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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由的困境與局限 — 以護家盟為例

2017/5/23 — 14:23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台灣同志遊行聯盟 facebook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台灣同志遊行聯盟 facebook

這陣子,在台灣吵得最熱烈的話題之一,無非是同性婚姻。早前立法院為了民法修正的草案吵得不可開交,司法院也在三月開了憲法法庭聽取各種專家學者的意見,並宣布將於五月底前決定現在未包含同性婚姻的民法是否違憲。這個議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之餘,也掀起激烈的公共論辯。

在這場公共論辯中,有一群人(護家盟,本文稱為萌萌)1 堅決反對同性婚姻。但他們常常被視為是無法溝通(跳針)的一群人。他們時常援引一些超自然、宗教性的概念和理由,在民間討論中鬧出不少笑話。為什麼萌萌無法被人們所理解?這有部分可能是因為萌萌的討論方式與公共討論的方式有段落差。

公共討論的理據

按照一種常見的合理看法,我們為社會中的法律與政策提出理據時,不能僅僅使用特定宗教性的觀點,而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public rea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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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公共理據」這個概念並不困難,它相當吻合我們日常的想法:我們知道,關於法律與政策之討論與思索,從來都不僅僅是在玩弄文字遊戲而已;這些政策與法律會「咬人」,會確確實實影響公民生活。所以,我們不應該只憑自己喜好就強推一套法律和政策,而必須給予正當性的證成 (justification) ,試圖說明這些政策與法律的合理性。

當我們試圖為政策或法律給予說明、提出理據時,我們不是在自嗨或自說自話,只講給同路人聽;我們一定也對著社會裡其他公民所講。然而,其他公民可能有著跟我們相當不同的成長環境、文化宗教,以及世界觀。要讓其他公民也能夠理解與接受我們的說辭,當然不能僅侷限在自己所身處的宗教、文化或是世界觀之中;因此,像是一些較有爭議的想法、未獲得科學上普遍承認的觀點,甚至是一整套具完備性卻非公共性的世界觀(譬如特定的宗教觀點、某些帶有完整人性觀,以夠認為人類就應該如何如何的哲學思潮)都不會是妥當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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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供公共理據的要求,只應該僅限於為政策進行公共證成之時;個人是否有私人理由判斷並承認某些制度,是可藏在其胸膛裡 (intra pectus suum)3:我們不可能要求個人也採取這種公共理據來熱愛、支持或接受所有法律或是政策。舉個例子,政府向人民收稅的正當理由可能跟宗教無關。但如果有個充滿宗教熱誠的人把繳稅當成是善舉,並臣服於這套制度乖乖繳稅(都不會逃漏稅),我們能說他做錯什麼嗎?我們會因為他的動機是宗教動機而拒收這筆稅金嗎?

似乎不會。

對於一項已經存在並施行已久的法律或政策,除非遇上了某些重要爭議,否則一般來說不會再要求公民提出其正當性依據作辯護。使用這套制度的公民通常很自然地以自己的觀點來使用、接近它。換言之,公民很可能在主觀上依照各自所認可的一套價值體系,作為他們認可這套制度的動機與理據。以這次的故事來說,萌萌正是用自己的宗教來認可與支持民法中一夫一妻的規定。

萌萌為什麼生氣

若然這些政策與法律突然受到其他人挑戰而引起話題,原本慣於在這套舊制度下生活、想要捍衛這套制度的人們,才必須提出公共理由來拒絕改變。但如上述所言,這些人往往是出於非公共性的理據(如宗教性動機與宗教性理據)去認可與接受一套舊制度。因此,在新的公共討論框架下,當他們必須採取非宗教的公共理據來進行討論,首要面對的便是話語與價值觀的轉換問題。萌萌可能要費心去學習、尋找,以及建構一套自己原本所不熟悉、沒想過,但又能夠捍衛自己心繫之舊制度的公共理據。這是第一件困難之事。而要人們放棄自己原本所使用的價值體系,而採取另一套(公共的)價值體系來進行辯護或論證,對於這些人來說可能是荒謬而違背良心的。

當然,人們依然可能會找到若干的公共理據,用以支持他們原本所醉心的舊政策與制度。然而,這些公共性理據說穿了只是一套事後的背書,它們並不是原本促使這些人醉心原初舊制度的真正動機與理據。這套公共理由一定程度上獨立於人們對於舊制度的熱情與想望。如果他們的轉換轉得不夠漂亮,這套公共理由可能就會被其他人戳破,甚至被進一步論述與發展成支持另一套與其意願違背的制度。這對於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項公共理據的人來說,會是十分挫折而不甘心的。

到此時,這些人應該會覺得自己被霸凌了:自己被要求採用一套自己所不熟悉的討論架構,這個架構讓自己無法確實主張自己所認可為正確的事物,只能藏頭藏腦地挖一些言不由衷、自己不見得完全信賴的「虛偽公共理由」,而且這套理由常會被批判或是發展成自己所不想要的樣子。這時候,在這班人眼中,原本就信賴公共理由並要求以此作為公共討論框架的參與者,大概就是「書不知道讀到哪裡去」的蛋頭、球員兼裁判、政治正確的霸凌。

政治哲學之難

上述的分析將我們導引到兩個可能的方向。一方面,人們可能仍然堅守必須以公共理據作為討論框架。如果引入各種私人的、宗教的、特殊性的觀點來進行討論,那麼所謂公共討論根本無從談起。這世界上存在太多種價值體系。參與討論的人可能不容易掌握其他人的宗教、文化等非公共的價值體系。除此之外,每個參與討論的人都應該受到尊重,沒有人在其中享有特權,可以在他人不接受的情況之下強硬地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凌駕其他人的價值體系。這些說法都呈現了公共理據的吸引力 (appeal) ,捍衛著公共理據於公共討論的地位。

然而,以公共理由為基礎的討論框架,又是否總能令所有參與者理解與所接受呢?或許並不盡然,譬如某些生氣的萌萌就可能不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可能認為應該放寬「公共」的界線,不應該把那些看似「非公共」的事物完全斷開魂結;也許有人覺得只有萌萌才會採用非公共理由作辯護。但我們身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或如佛家所云的有情眾生,一定也會在某些議題上帶有強烈而獨特的情感,而這些獨特的情感則可能也關聯於自於某些宗教性、整全性的觀點。簡言之,我們可能也無法完全不訴諸所謂的非公共理據。

想像一下,假如有天你過世之後,你的屍體遭到了他人的性侵與污辱,你會有何感受呢?相信不少人會覺得噁心,會覺得這人真是該死;的確,刑法也確實對於屍體也有特別的保護,毀損、汙辱屍體會有刑罰。但試想一下,你我的人格隨著死亡消逝,換句話說,已經不存在一個活生生的我們可以被辱了,那屍體也就是物,那被辱或受損的是什麼?這跟對情趣用品(也都是物)進行性行為有什麼差別嗎?我們是否其實也必須仰賴某種超自然、類似於宗教性的解釋(像是靈魂的持存),想像或追封了其神聖性(或不可侵犯性)。4

政治哲學的艱難之處,或許就在於各種說法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與吸引力,使得我們無法清楚明白地斷言誰是誰非;而這些討論又確實關涉人們的社會生活與實踐,我們又必須要審慎面對,不可兒戲地隨意選擇。對於這些複雜的問題,我也沒有現成的完美答案,就有待大家閱讀過後一同來思考吧!

註腳

[1] 「萌萌」此說法是源於暢銷哲普作家朱家安《護家盟不萌》一書而竄起。
[2] 一般來說,公共理據一詞讓人想到政治哲學大師羅爾斯 (John Rawls) 的理論 (Rawls, 1996) ,但他對公共理據之適用範圍其實較限縮(在憲政要素上)。當然,即便是贊同、討論公共理據之哲學家,也並非所有人都完全同意羅爾斯。本文在此無法詳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Quong, Jonathan, "Public Reas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3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3/entries/public-reason/.
[3] 按德國法學家施密特 (Carl Schmitt) 的看法 (Schmitt,,2008) ,這種趨勢最早可見於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利維坦》,並逐漸成為某種主流。
[4] 這例子參考自中研院張永健老師的〈法律與屍體〉一文。

參考資料

Quong, Jonathan. 2013. "Public Reas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 N. Zalta (ed.),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3/entries/public-reason/.
Rawls, John. 1996: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mitt, Carl. 2008: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朱家安 (2016):護家盟不萌,台北市:逗點。
顏厥安 (2005):幕垂鴞翔:法理學與政治思想論文集,台北市:元照。
錢永祥 (2014):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台北市: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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