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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二):違法因此不正當?

2017/3/31 — 17:02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

前文提到,羅爾斯對「公民抗命」的定義是「透過公開、非暴力、違法的方式來改變法律與政策的社會運動」。

當我們瞭解「公民抗命」的意思後,很容易便會問道:「既然公民抗命標明是違法,那麼它還算是正當的嗎?」畢竟身處法治的公民社會,守法似乎是公民的義務,我們不應該作出違法行為才對。如果公民抗命是違法,這不就很明暸地說明它是錯誤的嗎? 我們可以把上述質問寫成如下論證:

「公民抗命是不正當」的論證

  1. 人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
  2. 我們不應該作出違法的行為。 (由於1)
  3. 公民抗命是違法的。 (「公民抗命」的定義)
  4. 因此,我們不應該進行公民抗命。(由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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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論證也是不少公民抗命反對者不斷重複又重複的論調,到底它是否有道理?

要評價上述的論證,我們只能檢討前提 (1) 是否為真,到底為什麼人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這是否指人們必須遵守所有法律,包括那些不正義的法律?還是人民只需遵守正義的法律,對於錯誤與不正當的的法律,就可以不服從?如果人民沒有遵守所有法律的義務,那麼公民抗命就有可能既是違法同時又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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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不逃獄的故事

不過,不少哲學家都認為人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更包括那些不正義或對自己不利的法律,當中的表表者莫過於西方思想史上的先哲蘇格拉底。

當年住在雅典城中的蘇格拉底因得罪權貴與民眾,被送上法庭。當時他遭受到極不公平的審判,最後更被裁定死刑。在臨行刑前,他的學生與朋友到監獄探望他,並說會帶他逃離。這場劫獄對於他的學生與朋友來說,其實一點也不困難,他們已經收買了獄卒,並妥善準備逃獄後的生活,只要蘇格拉底願意跟他們走,他就能免於一死,往後的生活也能過得舒適自在。

不過可愛的蘇格拉底在此時關心的卻不是自身的安危、劫獄能否成功的問題,而是這場劫獄是否正當。在蘇格拉底看來,堅持正當原則,比自己的生命本身更重要。他只關心:「如果他未經人們的同意而試圖逃獄離開此地,這樣做會否錯誤?」最後,蘇格拉底拒絕了他們的營救,他認為人們有義務遵守所有法律,即使這法律是不正義也好,也需要遵守。蘇格拉底提出了兩個理由去說明,然後就被行刑處死了。

遵守不正義的法律的兩個理由

蘇格拉底的第一個理由是認為人們不能以暴制暴,以錯制錯。雖然法律對他的判決是錯誤,但人民不能像 Free rider 一樣,當法律有利於他時才遵守,不利於他時就違反或破壞,否則任何法律與體制都會失效。因此,如果他未經雅典人同意而逃獄,就變相破壞國家長久以來建立的法律制度。如果用這種錯誤的方式去對抗不公平的審判 ,是不正當的「以錯制錯」,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蘇格拉底的第二個理由主要是建基於「契約」。當時蘇格拉底居住的雅典城有一個公開的法律,只要你是成年人,如果對自己的城邦法律或政策感到不滿,可以隨時自由地離去。而蘇格拉底之前整個生涯並沒有移居外地,一直在享受著雅典城帶給他的安寧、自由的生活。蘇格拉底認為自己變相是默許這套法律是正當的,甘願地與國家簽訂了守法的(默認)契約。既然一個人已默許這套法律是正當,就不能在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背棄信約而逃跑。

信守遵守法律的契約

讓我們先考察蘇格拉底的第二個理由。在當代倫理學裡,契約精神可以算是基本的道德命題:有契約就有義務,如果一個人違反之前自己訂下的契約,那麼他的這種行為就是錯誤。

既然雅典城那麼多年給予蘇格拉底安寧、自由、安全的生活,那麼蘇格拉底也要履行他的義務遵守原本的協定。把上述的論點轉移到當代社會裡,就是我們的國家政府給予了我們那麼多資源,法律為我們的生活、安全、自由提供了保障,而我們一直樂意享受這些待遇,變相是默許現存的法律,代表願意遵守法律,因此我們不能因為發現法律對自己不利時,就不需要遵守。

為了更詳細說明這點,讓我們考察契約論的道德基礎。大部分哲學家都會同意,「有契約有義務」這個命題要能成立,至少必須滿足兩個以下的條件:

(一). 契約中沒有欺騙或刻意隱瞞部分內容的成份;

(二). 契約者是自願而平等地訂下契約。

對此,有人可能會說:我在默許現存的法律制度時,並不知道原來有一些不義的法律存在於現存的法律制度之中,所以我無需履行「遵守不義法律」的義務,因為契約的內容有所隱藏,違犯了上述的條件(一)。但這個反駁的問題在於,在當代公民社會裡,一般都要求公民有了解法律的義務,譬如公民不會因為不知道某條法律而觸犯它便因此可以脫罪。所以,我們似乎不能說,自己不知道某些不義的法律條文存在,因此宣稱自己對這契約內容(法律)沒有健全了解而宣布契約無效。

至於針對(二)的反駁是,蘇格拉底身處的雅典城是容許不滿意城邦體制的人自由離去,但當代社會裡卻沒有這種制度,人們的移民受到法律限制,即使人們本身就不同意自己國家的法律,也不能像蘇格拉底一樣可以隨時離去。因此,人們似乎可以宣稱從開始他們就不同意自己國家的某些法律,只是無法不遵守罷了。

但上述的兩個反駁並不有力,因為真正的契約效力並非來自於人們實際上同不同意現存的法律條文,而是來源於訂立政府正當性的那份契約。根據當代政治哲學裡的契約論,政府之所以具有那麼大的權力,其合法性其實是來自於人民的契約而成,因為人們在自然狀態下(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只會不斷戰爭,無法生存,最後無法不合作,通過訂立契約從而建立政府,並賦予公權力給予它施政與制定法律。所以,除非人們完全否定國家的合理性,否則,只要人們承認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並享受過政府(人們)提供的資源,就變相承認了這份契約的正當性──而這契約的內容包括遵守法律的義務。

羅爾斯的觀點:法律或政策不正義並非人們不服從的充分理由

事實上,政治哲學史上大部分哲學家都通過契約、感恩、公平、必須合作、程序正義等等元素論證人們有服從法律的義務,包括羅爾斯他自己也採取契約論的進路,主張法律或政策不正義並非人們不服從的充分理由。

可能有些人會主張,如果一個現存的法律或政策並不正義,那麼人們就有權取消服從它們的義務。但羅爾斯認為這點難以站得住腳,即使在一個正義或接近正義的社會裡,也有機會產生不正義的法律、法律裁決和政策,這是因為我們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之中不可能有一套程序正義能完美地實現正義,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刑事審判中一個原本有罪的人可以逍遙法外,一個無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這種悲劇總是無法避免可能出現。

我們都知道,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多數決制度是無可避免,而多數的意見並不意味著正確,人必定有犯錯的可能,因此不正義的決定必定會產生,可是這不意味著我們就有理由拒絕結果,正如蘇格拉底第一個理由提到:「人民不能像 Free rider 一樣,當法律有利於他時才遵守,不利於他時就違反或破壞,否則任何法律與體制都會失效」,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宣稱某些法律是不公義因此不遵守,那麼我們將無法維持任何體制。所以,我們需要作出退讓,在建立和運行一個體制程序時,必須接受和容忍因我們的知識和正義感的不足所帶來的危險和損害。既然不正義的決定在完善的程序正義制度裡是無可避免地出現,為了維持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就必須容忍它。

不遵守不義法律的可能

不過,羅爾斯認為,雖然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我們需要容忍不正義的決定出現,但這不意味著我們需要接受所有不正義的結果。

正如大部分契約論哲學家都會認同,政府公權力正當性的證立,並不蘊涵政府愛做什麼就做什麼,譬如當政府訂立的法律或政策侵犯了人們的基本權利或自由時,人們就無需遵守這些法律或政策,因為契約裡包含保障人民的基本平等自由權利的內容,政府這樣做變相是自己單方面撕毀了契約。 這就是說,雖然人們有義務遵守不義的法律或政策,但前提是這些不正義的法律或政策不能超過某個範圍,如果超過了某個範圍,人們就有權不服從它。

但是,這個範圍應該如何劃分?公民抗命如何符合這範圍?又,羅爾斯容許人們可以有不遵守某些不義法律的可能,他又如何面對「公民抗命可能破壞法律制度」的質疑?對於這些問題,羅爾斯都會透過分析「公民抗命」的內涵與證成來解答,我將會在及後的文章裡說明。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透過上述的分析明白到,一個行為是違法的,並不蘊含那個行為必然是不正當或道德上錯誤的。如果要質疑公民抗命的正當性,似乎還需要更多的論證。

公民抗命大圖陣

1.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一)
2.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二):違法因此不正當?
3.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三):羅爾斯對公民抗命正當性的證明
4. 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四):公民抗命必須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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