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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方案的倫理挑戰:它公平嗎?

2018/3/2 — 12:32

最近基本收入成為全球討論的熾熱話題。基本收入是指「國家無條件地發放一筆金錢或物資給所有公民」,提到它,我們很可能對這概念或方案已有一些想法。支持方會認為基本收入能讓所有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反對方則認為基本收入在道德上不可取,因為這政策鼓勵人更懶惰,減少人們工作的動機;基本收入在實踐上不可行,它會帶來經濟嚴重倒退。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的新書: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1]嘗試澄清人們對基本收入的常見誤解,並深化這理念,論證它在倫理上可欲和實踐上可行。這書結構分明,每一章節都意欲處理一重要問題:

第一章:作基本的說明

第二章:分析和比較基本收入方案和其他替代方案

第三章:解釋其他社會保障制度在學理上和政策上的發展

第四章:討論基本收入方案的具體歷史發展

第五章:探討基本收入方案的倫理基礎

第六章:以實例說明基本收入方案能打造更健全的經濟體系

第七章:論證基本收入方案在政治上可行

第八章:把基本收入方案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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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希望以第一章和第五章為基礎,簡述基本收入的重要特點,並探討其中一個重要的倫理挑戰:到底基本收入方案是否公平。[2]藉著簡要討論這個倫理觀點,我們可以把握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在倫理學上的核心關懷,試圖更全面地瞭解「公平」這一個價值的複雜性,以及它與其他倫理價值之間的關係。

基本收入的無條件特性

根據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的觀點,基本收入的一大特點在於它是無條件的 (unconditional) 。我在此處抽取三項要素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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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領取基本收入的單位該是個人,而非群體(例如家庭)(頁 27-29));

第二,所有人,包括未成年[3]、已退休人士、億萬富翁,都有權獲得基本收入(頁 30-36 );

第三,國家發放基本收入時不向領取者提出任何附帶條件,例如不會要求他們提供入息證明、進行職場進修等等(頁 36-39 )。

公平性挑戰:基本收入政策厚此薄彼

即使上述對於基本收入的解說是如此簡短,讀者也可能立刻想到反對基本收入方案的道德理由:它似乎並不公平。這是如何成之以理?

為方便討論起見,讓我們把圖像簡單化,把社會的人分作兩類:工作狂以及賦閒者。[4]假設工作狂和賦閒適者擁有相同的天賦和能力,但他們有著不同的人生取態。工作狂為了賺錢盡可能多的收入而不斷工作,而賦閒者則對拼命工作而換取豐厚收入的生活模式不太感興趣,寧可過上一些比較自在的生活。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認為基本收入政策下,兩類人都擁有足夠的資源去運用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但不滿的人則指出,基本收入政策對賦閒者有所偏頗:如果沒有基本收入政策,工作狂的淨收入必然更多(與有基本收入政策的情況下相比),因此通常也會較為滿足。基本收入方案在客觀後果上的確為某些生活模式(閒適者)帶來便利,同時為其他的生活模式(工作狂)帶來惡果,這對工作狂並不公平。

回應 (1) :從正義的觀點看:正義與真實自由

但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卻反駁上述的理由。他們的回應可以從不同層次而談。[5]

首先,他們認為上述的觀點隱含著一個前提:正義的分配所關注的是人們的愉悅感 (welfare) 。在這個前提下,批評者指出基本收入方案以工作狂的愉悅程度為代價,提升賦閒者的愉悅感,這是不恰當的。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不接受這個前提;他們主張正義的分配是關注所有人,特別是最弱勢者的真實自由 (real freedom) [6]。如果基本收入政策能夠極大化人們的真實自由,那麼它就是正義的。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是如何論證他們的正義觀應當被接受呢?他們先假設自由就是正義最核心的價值 [7],然後提出一套關於「真實自由」的理論,認為這種自由理論最為合理,同時希望令讀者支持「正義意味著極大化人們的真實自由」這正義觀。

那麼,什麼是「真實自由」呢?它包含三大要素: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對自我所有權的保障、實現擁有自由的真正機會或手段 (means) 。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指出,典型的自由至上主義者 (standard libertarians) [8]所抱持的自由觀 — 「形式自由 (formal freedom) 」只包括前兩種要素。「形式自由」是必要的,但並不是「(真實)自由」的全盤意思:真實自由要求人在擁有形式自由的同時還擁有真正的機會去選擇是否實踐那些形式自由。

Van Parijs 舉例指,一個身無分文的人擁有形式上的自由(i.e. 即社會制度並沒有禁止的個人自由權利)去環遊世界,但這自由也只限在形式上的層次,因為他無法真正的參加環遊世界航程(譬如他無法繳交所需的費用)。[9]換句話說,「真實自由」理論的支持者深信,空具形式自由對人並無重大意義,如果自由於人是重要的,那麼自由就意味著人擁有真正的機會去決定自己的命運。在討論真實自由與機會的關係時, Van Parijs 認為自由社會應當特別關注擁有最少機會的群體,致力於確保他們已經得到盡可能多的機會。[10]以「真實自由」為衡量標準的話,即使是在已發展的富裕國家,也只有富人能夠稱得上是自由的。為了確保最弱勢者也擁有盡可能多的自由,國家應該推行基本收入政策,透過無條件地和定期地提供一定的金額給所有人,讓他們的自由不停留在形式層面上(頁 250 )。

讓我們以職場上的自由為例作一簡要說明。在現行制度下,很多人為了生計[11],被逼接受某些待遇極差的工作(例如薪金處於不合理水平、需要長時間無償加班、工作環境惡劣、上司不尊重下屬等)。僱主可能利用這特點剝削員工。國家能夠透過無條件基本收入,讓人們真正有自由去選擇放棄現有的工作(或拒絕其他不吸引的工作),甚至希望僱主改善待遇(頁 37-39 )。[12]

回應 (2) :從公平的觀點看:「公平」的複雜性

讀者未必會認為回應 (1) 足以駁倒上述的公平性挑戰。畢竟,即使假設我們接受「正義的最根本要求在於實現所有人的真正自由」,也不代表「公平」毫無重要性。指出「基本收入政策不公平」的人可能只是純粹指出它的不公平之處,由此證明它不是(從倫理學的觀點看)最理想的方案。而且,我們也不一定要接受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的正義觀。由此看來,要為基本收入政策辯護的話,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需要針對「基本收入政策公平與否」這一問題作出回應。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意識到這一點,而他們也不打算否認基本收入方案在某些方面可能構成不公平,但透過點出「公平」這一倫理價值的複雜性和說明基本收入如何能消除一些重要的不公平問題,從而希望說服重視公平的人接受基本收入方案。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論證,基本收入方案總的來說仍然是公平的,甚至比現行的社會福利政策更為公平。

公平性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不勞而獲」(或「勞動卻不獲」)的問題。重視公平的人主張社會財富的分配應當與人們的付出掛勾。只有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才有資格從社會再分配中得到好處。[13]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時的社會福利政策與基本收入政策相比,哪一個比較公平?驟眼看來,基本收入的無條件特性是明顯的不公平:即使是賦閒者也能得到一份收入。反觀在現時的社會福利政策下,要領取社會福利,就必須證明自己值得擁有這份福利,例如自己已經努力求職但不果。在這樣的比較下,我們不是應該為了公平而反對基本收入政策嗎?

一旦當我們考慮到其他方面的公平問題時,我們便難以立即下這個結論。第一,經濟貢獻並不限於投身職場這一形式。現時的社會福利政策忽視了很多人的「無償勞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家庭成員為了照顧家庭而放棄工作。[14]各種家庭的雜務當然是勞動,而且也絕不能說對社會的生產力沒有貢獻。「家庭主婦」或「家庭主夫」的工作其實是解放了另一人的生產力,他們不需要把太多的心力放到家務上、如果家庭中有小孩,那麼照顧家庭的人也是在為未來的社會培養人材。如果公平意味著「貢獻」和「收入」合乎比例,那麼那些全職照顧家庭的人也理應能為他們的貢獻而得到一份收入,但社會福利政府卻沒有正視這一點。反觀基本收入方案,我們可視之為對他們的貢獻提供回報,這樣才是體現公平的做法。

第二,即使我們非常重視職場勞動,認為它才是經濟貢獻最重要的方式,基本收入方案其實也有助部份社會成員重投職場,讓他們對社會作出直接的經濟貢獻。現時的福利制度是條件性的,例如領取福利者需要通過經濟審查。如果領取者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社會提供的福利便會因而減少。這種做法固然有其理由:社會福利有限而需要社會福利的人士眾多,社會有理由依照人們需要福利的逼切程度來決定福利的份額。然而,這種制度具同時帶來反效果:它會使人失去求職的動力。投身職場需要面對很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你隨時有可能被解僱(而解僱的理由不一定是因為你工作表現不佳,有可能只是公司打算削減開支而已)、就職前僱主的口頭承諾未必會兌現、不肯定自己能否適應該工作等。但一旦失去工作,我們又難以肯定自己能夠在短時間內找到新工作,而重新申請社會救濟又費時日久。與其面對這些風險,難道迴避這些風險、持續接受社會救濟不是更理性的做法嗎?對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來說,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方案能夠把人從這種「失業陷阱」拯救出來。它消除了「一旦找到工作會便失去現有收入」這風險,同時人們知道投身職場有望增加自己的收入,變相鼓勵他們重設職場,為社會的經濟發展作直接的貢獻(頁 33-34 )。

總結

在這篇文章,我們簡略探討了基本收入方案的倫理基礎,特別是「正義」、「真實自由」、「公平」這三者。本文未能把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所有的相關倫理觀點都表達出來,但希望透過本文展現出二人的基本觀點。筆者認為很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些倫理價值之間的關係。人們也許認為,自由和平等[15]互不相容,容許人們自由選擇的話必然會產生貧富上的差距,因此任何重視自由的人都不應主張國家該干預自由市場所產生出的財富不平等。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卻指出,自由不單單是經濟交易的自由,也不只是法律層面上對個人權利的保障,亦應包括實踐這些形式自由的方式和機會。如此一來,社會必須更重視人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而重視真實自由的人也會認為資本主義市場下所產生的巨大不平等不能被接受。自由和平等並不對立,珍視自由的人應該在乎平等。

註腳

[1] 我介紹的是它的中譯本:許瑞宋譯,《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 (衛城出版,2017) 。除非特別說明,否則文中所引的頁數亦以中譯本為準。
[2] 網上有不少討論基本收入的介紹文章,筆者特別推薦這個網頁,內有六篇推薦文章,讀者可因應自己的興趣,選取相關的文章來讀。另外,黃頌竹亦有一篇文章討論基本收入方案的公平性問題和相關的論點和論證,亦建議讀者參考。
[3] 讀者可能擔心,未成年人仕可能會比成年人更容易「不審慎理財」,從而質疑基本收入計劃。先不論成年人仕普遍而言是否真的比較審慎,基本收入方案的支持者可以有兩個回應:(1) 基本收入方案可以只惠及成年人,只是大部份的提倡者都認為領取基本收入是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頁 20 ); (2) 未成年人所領取的金額可以比成年人低(頁 20 );(3) 雖然基本收入方案可以惠及未成年人士,但原則上也不反對(甚至會要求)由家庭其他成員代收(頁 27 )。
[4]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用的字眼分別是 “Crazies” 和 “Lazies” ,而中譯本翻譯作「瘋子族」和「懶人族」。根據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的說法: “Crazy is keen to earn a high income and works a lot for that purpose. Lazy is far less excited by the prospect of a high income and has decided to take it easy.” (Van Parijs 1997, p.92-93)  因此我不採用現有的中譯,因為兩詞都有明顯的貶義,而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則希望證明他們主張的基本收入方案對不同的美好人生觀都抱有同等的尊重,而且「瘋子族」這一詞似乎未能令讀者立刻掌握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想表達的意思。
[5] 本文無法討論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提出過的所有回應。他們一些重要的回應,預設了讀者對當代分配正義理論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並以此為基礎進行分析。基於這些限制,本文不會提及這回應,而只致力於展現出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如何看待「公平性」這道德挑戰的複雜性。
[6] 在中譯本被翻譯作「真正自由」,我認為這也是個理想的翻譯,因為它強調「形式自由」的虛妄。但與此同時,我認為 “real freedom” 同樣也有「讓人能夠真正而實在地掌握自己人生」的意思,所以我採用了「真實自由」這譯法。
[7] 即使在其另一重要著作 (Real Freedom for All) 中, Van Parijs 也只聲稱「自由是至關重要的」 (p.1) 、社會正義重視所有人的真實自由 (p.5) ,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討論,探究哪一種自由觀最為合理,以及該自由觀在制度上的意涵。
[8]在討論政治哲學時, libertarians 一字往往會被譯成「放任自由主義者」,(簡要地說)他們強調個人所有權 (rights to self-ownership) ,而且常常支持資本主義市場制度,代表人物有海耶克 (Hayek) 。然而,在 Van Parijs 書中,他自稱為 real-libertarians 和支持基本收入方案(同時支持自由市場制度)。我的解讀是, Van Parijs 認為所有真正重視自由(和明白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自由)的人都會支持基本收入制度。因此,我在此把 real-libertarians 翻譯作「自由至上主義者」,避免讀者因「放任自由主義者」一詞而誤以為 Van Parijs 也強調經濟交易的放任自由。
[9] Van Parijs (1995), p.22. 值得注意的是, Van Parijs 並不是在主張國家應該無節制地提供資源讓所有人都能夠實踐所有的形式自由。他明顯意識到這樣做是不可行的。基本收入所提供的金額因應不同社會的具體情況而異。雖然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 t建議基本收入以「該國現行人址 GDP 的四分之一為參考標準」(頁 22),但在定義「基本收入」時並沒有訂明具體金額,甚至容許「基本收入並非必須足以支應基本的生活需求」這可能性(頁 22 )。另外,「真實自由」的三項條件中,權利保障條件優先於個人所有權條件,而個人所有權條件又優先於機會條件。詳見 Van Parijs (1992), p.468; (1995), p.26
[10] Van Parijs (1995), p.25.
[11] 這可以從兩方面談。第一,工作收入是生計來源。第二,現時的社福政策是條件性的,要求領取福利者證明自己不是因為懶惰而沒有工作。
[12] 這一點也可以帶到下文關於公平的討論上。對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而言,透過基本收入制度改善職場待遇其實是促進公平的做法,認為「要公平分配負擔也需要考慮工作令人厭惡的性質」(頁148)。
[13] 在其後的討論中,社會貢獻主要是指在經濟生產方面的貢獻。但也有學者認為,政治貢獻(例如和平守法,從而營造出更為健康的社會)也屬一種重要的貢獻。詳見 Simon Birnbaum, “Are Only Contributors Entitled to Social Rights? Cooperation, Reciproc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Social Justice,” in his Basic Income Reconsidered: Social Justice, Liberalism, and the Demands of Equality (Prlgrave MacMillan, 2012), Chapter 3
[14] 這只是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提出的其中一個論點(頁 147-148),讀者可參見頁 145-149
[15] 對 Van Parijs 和 Vanderborght 而言,平等並不意味著經濟所得的結果平等,而是「機會、能力、可能性和真正自由之平等」(頁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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