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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三):羅爾斯對公民抗命正當性的證明

2017/3/31 — 17:03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金鐘龍和道隧道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金鐘龍和道隧道

前文提到,羅爾斯透過對社會契約論的分析,指出只要某個法律或政策超過了某個正義範圍,人們就有權不服從它們。問題是,這個範疇如何劃分?這個範圍為什麼是合理?

羅爾斯透過自己的正義論證成公民抗命的合理範圍。為了讓我們更容易瞭解羅爾斯的論證,我先簡介他的正義論要旨。

羅爾斯正義論的基本概念

羅爾斯認為,一個社會的本質是合作體系,它的基本結構包含基本權利、義務、法律規範,以及因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分配方式。問題在,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正義的合作體系,應該怎樣去決定這些制度的實質內容?羅爾斯主張,這些內容不是通過權威、上帝的旨意或是理性直覺來決定,而是透過參與合作的公民來協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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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簡單地說,一個社會就是人們透過協商而成的合作體系。但人是自利的,訂立契約時會傾向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條款,甚至會使用自己的權力優勢來迫使弱勢同意對他們不利的條款。為了確保這個合作體系裡的人所訂立出來的制度是正義,羅爾斯進一步主張,人們必須進入「無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 」裡協商應該訂立什麼規則,而在這個狀態下訂立的社會原則,就是正義原則。

所謂「無知之幕」,就是假設所有人都身處於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他人是什麼身份、有著什麼喜好的「無知之幕」的世界內。在這個世界裡,人們透過正義、利益、道德等概念進行思辯,最終訂立出社會合作的公平條約,然後將這些條約應用在真實世界裡。羅爾斯認為,在這個狀態裡,人們不會訂立一些對弱勢不公的規則,譬如我們不會訂立歧視女性的社會原則,因為在「無知之幕」的世界內,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女性,如果我們訂立了歧視女性的法則,同時自己「不幸地」是女性者,那麼「回到」現實世界後,就會因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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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裡,人們最終會訂立以下的正義原則(一般被稱為「正義二原則」):

一. 平等自由原則: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權利享有最廣泛(最基本)的自由,而這自由權利與所有同樣擁有這自由的人相容。這些基本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參與政治的自由、結社的自由、身心免受傷害的自由,等等

二.  只有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社會上的「不平等」才可以存在:

(1). 公平機會原則:社會職位應該在機會均等的情況下對所有人都開放。

每個人的天賦都不同,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階級,只要有相同的意願與能力,就可以擁有競爭同一個職位的等同機會。也就是說,公平機會原則會排除因為社會階級或是自然環境所造成的不平等差異,而只讓個人的能力跟競爭意願來決定誰可以擁有自己比較想擁有的職位。

(2). 差異原則:不平等有利於社會不利成員獲得最大利益。

社會出現不平等而可以被容忍的條件是,這種不平等情況能夠為社會不利成員獲得最大利益。

羅爾斯主張,任何正義或接近正義的社會的制度都需要符合正義二原則,他更用正義二原則作為制定憲法的重要指標。現在,我們將會看到羅爾斯如何通過這兩個原則去論證公民抗命的正當性。

公民抗命的定義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就是透過公開、非暴力、違法的方式來改變法律與政策的社會運動。公民抗命作為一種違法行為,可以是直接的不服從,例如美國民權運動裡,黑人故意進入某些州份禁止他們進入的地方;也可以是簡接的不服從,通過違反交通規則引起社會注意從而表達自己對不義之法的抗議。

他主張,我們應該把公民抗命與良心拒絕區別開來。良心拒絕是指個人透過自己的良心或道德觀去拒絕服從某種法律,譬如個人拒絕服兵役或納稅。一般來說,良心拒絕與公民抗命的差別並不明顯,但良心拒絕與公民抗命至少有三個不同。第一是良心拒絕只屬個人的良心抉擇,並非來自社群的正義信念,因此它不屬於公共的;第二,它往往不抱有改變現存的法律和政策的期望;第三,它有可能建基於與正義原則不符的宗教原則或其他原則。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不能建立在特殊的個人利益、宗教觀或道德觀,因為公民抗命是一場公共運動,它必須訴諸那些人們普遍同意的基礎正義概念,也就是公民在社會這個合作體系中訂立的正義原則,包括上述提到的正義二原則。

公民抗命正當性的證明

現在我們大概弄清楚羅爾斯定義下的公民抗命,那麼他是如何證成公民抗命的正當性呢?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才算是正當的:

  1. 公民抗命不服從的法律或政策是嚴重且明顯的不正義,例如對平等自由原則與公平機會原則的嚴重侵犯
  2. 公民抗命必須作為最後的手段
  3. 公民抗命需要忠於某種法律或憲法的範圍,使行動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

公民抗命反抗的法律或政策是嚴重且明顯的不正義

羅爾斯在討論第一條件時,通常把「嚴重且明顯的不正義」理解為對平等自由原則與公平機會原則的嚴重侵犯。這是因為,如果一個社會嚴重侵犯了這兩個原則,將會很容易被人們發現,公民抗命者在公共領域證成自己行動的合理性時也較為容易;而涉及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原則,它是否被侵犯則較難判斷與證成,要視乎情況而定。

現在,我們可以從第一條件開始推論公民抗命的合理性。國家對平等自由原則與公平機會原則的實現,是當初公民訂立正義社會的基本結構時的契約內容,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或政策違反上述兩個原則,例如社會部分少數被剝削選舉權、參政權、財產權或言論自由權利等等,變相撕毀契約,因此人們有很強的道德理由不服從這些違反當初契約的法律。

但對於其他不正義的法律或政策,我們應該如何判斷它是否符合第一個條件?羅爾斯對此並沒有詳細的說明。他只指出,公民抗命所不服從的法律或政策,並不一定只包含對平等自由原則與公平機會原則的嚴重侵犯,只要參與公民抗命的人所提出的理由能夠合理地被正義概念所充分支持,而且最終能在公共領域裡展示這點,那麼即使參與者所不服從的法律或政策並非違反平等自由原則與公平機會原則,也是正當的,譬如公民抗命者可能是訴諸於追求透明、隱私、安全等正當的價值。

公民抗命作為最後的手段

至於第二個條件,它要求公民抗命的參與者曾經進行過其他反抗行動,並且沒能成效,否則不可以發動公民抗命。這樣的限制使公民抗命作為最後「逼不得己」的手段,可以減少它作為違法行動的不當性。

我們可以透過正當防衛的類比來說明這點。我們一般認同,假如一個人因保衛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殺死攻擊他的人,這種殺人防衛是正當的,而條件是它是無法不採用的手段。假如殺人防衛的那個人其實有其他行動(實質)能夠阻止對方傷害自己而仍然殺死對方,這樣的殺人防衛是否正當就成疑問。同樣道理,公民抗命者針對的是嚴重侵犯他們個人自由的惡法,而如果公民抗命將是「逼不得己」的唯一手段去糾正社會的錯誤,那麼這種情況是應該值得被容忍或原諒。

公民抗命違法並不等同破壞法治

而第三個條件,使得公民抗命的違法行為並不導致對法律制度的拒絕或破壞。前文提到,羅爾斯自己也認同,不正義的決定在完善的程序正義制度裡也是無可避免地出現,為了維持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就必須容忍它,否則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宣稱某些法律是不公義並不加遵守,那麼我們將無法維持任何體制。

那麼公民抗命如何擺脫這個困難?羅爾斯的解答如下:

首先,羅爾斯把公民抗命與一般的違法區分開來。一般違法者的行動所展現的是輕蔑,甚至敵視法律的訊息,並非要改革社會。但公民抗命者卻是嚴肅表示對某種不義法律或政策的譴責,以及行動的動機是使社會能夠傾向回正義。這也是為什麼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一定要公開進行,因為僅當它發生在公共領域裡,並訴諸公共所接受的原則為自身合理性進行辯護,才能表達出深刻和認真的政治信念。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行為的不同動機與表達方式,深刻地反映著兩者的道德差異,因此,我們並不能用一般的違法行為來定性公民抗命是在「破壞」法治。

其次,公民抗命的違法者願意接受法律的可能懲罰結果,這代表人們只是拒絕整個法律制度中一少部分條文,基本上還是相信法律制度的正當性,對法治還是表示尊重。

最後,羅爾斯認為在專制國家裡,人民沒有懇求的權利,政府能夠完全拒絕人民的請求,因此專制政體沒有糾正的機會,而這樣的社會長久下來只會變得失序而混亂。而在一個相對民主自由的社會,公民抗命是公民對社會不正義的狀態表達不滿的重要渠道,也能令公民負起維持正義制度的責任 (duty) 。

公民抗命的合理訴求來源於公民在社會這個合作體系中所訂立的基礎正義原則,也就是那些保障正義的法律或憲法,因此它並非要徹底摧毀法律制度,反而是通過忠於現存保障正義的法律規範,去糾正某些不正義的法律或政策,把社會不義的狀態重新引入回穩定的正義狀態。因此,公民抗命雖然違法,但它實質發揮的效用是維持體制穩定,並沒有損害法治。

公民抗命大圖陣

1.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一)
2.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二):違法因此不正當?
3.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三):羅爾斯對公民抗命正當性的證明
4.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四):公民抗命必須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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