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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完美》書評:邁可‧桑德爾的反對基因改造立場

2017/2/22 — 7:45

說起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這位哈佛哲學教授,許多讀者可能會想起他那本厚重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但他另外出版的《反對完美》卻只是 143 頁的小冊子。這書中討論基因改造的議題雖然嚴肅,讀起來卻相當輕鬆,閱讀時間可長可短。

由於作者論理流暢,鮮少使用艱澀的哲學用語,使得此書相當易讀。筆者第一次讀畢只花半小時。另一方面,若想享受思辨樂趣,本書不斷切換各種基因改造的觀點,博引極具爭議的社會案例,使得幾乎每一頁、每一個段落,都能令人停下來進入自我辯論的議題遐思中,像筆者第二、第三次重讀時,反而花了數日以上,且每次重讀都有不同心得。簡言之,《反對完美》是本很適合在閒暇閱讀的輕鬆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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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完美》討論「基因改造」,是關於人體與生育上可與進行基因改良,與基改食品無關。此書先以四個已具技術的基因工程作為主題:肌肉增強、記憶增強、身高提升以及對孩子的性別選擇,及後進一步延伸這些議題,探討優生學背後的不同哲學立場。

一如桑德爾前三本在台譯作的寫作風格,此書先敘述道德爭議案例,再從批判各方爭議的意見之中,總結出作者個人的獨特立場。桑德爾對基因改造所採取的立場相當特殊,此書可能是他最具爭議的著作。他反對優生學,認為應該將孩子視為上天恩賜,甚至連父母透過教育栽培孩子成龍成鳳的作法也有所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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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桑德爾來說,基因研究的用途,只該及於疾病治療之上。他不落入一般對於「胚胎是否為人」的爭議。對於人工生殖過程所剩餘的廢棄胚胎是否能用於研究上,他有很特殊的立場,認為從胚胎到完整的個人之間,依照光譜位置的不同,會有不同的道德地位。對於胚胎是否可用於研究,桑得爾拒絕在開放與禁止中二選一,而是主張我們應限制胚胎在實驗室裡成長的合理時間。

從「葛文失聰」的爭議說起:何謂「完美」與「優異」

本書一開始,作者提出一個飽受美國輿論批判的案件「葛文失聰」:一對均為失聰的伴侶,認為耳聾是一種文化認同。這對伴侶無法自行生育,因此刻意尋找「五代家庭均有聾人」的捐精者,意圖令孩子葛文天生失聰。此舉引來輿論譴責,認為不該蓄意將殘疾加諸在孩子身上。然而相比之下,無論以高額報酬尋求優良體格、高學歷、無家族病史,乃至在哈佛、麻省理工、史丹佛等名校出身的精卵捐贈者,還是更客制化提供顧客關於捐贈者的個性、髮色、大學主修等選擇;對於這些做法,卻鮮少有人指責。人們追求主流所視之優異的各項能力與特質,這種望子成龍成鳳的心態,似乎稀鬆平常。

然而,本書卻對這種主流上求其更好的態度,進行更深度的反思。當人仰仗外力增進自己的特質時,有沒有可能反而侵蝕其他更重要的價值?以運動賽事為例,運動員使用類固醇等禁藥強化肌肉,會遭受詬病,但使用更為方便的訓練器材呢?也許有人會認為用藥不勞而獲,會喪失比賽的公平性與人類努力的意義,使用訓練器材則否。不過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像是為了提升運動員肌肉輸送的氧氣量而注射紅血球生成素的做法遭禁止後, Nike 研發了人工高海拔訓練屋,使運動員在模擬高海拔環境內可以提升紅血球生成素,後來也遭世界運動禁藥管制組織給一併禁止,理由是兩者所造成的實質結果其實一致;但如果器材輔助會被禁止,那跑鞋的發明呢?助跑器呢?或者是棒球手套的使用以及碳纖維球拍的問世呢?為何這些輔助品卻為人們所接受?抑或是透過飲食與營養管理達成運動目的,不也增加速效,何以會與禁藥有所不同?

關於上述各種賽事裡用藥與器材的問題,作者在書中反覆討論各方意見,得出一個答案,那就是:外在輔助對於敗壞比賽與否,端看是否影響比賽的「本質」。以跑鞋來說,它降低了與比賽本質無關的意外事故風險,赤腳跑步可能會因為踩到尖銳物,從而干預對人體競速極限的測量目的。而允許籃球選手使用彈翻床灌籃、摔角選手以折疊椅攻擊對手,則會扭曲比賽的本質,使比賽淪為表演。也許,有些比賽的本質並不易清楚界定,但至少從《反對完美》這裡,我們有了一個對基因改造應否應用賽事上的判准依據。

如果藍球之神Michael Jordan的跳躍力是依靠基因改造先天提升的,我們還會這樣讚揚他嗎?

如果藍球之神Michael Jordan的跳躍力是依靠基因改造先天提升的,我們還會這樣讚揚他嗎?

那麼,生命的「本質」又是什麼?這是個比起運動賽事而言更難釐清的問題。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本質,將影響到我們要把孩子培育成怎樣的人。每個父母對此的答案不一。如果憶及前述的「葛文失聰」案,耳聾是一種需要治療的殘疾?還是一種需要珍惜的團體認同?各有意見。不過,倘若將生命窄化成某些限定目標而試圖求其完美,作者卻舉出相當多適得其反的案例。以美國為例,有越來越多的父母尋找心理醫生診斷自己的孩子有學習障礙,試圖在大學考試取得額外加分,這一家心理醫生收買不成,就再到下一家;此外,美國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大學入學生父母,為了介入孩子各個層面的教育控管,高額聘請私人顧問,為孩子量身打造大學申請策略、履歷編輯、面試訓練等規劃;在美國,有助增加學習效率的藥物濫用情況也愈來愈嚴重,「利他能 (Ritalin) 」(能加強注意力)與其他興奮劑藥物,其產量在十五年內增長了百分之一千七百;而為了學前測驗,美國幼稚園逐漸增加數學、閱讀、科學等課程的學習時間,取代藝術課與下課和午休時間,短短十六年內,六到八歲孩童的家庭作業成長了三倍……。

沒錯,對於生命的本質為何之一問,也許難有共識,不同的生命個體呈現出不同的本質發展。然而,當父母試圖積極地為孩子決定未來,不僅可能扭曲孩子的成長過程,同時也限制孩子的自主權。想想一個可能對藝術有興趣的孩子,在父母強調學前學科考試與名校思維下,他能夠接觸和探索藝術的機會,便會遭其他考試科目給漸漸取替。

反對優生學立場下的最大論敵:「自由主義優生學」

如果教育是如此,那麼優生學與基因工程對於孩子的改良也亦然。作者桑德爾借用哲學家哈貝瑪斯的觀點來說明:當父母有計畫透過基因工程訂造孩子的天賦與特質,孩子便先天地無法把自己看待為「個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而對於孩子的人生責任與親子關係也將不是在平等互惠的關係上展現,使得父母與設計出的孩子之間,孩子先天地具有附屬關係。作為設計者的父母,也將會對孩子負上不可避免的人生責任。

大家有想到香港之前的「贏在射精前」嗎?(Credit:《沒有起跑線?》片段截圖)

大家有想到香港之前的「贏在射精前」嗎?(Credit:《沒有起跑線?》片段截圖)

作者在反對優生學上所面對的最大論敵,並不是已經為人詬病的傳統優生學。傳統優生學以國家集體目的推動,歷史上可尋到的,除了美國將受刑人、貧民強制節育的惡法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令人髮指的希特勒優生政策。相對地,作者的主要論敵,是受到主流英美政治哲學家支持的「自由主義優生學」。這種優生學強調國家中立與個人選擇,認為當國家不再干預國民優生取向,且父母對孩子的人生計畫沒有偏見時,父母所試圖改良孩子基因之處,將會是「通用的」能力,並不為特定的職業或人生目標而設定。當孩子的通用能力增強時,孩子的能力發揮越大、個人選擇的機會也隨之增加。

桑德爾使用哈貝瑪斯的觀點反駁自由主義優生學:當父母有權增進孩子天生的通用能力,父母將變成孩子個人生活史的共同作者,脫離不了對孩子的人生責任。如此一來,父母必須對改造的後果負起責任,親子關係將變得不平等。另外,政府也無法真正做到國家中立,因為正如國家有義務為了國民未來而提供義務教育一樣,國家也有義務促使每個父母為其孩子進行通用能力上的基因改造;否則,放任父母可個人選擇是否提升孩子先天通用能力的後果,便只會令享有特權或資本的父母能獨有先天優勢的孩子。因此,自由主義優生學實情侵犯了自主和平等的自由原則。

在自主權之外的道德考量:謙卑、責任、團結

桑德爾認為,光是自主與權利的範疇不足以說明清楚基因改良的道德責任,為了彌補其不足之處,桑德爾最後提倡其他的德性基礎:「謙卑」、「團結」,以及強調對於他人的命運與成敗應當「減少責任擴張」。

當孩子的天賦不可預知與掌控時,父母與社會將學會更多的「謙卑」,會理解到包容意料之外的重要性、學習如何跟不和諧共處、並且開始駕馭自己意圖掌控他人的衝動。而當生命作為一種恩賜時,父母並不為子女的天賦負起全責,這亦是神學家威廉・梅所謂的「對不速之客的寬大」,當某人不需為一切負起全責時,不必要的道德重擔也隨之減輕,同時,也越有理由在團體或是社會之中,與所有成員一同分擔命運與成敗的後果,而不是將責任放於特定成員之上。這種共同承擔將會使得我們的社會變得更易「團結」。

桑德爾認為認為我們應該將生命視作自然的「恩賜」,而不應該強行掌控。

桑德爾認為認為我們應該將生命視作自然的「恩賜」,而不應該強行掌控。

桑德爾在此舉了兩個例子,說明這種道德重擔的減輕以及團結的發生是如何可能:

在過去棒球場上,一個先發投手得分太少而難以贏球時,投手有較多的理由可以怪今天自己運氣太差而處之泰然。但在藥物濫用的今日,不靠藥物上場的球員只會被批為「裸身上陣」,投手便開始有理由將上場前服藥的責任視作成一種更願意盡全力比賽的表現。藥物的發明,反而讓服藥成為其他選手多出的一項道德責任。

又以保險為例。保險業務的問世之所以能體現大家團結互助精神,正是因為我們不確定疾病會降臨在誰的身上,從而有保險的需求,使得健康的人願意救助不健康的人。可是,一旦基因測試進步到可準確預測每個人的健康狀況與壽命時,保險公司便可以依據評估拒保或加高保金於必將不健康的人身上,而確定自己肯定健康的人亦有可能選擇退出保險機制。保險所體現的團結精神卻因責任的可明確歸因,再也不復。

從上述兩個例子可知,當我們試圖去預知、掌控命運的同時,責任將會歸屬於某人,使得我們失去謙卑的態度,同時也失去團結。對於基因改造也是如此,在天賦上追求完美的基因改造態度若是可被允許,不僅為父母帶來「勢必為子女追求良好基因」的沈重道德壓力之外,把責任加諸於父母、社會的結果,將使社會逐漸喪失容納多元、不完美的謙卑與包容態度。特定的責任歸屬也只會破壞共同負擔的團結精神:子女的成敗更可怪罪於父母,而不是父母與親子共同成長及共擔的過程。

結語:一種道家式的閱讀與批評

筆者剛好是一位道家主義愛好者。在閱讀桑德爾最後對於自然、恩賜、謙卑、團結、減少責任、減輕道德重擔等考量時,不免發現它與道家立場的親似之處。雖然道家的老莊思想是兩千年前古老哲學,在當時並沒有基因改造的道德難題,兩者所面對的問題脈絡不同,但沒想到在核心價值的主張之上, 兩者竟可如此相近。

道家崇尚「自然」,強調世界是「芴漠無形、變化無常」,認為人若能適應自然之流變,將可養成「謙下」的態度。當隨機流變的際遇是好的時候,「不自伐」、「不自矜」、「不敢為天下先」......,「濡弱謙下」成為道家的表率,讓一切歸功於百姓與萬物的「自然」;當遭逢的際遇不好之時, 面對生命中的不速之客,道家只得以寓於「不得已」,將其視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非積極有為地釐清責任歸屬、指控問題根源。道家反對「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反對「皆知善之為善」等等將道德普遍化的立場,呈現出一種試圖降低道德重擔的「弱倫理學」。在這種對道德要求較弱、較薄的立場之下,面對殊異不同的對象不刻意強求統一規範而能海納包容,猶如所謂的「江海」之為「百谷王」,能納百川之寬大,終而團結於眾。

《反對完美》的「恩賜」觀與道法自然觀有親似之處

《反對完美》的「恩賜」觀與道法自然觀有親似之處

雖說從上述偶舉來看,道家與桑德爾在此書強調的基礎價值,有親似之處,然而兩者之間卻也有一項重大差異,那就是:對於「論證」的態度。道家可能出於對語言與論證的不信任,並未如桑德爾強調理由與論證上的探究。《老子》是本箴言式的集成、《莊子》則是充滿寓言故事,《老》、《莊》時常缺乏論證。相較於此,使得道家看似更具有宗教信仰的色彩。但是,附加上理由與論證之後,真的有讓桑德爾的主張更為我們可信嗎?

桑德爾在書末設想了兩種可能面臨的抨擊。抨擊之一,便是認為他的主張過於宗教性。對此,他的最終論據--將生命強調為是某種自然或上天的「恩賜」--他並不認為這論據可免於宗教意味,只是他所強調這賦予的「恩賜」,並不需要以某種特定的宗教或特定的形上學背景來背書。而另一抨擊則是從結果論來說,認為桑德爾並未比較謙卑、團結等價值,是否比其他如自主權、追求優秀等價值更值得我們崇尚。在結果論上,桑德爾並未有意回應,他不關心這些價值之間的成本效益計算,也不關心基因改造是不是一種道德上的罪行,他只強調他重視他所主張的這種思維習慣與存在方式。筆者認為,由於桑德爾在結果上不試圖回應這種思維態度與社會習慣為何是我們所該追求,使得這主張又回到一種信仰式的態度上。

然而,對於思維態度與生活習慣的信仰,我們有必要再加諸更多理由嗎?筆者認為,倘若是信仰的選擇,而非結果上的效益比較或價值情境上的說服,理由的強加反而可能令立場變得更為牽強。

牽強的部份像是:桑德爾在書中認為當基因改造被允許為一種可自我追求的手段時,得到好的基因再也不像是中樂透般的機運,而是被視為自己可以邀功的成就。於是,因改造而優秀的人變得不「謙卑」,他將更有資格認為自己該享有經濟中的多數收成,而不需負擔回饋義務於社會分享。不過,筆者想問的是,是否因改造而優秀的人,就可以因為他的成就較少受到社會與機運因素,而可減少稅負負擔以及迴避社會責任呢?持與桑德爾價值對立的信仰者,當然可以有不同的理由仍然要求他盡起社會責任,比如說:單純為了弭平貧富差距、減少階級落差。在這種理由之下,可不用透過訴諸優秀者需要有「謙卑」的內在德性,才能對優秀之人進行外在的責任規範。

再舉一個牽強的部份,像是前述桑德爾論及先發投手在是否可依賴藥物上場的前後心態。對於強調責任歸屬以及重任的人而言,支不支持以藥物上場跟是否加諸於他人重任完全是兩回事。一個先發投手得分太少而難以贏球時,投手隊友仍然可以繼續責怪投手可以訓練再多一些、表現再積極些。而不會因為藥物的還未問世,就會像桑德爾所說的一樣,投手就直接將輸球訴諸是自己今天運氣太差而處之泰然。其實,想要加責於人,總是不怕會找不到理由,即便有無藥物的問世亦同。

而關於牽強, 桑德爾在討論賽事爭議時,也曾批評與他相反的主張過於牽強。那是一個關於有腿疾的高爾夫球選手的爭議案。該名選手因步行會腳痛,所以訴請特許他能在職業賽事中搭乘高爾夫球車(這違反職業高爾夫球協會所制定的規則)。桑德爾的立場如同承審此案最高法官的主要裁定結果,認為步行不是高爾夫球的必要條件。但裁決法官中有人的出發點卻與桑德爾不同,該法官認為我們無法區分比賽規則中那些是必要,哪些是附帶的。該法官認為,比賽的本質是由規制所決定的,是全然的專制,某個意義上可說沒有任何一條規則是絕對必要。所以他更激進到主張:沒有任何道理支持,規則只能由職業高爾夫球協會制定。桑德爾直斥該法官的主張牽強且古怪,桑德爾認為至少有一些諸如公平、避免淪於表演的價值,是比賽的普遍本質。但筆者認為,如果我們憶及作文、歌唱、繪畫、烹飪、辯論等等,勝負帶有主觀任意的競賽類別;又或是憶及不以平等為訴求的無差別格鬥之類的賽事,此時便可發現到,並非所有賽事都以公平為優先考量,有的是「演出呈現」更先於公平。似乎,當比賽沒有絕對本質可言之時,桑德爾便當想然認定公平與避免淪於表演就是競賽本質,這對於他的論敵而言,不也是一種強加理由的牽強嗎?

從這些理由的牽強上可知,桑德爾與其對立價值的信仰者之間,有一種價值選擇上的差異。若不進行雙方價值選擇上的效益比較或是價值說服,對於某一基因改造爭議情境的選擇,其理由的附加形同只是在自己的價值信仰下反覆重申:「這是我的選擇」、「這是我的信仰」而已。對於對立價值信仰者而言,總是不乏可以找到其他的理由,或者是不訴諸與桑德爾相同的理由,亦可得到相同的反對基因改造立場。這是桑德爾在附加理由上,之所以牽強的緣故。

如果要避免牽強,或許可以從擁有近似價值觀的道家經典借鏡。一種做法是如同《老子》,以箴言的方式,讓想認同該價值的人要認同就認同,不想認同此價值的人也不牽強說服;而另一種是如同《莊子》,以寓言的方式,從故事、角色、敘事脈絡所營造出的情境,在這情境裡讓人直接感受到價值意義,從而得到價值選擇上的說服。

原刊於:《秘密讀者(2015年06月):道德,人們應該如何共同生活》

(文:梁靧;編審: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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