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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識與歷史意識的互動 — 以香港教育為例

2017/11/14 — 11:04

香港歷史教育爭議的背景

最近,香港中史科頗吸引人眼球。但如果大家對香港的教育略知一二,都知道中史科已是「夕陽科目」。在 2013 - 2014 年,約有 90% 的學校在高中課程開設中國歷史科,即大部分香港中學均有開設高中中國歷史科。但是在新高中學制推行以後,考生人數逐年減少, 2015 年只有 6320 人應考。要知道在舊學制中, 2010 年出席歷史科中學會考的人數就有 26186 人, 2012 年高級程度考也有4千多人。有些人就斷言,中史科沒有什麼影響力了。要讓中史不邊緣化,就要爭取中史科成為高中必修科。但現實是香港新高中的必修科已有中、英文,數學和通識四科,令中史成為必修科變得困難。

事實上,初中歷史的情況和高中很不同。 2014-2015 年 444 所中學有 392 所 (88.29%) 於初中設獨立中史科, 350 所於初中階段(中一至中三)設有獨立的中史科 (78.83%) , 42 所於初中之一或兩年設有獨立中史科 (9.46%) 。十二至十五歲的初中生就接觸中史,但以後卻未必有機會深化。因此在這階段學什麼和如何學變得很重要。

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中史科當然不被重視。筆者讀書時,卻甚愛中史。也許自幼看《三國演義》和金庸小說,對朝代興替特別有感覺,初中讀中史科就像看快播,由夏商周走到今天,有俯瞰眾生的快感。即使背誦資料頗多,思考空間甚少,仍津津有味。但因為文理分流,加上重理輕文的風氣,筆者最後竟選了理科。但初中期間,值成長期,讀的看的,都成了框框。尤幸筆者以後讀哲學,愛閱讀,才有機會扭轉一些看法,多了治亂興衰以外的關注。但如沒有以後的經歷,怎樣看歷史可能就已為初中的教育所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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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教育局於 2015 年 4 月 17 日公佈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下稱「中史科」)課程的短期方案,並舉行業內諮詢會。其實早在 2013 年 12 月,課程發展議會已建議設立專責委員會(後於 2014 年 5 月正式成立),分別處理初中中史科及初中歷史科的課程修訂。局方的修訂方向為「加強近代史教學及增加文化、社會史等份量」。

簡單來說,就是課程會「詳近略遠」,將古代史濃縮,中二應已教完清末,中二和中三共一年半可加強講授近代史,包括革命運動及中華民國成立、軍閥政治、國共合作及分裂、國共二次合作及抗日、戰後國共關係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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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修訂會涉及很多技術問題要探討,比如課時問題、學生的程度和課程編排的配合等,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論。筆者希望做的是呈現這種針對近代史講述的抗拒,以便勾勒教科書中的歷史意識如何影響香港人的身份、思想和行動。不能不提的是,教科書是整個教育體系、文化和政治所構成的東西。人們不免受其影響,但也會有異議、抗衡出現。

諮詢期後,局方收回 343 份有效問卷,當中 37.3% 中學同意修訂建議,有 49.9% 不同意。由於沒有明顯取向,教育局也跟隨專責委員會的建議,不要求所有學校必須於 2015 或 16 學年推行。專責委員繼續以「古今並重」為原則,而非「詳近略遠」。教師否定建議的理由可能是因為種種技術性原因,也可能因為政治理由,但今次諮詢所引起的討論,無疑提升了大眾對歷史教育和政治操控的戒心。

由反國教到撐通識

2012 年香港出現了「反國教運動」。國民教育科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民族意識建構,一種建立國家認同感的工程,隱惡揚善,歌功頌德。不少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都感抗拒,認為是「洗腦教育」,即不讓學生了解事情真相的單向灌輸。這反抗理由是出於對教育的一種基本看法,就是要呈現真相,並培育一下代判斷是非的能力。

香港中學還有另一必修科即通識科。通識科有一個單元名為「現代中國」,可讓學生認識國情。人們認為這種「認識」和國教的分別是國教集中塑造國族身份認同,但這樣一定會壓倒其他身份,讓我們喪失批判中國的一個據點。而通識則較為溫和,也算較多元,比如在身份認同上會點出我們有三個身份︰本地、國族和世界公民。課程指引列明培養學生「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雖然粗疏,但至少承認多元、游移的可能。

通識科其後受到建制派議員一連串的攻擊,但獲得教師的積極捍衞,也因為已推行數年,通識老師已成一龐大力量,政府推國教又未竟全功,中史科就似乎成了一個形塑國民身份的重要門路。正如我在前文所述,初中中史科是「改革」所在,而受影響的是初中生,年紀較小,這就迫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保證這種中史教育不是灌輸,不是「洗腦」?高中中史教育科的課程理念其中一點是︰「本國歷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素材。歷史教育可以讓學生通過對國家歷史與文化的學習與反思,加深其對國情的了解,從而增加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同時,透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又可以讓學生更深入了解本國的文化傳統,認識和汲取不同文化的特長,進而培養其恢宏的世界觀。」當中的反思跟認同,中國跟西方,都有一定的張力,難以逃離意識型態或理念的競逐,從而也就很難達到教育官僚口中的面面倶圓。

香港的《新報》在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社評卻這樣說︰「從政治鬥爭的角度去看,中學的『洗腦教育』是必爭之地,因為中學生的思想正介乎成形期,所以至關重大。因此,兩派的爭鬥重點,也就是在中學方面。當年董建華政府的增加了通識教育,取消了中學歷史作為必修科,結果令到香港青少年減低了對中國政治的認知,但也培養出港獨的思想來,實在是始料之所不及。因此,重設中國歷史科作為必修科,以及減少通識教育中的政治成份,也實在有其需要,恐怕也是將來大勢之所趨。」如果根據《新報》「通識 = 自由教育 = 港獨」的邏輯,那麼則有另一條等式出現,即中史 = 國民教育 = 大一統。中史科成了培養學生對大一統政權的想像,歷史教育成了達到這目的的手段。

香港史與中國史

另一條理解香港人歷史意識的途徑,就是香港史在歷史教育的位置。香港的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人文學科組出版的《在中國歷史科課程內教學本地史的理念及教學範圍》,很能表達官方的口徑︰「再細看『在中國歷史科的相關課題內教授本地史』這個意念,它其實包括了兩個認同。第一,是認同教學本地史;第二,是認同以教學中國歷史史事為主體,而不是獨立教授香港史。如果處理恰宜,這兩個原則不僅沒有衝突,反而是互相銜接,構成一種層遞演進的關係,那就是建立由社區而至國家民族的歸屬感。」香港教育的主流論調是香港人有三個身份︰香港人身份、國民身份和世界公民的身份。而透過歷史教育,這種身份意識得以呈現︰「使學生認識個人作為公民與家庭、鄰里社會、地區社會、民族國家以至世界的關係,培養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從而對香港及中國產生歸屬感,並為改善世界作出貢獻。」

在香港教育人員的處理下,這些身份是不會有衝突的,也不應該有衝突。課程的編寫者特別強調大一統的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呈現一種自古以來,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雖有些波折,但方向不變。

〈香港史事年表〉所建議的教學內容︰

1. 秦始皇置南海郡,香港屬南海郡番禺縣。

2. 東漢古墓——李鄭屋漢墓

3. 中外交通的發展——屯門的角色

4. 宋帝昺與宋王台的故事

5. 清初的海禁政策與香港的防衛

6. 外國勢力的東來與九龍寨城的建立

7. 鴉片戰爭中有關香港的事項

8. 英法聯軍戰役中有關香港的事項

9. 列強劃分勢力範圍時有關香港的事項

10.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與香港

11. 抗日戰爭——香港淪陷

12. 中英外交——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以上的歷史學習,都離不開探尋中國大歷史下香港的角色。可見,歷史的敘述本身就是一個建構身份的過程。最近,就有一些學者認為香港是海島文化,一直是抗拒中央或者大一統的。

反對天星碼頭的拆卸,也不是代表「戀殖」,而是因為蘇守忠抗爭而有特殊意義。評論人安徒便指出︰「天星碼頭上演的蘇守忠抗議事件,非因意識形態教條,非因家仇國恨,而是平白踏實地本於民生疾苦,社會公義。他單身以獨立人仕身份,直接挑戰殖民政治施政的不合理。史家已認定,天星加價事件,是整個六、七十年代本土社會運動的第一聲,也是香港戰後土生土長一代人的本土意識、本土社會關懷的萌發點。因此,也可以說,天星碼頭正是香港意識的搖籃。」(安徒,〈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

種種邊緣的論述都在近年建立起來,將香港的抗爭、反叛的性格突顯。但在主流論述,香港人的圖騰卻是獅子山下精神,這是集體創造出來的希望︰它意味只要努力就可以有回報,身邊人的「成功故事」都印證此希望非虛。獅子山下,人們奉行「積極不干預」或者自由市場原則,走精面好,說話粗聲粗氣或者文質彬彬也好,老老實實或者愛「走精面」都好,只要不犯法,不違反道德底線(即不殺人放火淫人妻女),都會被認定為香港人,也即是大家都會接受的「同伴」。

主流論述當然有它的力量,它可以滿足人們的慾望和順暢社會的運作。香港人以「搵食」為天理,每個人都像一間公司去逐利,出賣自己勞力是光榮不過的事,接受救濟或者援助則是無能的象徵。用身體來創造財富很適合「開荒」思維,土地很多機會很多,只差肯打拼的人。 60 年代到 80 年代漫山遍野的木屋,都是一個一個的主權國,先到先得,留給他人足夠的便可。

在這種「自力更生」的自我觀之下,人們不會太意識政府的存在,更多的時候被「政治冷感」形容,他們也沒有歷史意識。殖民地時期香港被視作「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但無論怎樣,香港人始終需要保護他們逐利的權威存在,只不過他們不需要精神領䄂。每個管治者都像過客一樣,雖或留下他的身影,但整體的框架不變就可。特別是,當人們已開始累積了一定的資本,可以用「錢搵錢」時,法理和法治就變成了最好的保障。「理性—計算」成了新的法規。用韋伯的語言,就是不用魅力型權威,只需要法律的權威。這箇中解釋,就是這最配合香港的核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治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當然可以保障人權或者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其可預計性。可預計性是香港與中國的分野,前者多壞都有一個譜,後者由大躍進到文革的一窮二白,今天卻成了世界第二經濟體,真算是奇跡。但香港人一早已成了奇跡,他/她開始要管理風險,他/她開始抵抗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香港的六七暴動在回歸前被簡單理解為擾亂香港社會穩定的事件。回歸後,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左派勢力領導角色的楊光在2001年則被表揚其對「勞工界等貢獻」。這種對歷史的迴避當然是為了符合香港已在運行的邏輯,但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卻未能建立︰在學校學到的歷史是大一統,在經濟生活卻是抽離於歷史,抗拒大一統被貶為戀殖,說本土卻未能擺脫和中國歷史的糾結。

六四︰本土,國家?

香港人因殖民地的身份,在文革、大躍進以至六四期間得以「區隔」,卻形成了恐共的心態。香港人在回歸初期、零八奧運期間開始嘗試接受共產政權,當時有兩個「理由」支撐。一、中國政府管治能力比特區政府高,有什麼事情只要陳情中央,下情上達的話,一國兩制基本成立。二、中國政府在世界大潮也不得不改革,不可用今天和當年比。「大國崛起」的神話令香港人悄悄慶幸又有一次機會可以乘風破浪。

回歸後,對中共的恐懼如何在教育領域被淡化?一個最常用的口號是客觀中立。客觀中立不可以說是壞的東西,但它往往被扭曲為事不關己,或者和稀泥的態度。這種態度對理解中國近代史不光彩的部份很有幫助。比方說反右運動,有近五十五萬人(有說是近三百萬人)被打成「右派份子」,教科書淡化為「不幸的後果」。「不幸的後果」五個字可真輕!教科書的思考問題問「反右鬥爭與焚書坑儒可否相提並論」,表面上是批評反右,實質是制造空間避過尖銳評價,營造假客觀中立,其實滲入思維毒素︰一、教科書「建議」答「二者相去兩千一百多年,其所發生的時代背景大不相同。」意思似乎就是不同的東西是不同的!現在就是要你找相同之處嘛!二、用最壞的來比較壞的東西,企圖讓壞的看起來不怎麼壞。這叫做小駡大幫忙。「 xx (例如官員干預學術自由)比起焚書坑儒,算不了什麼呢。」比起和坤,官員收五千萬又算什麼呢?    

香港的教育並不強調行動;觀察、甚至凝視才是正途。客觀中立就成了這種意識型態最漂亮的旗幟。唯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香港人始終願意站出來。1989年六四事件時,香港人的行動正好顯示中國和香港人歷史、感情和命運的交匯。但翻看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到底是怎樣介紹這一段沉重的歷史呢?1989年,外國大事是「美、蘇首腦會議,宣佈冷戰結束」。中國呢?「中蘇關係恢復正常。」書裏有兩頁談六四,並把六四事件定性為「改革開放的波折」。六四只是全國向錢看的大故事的小插曲。這十分配合主旋律。幾多學生和參與者死亡或受傷,沒有提。敘事是從當權者的角度看整件事,例如「平息」、「對當權者震撼甚大」,並提及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

最要命的是,教科書又引中國官方學者說「這個事件是受外國勢力利用的盲從……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順從於西方社會的政府,從而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進行資本的經濟殖民。」雖然,也提及有港澳及海外人士認為這是中國人民反對專制暴政的運動,但這樣的「平衡」已有效令學生的沉痛感和義憤大幅減低,因為「有外國勢力干預嘛」!訴諸民族主義情緒的「殺著」焉能不用?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是要以中國為主體,中國為主調的。香港人參與六四的故事只是邊緣,這就是香港的歷史教育特徵。不過,民間有不少出版物一直在填補這種空白。

當然,我們不能高估文化和教育的力量。為什麼有這種論述或書寫當然和社會政經結構有關。即使在每年的六四晚會,香港人可放膽在兩小時裏可克制地發洩,唯明天又再投入一次中港互動,甚至往國內做生意。香港人的歷史意識也被自我壓制,陷入自我欺騙的境地。

但是,六四情意結,到底決定了以後香港人抗爭的框架,也成了香港人書寫自己歷史的指引。在雨傘運動期間,以學生為主體的抗爭運動也令港人在927後滿是屠城的憂慮,解放軍是否出動成了一道殘酷的命題。有人事後孔明說中國一定不會出動解放軍,然而更值得探究的是為何香港人會有這種恐懼——這恐懼源於八九六四與香港民主運動有不可分割的連續,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更令兩者有可比性。更可怕的是一些「溫和派」勸喻學生退場時亦施用這種恐懼,把鎮壓變成一個不變的變項。這種恐懼卻是如此真實地、持續地貫穿人心。一方面,大家雖企圖相信香港仍有法治,香港仍是一隻會生蛋的雞,香港仍是國際都會為人注視——這裏到底是與別不同的。但一國完全有能力壓倒兩制的恐懼,六四再重演一次的想像仍是每晚讓人睡不著的理由︰香港始終是中國的地方,主權在她手上。不只如此,把藍絲帶 vs 黃絲帶比擬成文革,又或「學生是紅衞兵嗎?」之類的討論,無一不是用香港人凝視中國近代史的框架再理解一次自身。

雨傘運動到底和凝視六四不同︰群眾不只要面對使用武力甚至作勢要開槍的警察,更要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肉身真實地感受那種凝視式恐共所不能感受的。雨傘運動不只是政治啓蒙,不只是公民抗命,更是觸及「一國」這面牆,每個人真的感受到在主權面前成為一隻雞蛋的渺小。這是一種範式轉移︰由政府保護「我」這個體變成「我」個體挑戰政府,甚至「大一統」的政府。邊緣VS中央的框架和書本上那大一統意識的灌輸,形成一種對立。「我」意識到「我」不在大一統的視角,而是被排擠至邊緣。可見將來,港人對各種邊緣族群的歷史和關注會愈來愈高。

佔領中環曾作模擬演練,也將佔領規劃好為一天。正反雙方為佔領的後果展開口舌之爭。不過,大家都放在預計性和不損經濟為大框架作討論。可見香港人的意識不變之處。強調個人自發的參與,而不訴諸群體,也是香港人個人主義的基因。「愛與和平」可被翻譯為不強迫與穩定。然而,劇本不是無權力者能編好的。9月28日警方施放催淚彈,每個人都不能預計其他人的行動,但每個人卻是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不怕被驅趕,和警察周旋,佔領街道。人們除了驚訝於警察的行動,更驚訝於這群人有別於香港人一貫柔弱怕事的形象。人們歷史性地多了一個形容詞來描述政治抗爭的行動:「勇武」。其後,多晚在旺角佔領區的保衞行動,令人驚訝香港人願意付出身體的血和痛來捍衞他們的原則。香港人覺得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和替將來寫歷史。這就是生活比書本更真實的最佳示範。歷史意識只能在實踐中發生,而不只是書本上的沙盤推演。可是,即使有關雨傘運動的書寫如雨後春筍,但教科書在短期內也不會出現有關課題。這就是權力對教育,對書寫的制約、限制。

歷史與世界公民

雨傘運動後,香港出現了雨傘還是六四的爭議,有人認為六四是中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這爭議當然不是學理之爭,也不是香港人覺得六四屠殺在道德上可接受,而是什麼歷史才和「我」有關係?中國歷史還是香港史?但是,我們不難將六四——本土民主運動——雨傘運動連繫起來,看來這種非此即彼也不見得很有根據,但這的確折射了一些香港人有和中國脫勾的願望/慾望。

如果香港人都追求全人類的解放,人人都是平等的,本土派與大中華之爭本來不是問題。但現實的人處於無偏私與偏私之間;但是偏私不一定是自我利益,而是「我」、「你」之別的建構和形成。劉兆佳曾指出香港人的私是家庭,現在中港矛盾可以反映香港人的「私」已擴展至整個香港,一些家庭的隱喻如「保衞香港家園」都透視出這種變調。「沒有國,那有家」的口號或能突出國的重要性,但卻是將家國分離。香港人未能把握家國合一的想像,甚至有國家威脅個人的恐懼時,家園觀念自然應運而生。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一向是一種工具式的關係,構成性的關係很弱。「為何不收回香港?」、「香港還有什麼利用價值?」、「香港在中央眼中重要性愈來愈低。」這些論述一直貫徹香港人的腦海。在教科書中近代史部份,香港也只是中國統一台灣的一隻棋子。香港是被利用,而不少香港人也希望能「利用」中國發財致富。「一國兩制」只是統一過程中施用於香港的手段。這是中國政府也不會抵賴的事實。於是,一系列的「恩情」如東江水、 CEPA 和自由行就成了拯救香港之類論述的構成物。但是,當這些恩情被揭露成是中央「利用」香港時,這種「利用」結構由是鞏固起來。說到底,在全球化之下,那個國家/地方不被利用,同時利用他人?

更要命的是,這種互相利用的思維,配合資本主義消費邏輯,中港兩邊的人都化為沒有面目的消費和經濟動物。在自由行初期,我們還不時聽到雙方交流的論調,到後期自由行開始擾民時,論述已變成如何將這群「購物者」送到邊境去,互不相干,但各取所需。中港的人交會的紐帶只有買和賣時,其實正是符合市場的模型。香港作為一個社群不可能出現的情況,卻由中港的交流去呈現。市場關係當然沒有社群關係,所以自由行帶來的中港矛盾,既有文化差異的成因,但更多是將所有共同文化共同語言共同歷史甚至共同苦樂全部抽空後的關係總和。對照之下,便好像出現了兩個族群——這是所謂族群的虛妄。因為這種抽空邏輯,同樣可以運用於港人自身之上。香港人有一個共同社群感,就是離開市場後(包括人力市場),去到政治的領域。不過,這種截然二分已證實為虛幻。雨傘運動期間許多人的確放工甚至請假參與,但日常即經濟生活生產活動無一不反映香港人的政治自主,其中一個制肘便是我們的生活自身。罷課艱難,罷市更難以想像。香港人「搵食至上」的心態才是最核心、最核心的價值。

市場是香港人靈魂的枷鎖。歷史意識的重建是將我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問題用故事和理論組織起來。然而市場本身是反歷史的、純為政權服務的歷史也是反歷史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出版《「一國兩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第三章、四章分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繁榮發展」。比如說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應對風險和挑戰(如亞洲金融危機、支持香港抗擊非典),但這種官方歷史論述並不是事實︰「有關香港與中國在沙士期間的關係,主要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隱瞞疫情和封鎖訊息的種種。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况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疫情初期,就因廣東省已廣泛爆發,卻無向香港通報真實情況,以致香港公共衛生系統未有足夠防範。中國政府自身,也曾大量開除隱瞞疫情的官員(論者指出下台的多為京官,隱瞞疫情的最大禍首地方官卻絕少被問責)。巧合是北京在受世衛牽制和全球批評而不得不開除官員和加強透明度後,立時宣佈出現沙士疫情。其時全球疫潮正在退卻,讓人懼怕中國的疫情還有多少未被揭露。」(黃宇軒,〈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扭曲的沙士論述〉)

可見,香港如何教歷史、誰寫歷史、怎樣寫歷史和如何理解歷史都足以決定香港人的身份意識和下一步的行動。

民間書寫也不代表貼近真實。比如《香港城邦論》的作者陳雲,其筆下的英國管治,香港則好到不行,香港人因為宗主國有文明法規,是那些一片漆黑的中國人的反面。所以,香港人不要妄想自己可以改變中國,只可保持距離,你好我好。香港要自救,只有盡量獨立,但又不是獨立。因為我們是「城邦」,非國非市,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他的歷史論述便影響了不少香港年輕人。在此我不評論他的城邦論,只能說扭曲歷史來製造意識的並不是歷史意識,而是一種操控。可以有影響力,但也很危險。

當極權和市場結合時,政治宰制和經濟宰制合二為一時,香港人能否有足夠論述資源和政治能量去對應?當香港人本身已沉迷於市場關係而忽略在社群追求善的時候,真會尊重自己的歷史?會否因為把「利益」的競爭視為理所當然,而漠視正義和公正的要求,把歷史簡化為狹隘的香港人香港事,而忽略了全球脈絡中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的總結︰香港人的歷史意識建立,正受到不同因素阻礙。政權以「大一統」的旗幟,大膽干預甚至扭曲歷史書寫;為了順應本土思潮,盲目跟中國,甚至與世界脫勾而簡化香港史;市場至上、經濟功利思維即使不是反歷史,也是非歷史 (ahistorical) 的。

(編按:原刊於《思想》,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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