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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就是欠了「動物史」

2015/12/11 — 14:26

(圖片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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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我會寫日記,記家人笑話、讀書壓力、異性約會……就像個人歷史書寫。有天,我媽忽然知我約會女生,令我疑惑;後來發現,媽看過我的日記,於是我裝作若無其事,卻筆鋒一轉,在日記廢話連篇,不知所云。

因為日記,我知道書寫,無論紀錄個人,抑或表述時代,都有「對象」──那可以是「讀者」,就像我媽;然另一「對象」,就是被紀錄下來的「他者」,如何被呈現,而又反映了一種怎樣的書寫關係。然而「被呈現的」物事,縱在昔日或有重要角色,可如果在今日看來竟是空中樓角,那就像失去了一些本應存在而又重要的東西──就如德國哲人 Walter Benjamin 在經典著作 Illumination 的〈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所言,如果歷史書寫下所呈現的真實物事,對今日的人而言茫無頭緒,那就可悲地證實昔日的一切已完全消失!

水塘馬騮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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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看到 VEGBO 網文《其實水塘馬騮救了我和你和全部香港人》,有感茫無頭緒的瞬間反應:原來大家不時在罵的「百厭馬騮」,是殖民政府在上世紀 1913 至 16 年間帶到水塘棲息,以作「生物治理」,讓馬騮進食對人類有害植物「馬錢子」,好讓植物不至影響水塘。而因為馬錢子對馬騮無害,是故多吃無妨,造福人群。我感到茫無頭緒,並非因為事隔久遠,而是這個人為引入馬騮的「事件」,近乎不為人知,可見即便官方真有記載,[1]卻只是如 Benjamin 所言不曾發生的事件,那就更是歷史消隱的可悲,同時也是主角馬騮「被失蹤」的可憐。

可悲可憐之外,更有馬騮成了今日的「可惡」想像,是當下遊人行逛水塘公園,看到馬騮翻垃圾搶食物之後的共同論述──那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既有馬騮被引入以造福人群的認知。這教今天遊人片面想像馬騮,可卻並不單因為這段歷史被漠視,而是當中的真實物事已經消逝,亦無人再去為主角「他者」補白以延續書寫,這段歷史便突告終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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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去想,如果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人為香港所存在的動物多作書寫,甚或以歷史紀錄,今日我們看到動物,又會否如水塘馬騮般僅有惡罵之聲?再者,如果要為這些動物他者書寫,究竟又有甚麼顧慮?

動物歷史可取

這些顧慮,就由英國倫敦 Middlesex University 的人文學科及文化研究教授 Erica Fudge 在〈A Left-Handed Blow: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nimals〉指出吊詭之處:[2]書寫動物歷史,難在動物不懂說話,亦沒有文字,那就不會如人般留下口述紀錄或日記文字,讓後人如歷史學家翻案研究,並在最後成之歷史文獻。Fudge 更進一步指出,書寫動物歷史的另一困難,是如何釐定「時期(Periodization)」;相對於人的歷史,會很易因社會或世界發展而帶來的變遷,比如「工業革命」或「二次大戰」作為前後對照,可見人如何隨歷史事件劃分時期,表述轉變,然而相同邏輯難於放到思考動物歷史的書寫上,因為人為事件與變遷的指標,並不必然對等於動物世界,也就難定時期作分段書寫。

話已至此,就很容易明白,寫動物歷史,一定要由懂文字的人類去書寫,然而一旦落筆,就避不開以人的想像去評斷,甚至更是人為中心的(Anthropocentrism),把動物視為「他者」的,而永遠不能完整呈現動物真像的「不客觀紀錄」。

不過,Fudge 指出,既然不能避免,何不坦然承認?那是她所強調,動物歷史書寫,有其讓各個物種互惠共存的能力(Interspecies Competence),可取之處是要讓人更能與動物一起生活。如此說法,人與動物就不再是我他之分,而是大家站在同一陣線,以歷史紀錄雙方的互動。

歐美例子尤多動物歷史書寫,比如連同中譯本都再版多次的《沙郡年記》,美國作家李奧帕德就為原居地,談環境與生態的流變;以至英國社會學者 Thomas Keith 亦以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 in England, 1500-1800 去書寫隨著現代城市興起,大眾如何與環境和動物互動。例子繁多,但都看出作者的共同點,就是書寫角度,有很強烈的作者角色,「主觀」地安插自己於當中,觀察並體現與自然生態融和,而非慣性可見的學術書寫公式。

書寫認知可喜

台灣文學家吳明益與劉克襄也有不少抒情紀錄,表述環境和動物的互動歷史,讓讀者看蝶觀鳥而想像到如何扣連起個人與大自然;劉克襄更因近年來港講學,寫成了《四分之三的香港》,由行山賞花嗅草,照見香港山嶺人跡,如何踏出自然歷史。

讀劉克襄有關香港的作品令人欣慰,卻也尷尬,因為原來在香港都市以外,仍有不少山野水林,有動物,也見遊人留下足跡,承載歷史。問題只是,少有人會懂得為自然與動物書寫,替香港自然界補白。VEGBO網文再現水塘馬騮的「源頭」,雖云是馬騮被負面想像翻案,以見歷史真像「被失蹤」的可悲,然而可喜作用,是我們應該開始認知到,為本土動物書寫歷史的重要性。

試想,今天常被指衝出馬路而被撞的流浪牛,如果被認知到牠們本來就在當地棲息,我們仍會罵牠們阻路而死有餘辜嗎?又或者常被指闖進民居的野豬,如果被認知到牠們本來就是隱居山野,卻被闢地發展趕入城市,我們仍會罵牠們亂闖擾民嗎?當然也有海豚,我們今天常說發展海域是為必然,可如果牠們被認知到水域生活的歷史,我們仍會狠心往海底貫泥嗎?

香港的動物歷史,或者就如官方記載的水塘馬騮,聊聊數句,卻是聊勝於無,只看如何被延伸紀錄與書寫;遺憾的是,為香港動物而作的歷史書寫,斷裂了,消隱了,而即便當下如我者看到昔日紀錄,竟是茫無頭緒的空白!由此去想,我們應該重新為動物書寫,建構少有被重視的「他者」歷史;不過這個「他者」,包括了你我牠,亦雖云由人的文字出發,卻是顯露動物與人互動的印記,以讓後人讀來,有切身感受。

遺憾當年我的日記為了混淆「讀者」──我媽,而寫得有欠坦誠;唯盼我們的動物歷史書寫,會是以誠落筆,認知自然,而重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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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官方紀錄,可見漁護自然護理署網頁,有聊聊數句的說法。

[2] Erica Fudge 的文章收於 Representing Animals. Edited by Nigel Rothfe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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