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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哲學家的具體面貌:五本好書

2019/9/19 — 10:00

前言:哲學與哲學家的樣貌

如果問十位哲學家,「哲學是什麼?」,至少會得到十組答案,有些哲學家甚至會給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回答(譬如前、後期的維根斯坦)。不過大部分的哲學工作者應該都會同意,哲學的特色在於追求最基本深層、最客觀普遍的真理,並且希望在各種殊變與困惑中,找到行為處事的指引。

現在請想像一下:哲學家是怎樣的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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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哲學家的樣貌通常是有一定年紀的男性,甚至是有一臉大鬍子的白人男性。若是請讀者隨意舉出東、西方三至五位哲學家,多數人的答案裡幾乎沒有女性。

如果哲學活動探索的是人們平時習以為常、覺得理所當然的事物背後的原則,那麼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大家覺得哲學家的樣貌是如此?為什麼在通常的想像中,追求客觀真理,並且試著給出終極答案的哲學家,都是男人?這個現象的背後原因是什麼?我們的世界為何是這個樣子?還可以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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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牽涉複雜,無法在有限的篇幅內詳加說明。 [1] 在這裡,我將從另一個角度來切入,從我自己較熟悉的哲學領域 — 語言哲學、形上學、心靈哲學、知識論 — 為起點,挑選五位女性哲學家近幾年出版的專書,透過介紹她們所關注的議題跟論點,以及從鮮活的生命經驗中演繹出的抽象思考,更清晰地呈現出女哲學家的具體樣貌。

1.  語言哲學與道德哲學的交會

Jennifer Saul, Lying, Misleading, and What is Sai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 世紀的歐美哲學有所謂「語言的轉向 (linguistic turn) 」 [2] ,語言哲學一時間成為哲學探究中的顯學;自 Paul Grice 以降,言說行為中話語所傳達的意義,其本質、來源以及運作方式,更是語言哲學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支討論。基本上,話語的意義被區分為「所言 (what is said) 」跟「蘊含 (what is implicated) 」,但兩者間詳實的劃分至今仍備受爭議。

讓我們以例子說明。你去探望重病的阿姨,阿姨問起她兒子的近況。你昨天剛與他見過面,他過得很好也非常健康,然而就在你們會面結束不久後,你得知他因車禍過世。為了不讓阿姨過於傷心而影響病情,對於她的詢問,你的回答可有兩種選擇:

(1) 他(目前)很健康,心情也很好。

(2) 昨天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很健康,心情也很好。

(1) 的內容明顯為假,答 (1) 是說謊; (2) 的所言雖然為真,但這樣的回答實為誤導。換言之, (1) 的所言為假, (2) 的蘊含為假。 [3]

值得思考的是,在上述例子中,我們似乎更為樂意以 (2) 來回應。然而,「說謊」跟「誤導」都試圖以言語讓他人產生假的信念,既然兩者目的相同,在道德上來說,前者是否真的比後者更為差勁?

Jennifer Saul 在 Lying, Misleading, and What is Said 一書中,便巧妙地融合了語言哲學與道德哲學的討論,一方面以「說謊」與「誤導」在直觀上的不同為起點,推衍出合宜的「所言」理論,再據此釐清「說謊」跟「誤導」的概念;另一方面, Saul 藉由對多個具體語境的深入討論,論證「說謊」並不比「誤導」惡劣,「誤導」也不比「說謊」高尚。 Saul 主張,「說謊」跟「誤導」在「所言」層面上確有不同,但這兩種言說行為在道德層面上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儘管如此,選擇「說謊」抑或「誤導」能顯示出行為者的人格特質,因此兩者仍有不同的道德意義。

2.  選擇與轉變式的經驗

L.A. Paul,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第一本書提到了「選擇」的重要,接下來要介紹的書則引領我們再深入思考「選擇」的理據。

從午餐要吃什麼到下次休假要去何處旅遊,我們每天都在各種選擇中試著作出好的決定。一般說來,當我們越清楚與該選擇相關的客觀條件跟主觀因素,越能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這是理性決策的標準思考模式。

目前任教於耶魯大學的哲學家 L.A. Paul 在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一書中主張,有些選擇 — 例如:要從事何種職業,是否要結婚、生子等 — 會大幅度地形塑我們的生命軌跡、改變個人的核心價值;對於這類重大且影響深遠的選擇,我們其實無從作出傳統意義下的理性決定。

試想,生兒育女與不生如何相比?尚未生養小孩的人當然能從各種管道得知許多關於「生養小孩是怎麼一回事」的描述,但是在還沒有孩子時,個人終究無法得知生養小孩對其自身而言,究竟是怎樣的感受。一旦選擇生育,親身的經驗不僅能給個人的身心感官帶來新的感受,這些感受甚至能改變個人的信念、偏好、甚至自我認同。換言之,「轉變式的經驗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不僅能為個人帶來「知識上的轉變 (epistemic transformation) 」,還會造成「性格上的轉變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 [4] 由於這些轉變,個人對生養小孩的「主觀價值」 [5] 認定,在擁有該經驗之前跟之後,可能會有顯著的不同。更有甚者,我們沒有好的理由來論斷,究竟是在還沒有孩子時的想法,或是有了小孩之後的判斷,哪一個更正確、更貼近真實的自我。

Paul 因此認為,在作「轉變式的經驗」選擇時,我們得換一種角度來思考。我們仍然可以說,這類的選擇是理性的,不過此時理性的意義並不在於我們已經透徹理解與該選擇相關的各項主、客觀條件,而是在於「我們是否想要擁有該經驗」。一旦要作選擇(結婚、換工作、移民、投入某項社會運動……),代表我們選擇去發現那樣的經驗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感受,並且接受隨之而來的各種知性、情感、自我認同等基本價值上的深刻改變,以事前難以預料的方式,在個人的生命中開展。

3.  關於身體的形上學

Elizabeth Barnes, The Minority Body: A Theory of Disa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儘管「選擇」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各種豐富的意義,生命當中某些重要的基本設定,人其實無從選擇。譬如,身高跟體型往往由遺傳決定;與此同時,身體與心智的狀態,包括智力、體能、身材,以及各種器官跟組織的運作,確實存在有某種常態。

根據一般人普遍的認知,常態的發展需要常態的身心運作機制;身心障礙者由於身體或心智運作偏離常態,他們的人生與常人相比,就是比較不幸。在哲學的討論中也多有類似的預設,身心障礙者往往被視作有先天上的弱勢。

The Minority Body: A Theory of Disability 一書中, Elizabeth Barnes 從她專精的形上學領域出發,挑戰主流價值裡「身體殘缺」與「不幸福」之間的必然連結,以「價值中立的模型 (value-neutral model) 」來說明身體障礙, [6] 試圖論證一種另類的、關於「少數身體」的形上學。

Barnes 認為「不幸」有兩種:某些特質是「部分的不幸 (local bads)」, 因為只有處於特定的脈絡或時空中,個人才會因為這些特質而不幸福;若一個特質是「全面的不幸 (global bads) 」 ,個人因其所蒙受的損害則不受所處時空脈絡的影響。

以同性戀為例,若一名同性戀者處於恐同、厭同的社會,那麼他的人生確實相當不幸;同理,若身處於極度歧視女性的時空中,女人所能得到的發展、過著美好人生的機會也大為低落。然而,這不表示身為同性戀或者女人在本質上便是「全面的不幸」。有障礙的身體也是如此:依照Barnes的「價值中立的模型」,身體的障礙只是「部分的不幸」,身體運作與常態的不同並非「不幸的差異 (bad difference) 」,而僅僅只是「單純的差異 (mere difference) 」。 

就算在我們現處的社會, Barnes 也質疑「身心障礙者的人生並不幸福完滿」是缺乏證成的命題。不少研究顯示,身心障礙者對人生幸福感的自我評價 (self-assessment) 其實與一般人相差不多。 Barnes 舉杜思妥也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 為例:這位終生被嚴重的癲癇影響的名作家甚至認為,身為癲癇患者並非不幸;正是因為癲癇的緣故,讓他能比常人更為敏銳、感受到常人所無法體認的快樂。

4.  社會建構的真實

Sally Haslanger, Resisting Reality: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人類在知性及感性的探索和進步,與其所處的社會脈絡與群體息息相關。將群體分門別類的方式相當多樣,可以是依照性別、種族、年齡、性取向,也可以是按照收入、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對人群的分類,能影響我們對自我以及他人的理解跟期待,決定我們的選擇與偏好,進而引導甚至改變我們的行為。正因如此,深入考量社會脈絡、群體、以及兩者間互動所開展出的多面向之細節,在理論與實踐層次上均有重大的意義。

MIT 的 Ford 講座教授 Sally Haslanger 是當代以分析哲學的徑路從事女性主義與批判種族理論的重要學者。 [7] Resisting Reality: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一書囊括了她二十年來發展「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 」理論的思考精萃。「社會建構論」試圖說明,許多我們以為是「先天給定」的分類,都至少有部分的社會因素,與人們的思想、行為及制度有關,而不是純粹自然的範疇。

「性別」跟「種族」是書中的兩個核心議題。我們通常會將「男 — 女」、「黑人 — 黃種人 — 白種人」這樣的區分視為自然的、天生的、不可更動的。相對於此, Haslanger 認為「性別」跟「種族」也是社會建構,當我們將這些分類理解為社會關係結構中的位階 (social position) ,不僅能說明社會運作的模式,更能凸顯我們的社會結構中,因系統性的不公正,對處於某些特定位階的群體所造成的壓迫。

本書探討多項當代分析哲學裡形上學、知識論跟語言哲學的重要爭論,也對哲學方法論提出相當有見地的分析。 Haslanger 將哲學研究分為概念型、描述型、改良型三類,其中改良型的探究 (ameliorative inquiry) 意在找出我們為了達到某個合理目標,所應該使用的概念。例如,根據 Haslanger 的理論,女人是「分析性」地受壓迫 — 是女人必受壓迫,不受壓迫的人不是女人。這個定義看似誇張,甚至有強詞奪理之虞,然而,Haslanger的理論並不是一「概念型」的探究(精準指出我們透過內省認為「女人」是如何如何),也不是一「描述型」的探究(忠實描述「女人」實際上指涉到的對象),其「改良型」哲學探究的旨趣在於釐清我們究竟想要透過「女人」這個概念達成怎樣的目標。Haslanger真正關切的重點是社會正義,希望透過理論分析,提高人們對社會建構系統性卻又幽微的壓迫之敏銳度,並進一步採取行動,改變這樣的壓迫意識與狀態。

Haslanger 同時也是「實在論者 (realist) 」,主張社會建構產生的東西是真實的。因此,書名 “Resisting Reality” 隱含著雙重意義:社會建構出的範疇 —「性別」、「種族」等 — 確實存在,這些真實有時並不美好,甚至可能相當醜惡,但是透過理論的反省跟實際的行動,我們有機會對抗眼前的現實,建構出更理想的真實。

5.  重新理解厭女

Kate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如今大部分的國家與社會都有法律明文規定男女平等,女性在教育、文化、運動、經濟等領域皆有相當的表現;在政治上,近年來在台灣、香港、韓國、德國、英國、紐西蘭等地也都出現女性的領導者。「女人是被壓迫的」那種社會現實似乎已是過去式。

Kate Manne 在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一書裡卻說,父權 (patriarchy) 、性別主義 (sexism) 、厭女 (misogyny) 對於 21 世紀、尤其是身處民主社會的人們來說,並非危言聳聽。許多環環相扣的社會與政治現象,恰恰展現出結構跟制度在當代如何以更全面且隱性的方式壓迫著女性。

Manne 認為,厭女並不是一種心態,而是一種「女人就該有女人的樣子」的社會制度。在「父權」意識形態的社會架構下,男女不僅有別,更是男尊女卑。女性就該溫順從屬於男性,並且給予男性關注、供給其身心需求。在「父權」這個體制中,「性別主義」的功能在於合理化基於性別的規範和期待,「厭女」的功能則是在執行: 一方面糾察、制裁那些挑戰父權的「壞女人」,另一方面獎勵服膺於性別規範跟期待的「好女人」,透過賞罰分明的手段,維護並且強化父權機制。這可用以解釋,對那些「沒有女人該有的樣子」的「壞女人」批評最嚴苛的,也往往正是所謂的「好女人」。

在「父權」結構裡,女性是「情感的勞動者」,理所當然要給予男性情感(甚至是性愛),男性則會覺得獲得關注跟關愛是自己應得的權益。 2014 年加州 Isla Vista所發生的慘案,兇手Elliot Rodger 的犯案動機便是要「教訓」那些長期忽視自己的女性。 Manne 還提出「同男心 (himpathy) 」 一詞,標示出社會體制中,對男性不成比例的寬容、同情、開脫。在評論性侵、強暴以及約會強暴案時,大眾不時會出現檢討女性受害者(如:衣著暴露、行為不檢、深夜在外遊蕩)的聲音,也是「厭女」的運作。

Manne 也以柯林頓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所遭受的質疑跟責難,說明女性在追求權威地位時的境遇。當然,有沒有女性站在領導者的地位,跟女性領導者實際上做得好不好,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不過,有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當女性與男性能力相同時,女性往往被認為不好相處、不友善、不討喜。例如,在大學課堂中,當女教授跟男教授對學生提出相同的學術要求時,學生卻會覺得前者對學生不夠體貼、要求過多。另外值得探討的一點是,擔任領導角色的女性,為什麼能得到她們的位子;倘若她們失敗下台,所得的負評是否被粗糙地歸咎於性別因素。 [8]

Manne 對「厭女」的重新詮釋,揭露出社會運作中的許多雙重標準,探討各式各樣時而明顯、時而潛在的刻板印象之間的內在關聯,也凸顯男性跟女性都可以是「厭女」的執行者,也同時都是被規訓跟獎賞的對象。 Down Girl 一書在出版後,得到了不少獎項跟媒體的關注,可見關於性別的哲學討論,在當今社會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9]

小結:

以上介紹的五部女性哲學家的作品,各自有其偏重的理論關懷跟核心議題,但每一本的內容都觸及幾個不同的哲學領域,而非單一的純粹語言哲學、知識論、 形上學或心靈哲學專書。這五本富有脈絡性、具身性 (embodied) 思維的著作,透過對具體的生命經驗與生活環境的深刻省思,分別剖析語言現象、點出認知跟價值的難題、重新論證身體跟性別的本質跟意義,甚至指陳社會架構本身運作的機制和條件。好的哲學討論能刺激人產生新鮮、有層次的思考,避免盲目地從眾,或是過於簡單地化約。希望這些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聲音,能為讀者們帶來一些啟發,進一步發掘哲學跟哲學家多元的面貌。

註:

  1. 國際學界近年對此現象也多所關注。英美的數據顯示,大學部以哲學為主修的學生中,男女比例相距不大,但在大學任教的哲學工作者之中,男性約佔四分之三,女性只有四分之一。參見 Helen Beebee & Jennifer Saul (2011), “Women in Philosophy in the UK”, a report by the British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Society for Women in Philosophy UK; Eric Schwitzgebel & Carolyn Dicey Jennings (2017),  “Women in Philosophy: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Specialization, Prevalence, Visibility, and Generational Change”,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31, 83-105。 有學者認為,哲學學門中的性別差距與「無意識的偏見 (unconscious bias) 」有關,譬如:認為女性欠缺哲學研究所需的天賦;參見 Sally Haslanger (2008), “Changing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Philosophy: Not by Reason (Alone)”, Hypatia Vol. 23, No. 2, 210-223. Sarah-Jane Leslie, Andrei Cimpian, Meredith Meyer, Edward Freeland (2015), “Expectations of Brilliance Underlie Women’s Representation Across Academic Disciplines”, Science 347, 262-265。
  2. 此用語首見於 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3. (2) 的蘊含是阿姨的兒子現在也很健康、心情好。
  4. 「知識上的轉變」並非一個全新的想法。以 Frank Jackson (1982) 所提出的「黑白瑪麗」思想實驗為例: 瑪麗自小成長在一個只有黑白兩色的環境中,同時,瑪麗習得了所有一切關於顏色的知識,例如顏色的物理特性、波長等。當瑪麗踏出這個只有黑白的房間,親眼見到紅色的花朵、如茵的綠草,我們有理由認為,瑪麗此時的經驗,的確能為她帶來某些新的知識。 Paul 的理論亮點在於指出,有時新的親身經驗,帶來的不僅是知識上的轉變,更會帶來價值觀、信念、以及情感上的變化,大幅度也更深層地改變一個人。
  5. 某經驗或事件 x 對某人 a 個人而言的價值,即是 x 相對於 a 的主觀價值。不同的人對同一個 x 可有不同的主觀價值。
  6. Barnes 將書中的討論框限在身體障礙,並沒有觸及心智運作上的障礙。
  7. Sally Haslanger 擁有多項學術殊榮,包括 2015 年獲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院士,以及 2018 年的 Guggenheim Fellowship 。
  8. 在英語世界中有 “glass cliff” 一詞,「玻璃懸崖」指的便是「女性擔任領導角色」的現象:在危機或經濟衰退期間,也就是說,當失敗的可能性最高時,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得到領導的職位,擔任企業界的高階主管或具有指標性的政治人物(如:選舉候選人)。例如, Christine Lagarde 即將於 2019 年 11 月接任歐洲中央銀行總裁, The New York Times 近期一篇訪問報導便是以「玻璃懸崖」破題。
  9. PROSE Award in the Humanities by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2019; PROSE Award in Philosophy, 2019; ​Book of the Year 2017, The Big Issue; Dozen Most Memorable Books of 2017, Book Party, ​The Washington Post; Books of the Year 2017, Times Higher Education; Best Books of 2017, The Reading Lists; Best Philosophy Books in 2018, Nigel Warburton, Five Books. 以上資料取自 Kate Manne 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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