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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心的現代關係常態:決裂與疏離

2019/4/28 — 20:50

許志安,圖片來源:rthk片段截圖

許志安,圖片來源:rthk片段截圖

【文:曾繁裕】

奧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在神學巨著《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區分「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把羅馬帝國的衰落歸咎於人民只重視自愛,而非回應上帝神聖的愛,以致無法彼此相愛、道德敗壞。美國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對此表示質疑,認為上帝之城只是一種理想狀態,面對現實時,因著人性的限制,神聖的愛未必能完全伸張公義,解決所有問題,但他同時認為這種愛存在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ility),讓人在不完美的生活中保持批判態度,不斷在充滿掙扎的選擇過程中趨向最理想的方向。這一脈絡的神學思考除了在西方形塑福利社會的基礎與實施正義暴力的態度外,也引領我們反思當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連繫或決裂。

自由主義與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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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爾認為自由主義對人性的設想太樂觀,因為人性作為被造之物是存在缺憾和限制的,對人性過份信賴不能創造最理想的愛的環境。

自由主義源於啟蒙時期對被壓迫者的重視,希望透過賦權而讓所有上帝的子民能平等相處,同時隨資本主義與都市化發展,強化私有財產、私隱與私人空間等觀念。對「私」的尊重,一方面是抗衡「公」權力的手段,另一方面是對個人自主的信賴,假定人有先天理性,能最好地運用自己所擁的私有權力,並兼顧道德方面的考慮。康德或許是這方面的支持者,因為他以「理性主體」(rational agency)的普遍價值認同為倫理基礎,意思是,若每個人都能好好順服自己向好的理性,內在的道德法則就能引導不同個體作最恰當的、普遍認可的道德抉擇,使社會在最理想的狀況下運作。當中,可見康德相當信賴人的理性能力,假定任何人,即便在「私」的場景,都能作利他決定,但值得疑問的是不同人的理性能力偏差(絕大多數人都不會達到康德的理性水平)會否讓抉擇或好或壞而不自知?理性會否存在被蒙閉的情況,正如納稅德軍在二戰時期屠殺猶太人卻自認為在做正確的事,而我們當今的理性正迷失於各種意識形態之間?更重要的一點是,絕對理性能否壓制人性的慾望,讓理性不會反被人性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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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價值強調忠於關係,這不限於孟子所謂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也可延伸至許多現代關係,比如「同事」、「男女朋友」、「合作夥伴」等。背叛、出軌、欺騙往往是使這些關係決裂的終極炸藥,但為何大眾共識總不能徹底撲滅這些不被認可的行為?這似乎不能歸咎於理性問題,而是無法簡單以「性本惡」妥善解釋的人性一直順著大眾對私慾的默許,拒絕讓自我服從倫理共識。

在一套道德邏輯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套辯解的邏輯平行發展,讓道德的失敗者可以自我安慰。俗文化產生許多概念來讓犯事者在東窗事發之前,先原諒自己,以致問題對於犯事者而言,多在於別人有沒有發現、譴責,多於事情本身是對或錯。「人之常情」、「聖人都有錯」這類說辭,讓人的情慾和私心得到合理認可,彷彿只要小心翼翼,甚麼事情都是容許的。這與自由主義的道德觀緊密契合,常言道:「只要影響不到其他人,你做甚麼事都可以。」當進行道德抉擇時,對這種話的解讀通常都是不完全的,對於不以利他為人生價值基礎的人而言,重點往往放在「做甚麼事都可以」(尤其是當下的行為自由),只要把事情包裝、掩飾至不影響別人便可以了,而非以「影響不到其他人」為前提。這種篩選式解讀方法,明顯將我的自由置於別人的自由之上,無助於建立平等、各享自由而互利的關係,甚至讓破壞關係的行為或意念不斷滋長。

體驗主義與疏離

今時今日,建立關係,然後因各種誤會、際遇轉變或傷害而解除,顯然比固守傳統的過去輕易且頻繁。資訊科技的發展,讓可創造經濟價值的各種事物和概念迅速滲透個人的生活原則。為甚麼經常去旅行、吃美食、看電影這些無關道德的消費行為,是社會追崇的對象?其實只要一個人有錢,毋須努力,便可享有這種種體驗,為甚麼「享受生活」這在禁慾時代被唾罵的態度,如今卻無比高尚?這有賴於商業經濟主導的社會意識形態在看重努力與德行的共識之外,產生看重金錢的共識,而後者迅速從私人期望進佔公共理想,讓大家都追捧豐富多采、充滿自由的生活。即使有些人以窮遊等方式增加體驗,實際上也強化了體驗本身的重要,支撐著「體驗經濟」必然涉及金錢的內在邏輯。

數碼世界除了為各種商業媒體提供宣傳與賺錢平台外,開放與現實生活空間份量相當的分享空間,散播各種娛樂經驗及其賦予享樂者的價值。強大的資訊散佈與通訊結連方式,不單助長自由主義所發展的私人倫理,讓破壞關係的行為能在私隱權的保護網下,孕育於虛擬通信的過程,也使人的價值觀愈漸複雜而多元,難與其他人接合以建立長久、穩定的關係。雖然網絡同時為尋找投契者提供便利,但這種便利又容易讓人社交過剩與社交疲勞,對於苛求忠熟、專注的一對一伴侶關係是尤其嚴峻的挑戰。

網上有一篇作者未明、題為〈「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是現代人交往常態?〉的文章,精采地解釋了「善於製造曖昧,但不主動追求;可以有親密的行為,但不承擔責任;不拒絕他人的好感,但也不明確給出承諾」這種交往常態的源起。作者以一項美國調查指出約七成人對於自己與交往者的關係感到困惑,帶出關係的可解釋性(accountability)這「原本被認為是一種和信任同樣重要的特質」愈來愈低,反映交往雙方在現今世代難以明確、有共識、互守承諾地發展關係,這不限於「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曖昧狀態,而是在伴侶關係的開始、過程與結束均不明不白,也許拖手的一方以為戀愛關係已開始而另一方卻不以為然,而到最後,一方可能在毫無衝突的情況下,忽然不作解釋地切斷聯繫而另一方卻無能為力。這種情愛過程,根據作者引用以斯帖.派來(Esther Perel)的講法,是一種「穩定的不確定」(stable ambiguity)狀態,源於我們既「害怕孤獨」,「又不願意完全投入穩定的親密關係」,只希望「享受著這種模糊界限的自由」,箇中考慮包括可能犧牲眾多替代性選擇(尤其交友程序提供繁多、可篩選的對象)、生活的可能性、單身的自由度與樂趣、財務彈性,並需承擔對方單方面結束關係的風險,這些考慮大多與建立關係後會否限制體驗程度相關。

據此,似乎充滿體驗刺激的個人生活比被戀人束縛的人生更可貴,但因著浪漫的強大商業效能,社會同時不斷鼓吹拍拖、結婚、婚後紀念活動,乃至生兒養女等一系列高消費活動,讓既想親密又怕負責的人性無所適從。人性似乎是不值得信賴的,因為它短視、只看到小局,時而漠視理性,任由意識形態與情慾擺佈,推動我們作出或決裂、或疏離的人際選擇,使我們在罪與空虛的鐘擺間來回,但大概,這正如引言部分所講的愛與現實的矛盾,我們不應因人性不能完美而放棄向善的理想,倒應藉人性與最佳理性選擇之間的偏差作為批判的起點,不斷審視我們與他人的關係,為關係明確地負責,力避過程中的試探。若我們能與自身的人性和解,並如《禮記.中庸》所載:「君子慎其獨也」,即在私人空間也謹慎自己,那麼,即使對方出賣你,又或無人願意與你建立長久關係,至少你可讓自己對自己穩定而確定地安心。

作者簡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哲學博士,前英國漢學研究生會主席,現從事學術與文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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