習慣。話雖如此但也只是拖拉數十分鐘,凌晨前便睡下。

有時一覺睡到天明,有時睡不好,三、四點醒來便無法入寐。只好等到七點,起床,吃早餐,閱報,上班,周而復始。

他想,做人不應隨波逐流,不應在工程業興旺時跑去當工程師,投資銀行業務蓬勃又去做 I-Banker 。找一份工作,職務與自己相稱,便好好幹下去。

作為一個守門員,保羅確實是做得不錯的。他還記得在九十年代初,曾經試過兩天內接到三家獵頭公司電話。「那時我也沒離開。加薪水也沒有走。」他說。

「為甚麼?」我問。
「公司很不錯,與同事相處又好,就不考慮轉職。」
「有句話說,魚不過塘不長肥……」
「我知道。沒有叫你不走,只是不要轉得那麼頻。」

保羅把他點的炒青菜送進口裡。那時候我們在觀塘 APM 商場吃晚飯。我是初次見他。他身材既不特高,也不算矮。穿一身妥貼的白襯衫黑西裝,髮型是樸實無華的平頭裝。話總是說得客客氣氣,一種讓人感到受尊重但保有距離的客氣。食客很多,桌子等了一小時。甫入座我便要了啤酒,他卻滴酒不沾,推說酒量差,只要一碗牡蠣湯。後來我知道他也不抽菸。

二十年前他那「很不錯」的公司就在我們身處的這地方附近。只是那時候沒有甚麼 APM ,觀塘還是一個老舊小區。八十年代末,他在加拿大讀畢工商管理回港,想進銀行工作但沒有機會。做過外匯經紀,又做過財務公司,迷失兩年,才得以加入一家美資銀行。最初是做前線部門管理見習生,要做前鋒,在外面跑生意,機緣巧合下內部調職至信用部,工作性質合符他喜歡分析的性格,總算是找到了合適自己的位置。

我跟保羅談到一個朋友,也幹著和他類近的工作。他終日埋怨說沉悶、不夠刺激。身在信用部,決定了你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直接為公司多賺一毫。因為守門員是不射球的。

保羅聽了搖頭。「其實這職位很有挑戰性。」他雙手比劃著,彷彿嘗試把這挑戰性具體化。「因為你要分析許多資料才能判斷是否把錢借給客戶。眼光與分析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讓對手把球射進龍門──也就是說,批出的借貸金沒能順利收回──便算犯錯。小錯紀錄在案,數額可觀的只好用前途去償。

保羅終究沒有犯過大錯,仕途順利得像在平靜的湖面上泛舟,一划一划的前進。工作倒是愈來愈忙了。初入行的時候,他每天五時許就能下班。後來工作漸多,政府對銀行的監管日漸嚴密,老闆對職員的剝削日漸深重,保羅才愈做愈忙。平白的事實是,時代在變,香港的步伐正在加快。還是這幾年的事,政府說要把觀塘打造成中環以外另一個 CBD (中央商業區),房子能拆便拆,不能拆便翻新,換上美輪美奐的新裝後就是商廈、商場,比如說 APM。

保羅目睹了觀塘這一切變遷。直至三年前才由那家美資銀行轉到另一家。新辦公室在中環。

我問他為甚麼離開一家待了近二十年的新公司,他笑笑道,獵頭公司還是繼續打電話來嘛。既然已做了這麼久,離開也就無傷大雅了。

公司不同,但工作依舊。這轉變對保羅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影響。平日繼續上班、下班、睡覺。周末放假則是他調劑生活的時光。讀他最愛的歷史書、與朋友見面。平日在辦公室總是坐,保羅覺得對自己身體不好,所以假日他總是做運動。跑步、打網球、游泳。不是鍛鍊,也不是比賽,只是舒展身體。保羅喜歡運動過後沖一個熱水澡,鬆弛神經。

雖說並非甚麼要緊的事,不過是舒展身體,但這是他風雨不改的習慣。保羅的生活講求規律。計劃了周末跑步就跑步,游泳就游泳。香港夏天時有大雨,即便這樣他也仍舊跑,仍舊游。盡可能的情況下,他不願為甚麼改變規律。

兩年前一個晚上,他跑步時跳梯級,不慎扭到腳。以為沒有大礙,繼續跑完。翌日起來覺得腳有點痛,心想或許是扭傷了些,也不怎麼在意,仍舊繼續他的日程。一周後還跑,竟發覺跑不動,就知道出了麻煩。看醫生,醫生說是傷上加傷,韌帶受損,得做物理治療,至今還沒能全好,只癒了九成。保羅說已無法再復當年之勇。

「年紀大了。」保羅慨嘆說。便又想起自己在拔萃男書院讀書的日子。那時候他跟老友死黨,三五成群去大嶼山梅窩宿營。嬉鬧聊天至凌晨四時許才睡,早上七、八點又醒來跑步,臉不改容。即便是跌傷了,也不出三兩天就好。「現在不行了」,他說。

拔萃男書院是香港傳統名校,創校於1869年。四、五十年代時曾是貴族學校,學生非富則貴。1955年,施玉麒出任書院校長。他為破除學校的富貴形象,積極向社會中下階層招生,於是才有了1973年在拔萃畢業的羅啟銳,和他的經典電影作品≪歲月神偷≫。

算起來,羅啟銳是保羅的學長。保羅也依稀記得羅啟銳是拔萃畢業生,但不知道≪歲月神偷≫談的是拔萃書院的事。

我說,在拔萃畢業,尤其在三十年前的香港來說,應該算是接受良好教育的一群了吧。

保羅一擺手道:「讀書好不好,是個人的事。我的教育不算特別好,儘管也不是馬馬虎虎。」

客觀而言,拔萃男書院確實有兩點優勢。第一是強調英文教育。校內外籍教師不少,學生有許多機會運用英語。第二是校舍佔地廣,是全香港第二大;設備也多,游泳池、足球場,應有盡有。體育課時老師讓保羅一口氣跑十個圈,讓他痛苦得臉色鐵青,但跑著跑著就成了現在的習慣。

保羅的中學生活過得挺開心。

「許多人說香港教育制度不好,其實我覺得一點不差。或許是因為當時競爭沒有現在激烈吧,補習班甚麼的,壓根兒就沒有。」

與他同期畢業的朋友,如今都已甚少聯絡。或許有些現在是專業人士,律師?建築師?或許。或許大家都有若干成就。

倒是大學時代的朋友,保羅比較要好。他在拔萃時已打定主意去外國留學。那時候一個遠房親戚正在加拿大一家小銀行當經理。他說,我這邊華人不多,容易學英文,要不你過來讀書吧。保羅想,覺得這他提議也不錯,畢業後便投靠他去。後來這親戚成為了保羅一生中的幾位重要人物之一。

大學生活保羅過得愜意。在他為自己嚴謹籌劃的一生中,這或許是他最自由自在的日子也未可知。他不是特別壞的學生,但也不特別乖巧。功課會交,但認為沒意義的課他還是會翹。

「特別是早上的課,許多都沒上。」保羅笑道。

「不用報到嗎?」我有點驚訝,因為工商管理的課,大多都規管嚴格。

「那個……自己會懂得『應變』。」

找同學幫忙簽到、露一下面便離去、佯作生病……轉念一想,「應變」原是十個學生九個都熟習的手段。

閒來無事,與三五知己租車外遊,泡咖啡店,通宵聊天,相約打桌球。昔日在加拿大一起讀書的香港同學,有些留在異地發展,再也沒有回來;有些則像保羅一樣回港,現在仍不時聯絡,約在周末、放工後,交流生活近況;有些已經成家立室的,有了自己生活,關係就自然而然疏離了。畢竟彼此都是已活了近半世紀的人。對此保羅也不怨甚麼。

人活了半世紀,大多事情就會像經過了幾重堤壩的水,安定下來。保羅覺得現在的自己很不錯,既不想挑戰甚麼,也不願冒甚麼風險。這樣就好。

還是說,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會冒險的人?比方說去旅行吧,保羅一定計劃周詳才出發。今天去哪個城市,明天在哪裡居住,一切都先有定案。背包客這種行為他不敢。英美還好,法德意西,連交流也困難,怎敢亂闖?他聽說現在有些女生會隻身遠行,對於她們,保羅只能打從心底佩服。

如是我們談到了「沙發沖浪」 (couchsurfing) ,意思就是旅人寄住在某個願意讓你留宿的陌生人的家。輕鬆省下一筆旅費的例子有很多,巧遇俊男美女的經歷也時有所聞,只是被偷被盜、女生受辱的個案絕不會沒有。

「這是瘋了。如果是我的女朋友,一定反對。我寧願給她掏腰包參加旅行團,買個安心。」

其實怎麼都沒所謂,因為對保羅來說,最安心最刺激的旅行他已經找到了。那是時空旅行。書堆中的歷史之旅。

誰也不是的訪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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