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歧視錯在哪裏 (3) :不平等對待論

2017/3/28 — 21:05

(編按:上兩篇文章,作者介紹了任意因素論無關因素論,發現各自都有缺陷。本文作者將探索另一個常見的不平等對待論。)

不平等對待論:歧視是錯的,因為歧視帶來不平等對待 (unequal treatment) ,而我們享有被平等對待的權利。

  1. 所有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
  2. 所有人都有被平等對待的初步 (prima facie) 道德權利。
  3. 差別對待在缺乏好的理由支持下,就是錯的,因為它使得被歧視者居於劣勢。
  4. 因此,歧視是錯的。
廣告

先前兩個探究歧視的理論,都是集中於歧視因素的特點上(任意因素、不相關)。不平等對待論則主要集中在歧視行為所帶來的後果上。談「差別」就意味著會有「比較」,歧視就是指被歧視者與沒有被歧視者受到的對待不同。

性別、種族、膚色、宗教等等的差別待遇(在大部份情況下)之所以錯誤,是因為這些行為使得被歧視者和不被歧視者變得不平等,而且這些行為背後沒有好的理由支持1

廣告

不平等對待論的特色是,它並不認為所有差別對待都是必然錯誤。有些差別對待只是初步 (prima facie) 看起來錯誤,但在考慮各方因素後有可能是道德上合理的;然而,在若干情況下,差別對待在經過全盤考慮後 (all things considered) 便屬於顯然錯誤。

譬如,有些人批評「平權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會帶來逆向歧視 (reserve discrimination) 的問題。美國有州分限定大學和研究院必須錄取一定比例的黑人和原居民,美國白人在這政策下便居於劣勢。但支持平權法案的人也許會如此辯護:「雖然這初步看來對美國白人不平等,但在考慮到諸如確保大學和研究院有多元文化、補償過往的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的傷害等因素後,這種不平等對待的政策實情是可被允許的」。反之,職場上的歧視,不但往往初步看起來是錯誤,在經過全盤考慮後也顯然屬於歧視。

只要是平等的結果就不屬歧視嗎?

不平等對待論最令人信服的地方,是它奠基於當代道德哲學的核心思想:「所有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這個前設非常具說服力,如果某個行為違反這個道德要求,很難合理說明這行為何可被允許。然而,不平等對待論同樣避免不了解釋能力有限的缺陷。因為,有些屬於歧視的例子不一定會令被歧視者特別局於劣勢。

試想像,一個社區內只有兩間餐廳,分別由男性和女性所經營。由男性經營的餐廳歧視來自女顧客(可以有各種形式:不准進入、額外收費、食物質素較差、服務態度較差等),而由女性經營的餐廳則歧視來自男顧客。在這個社區,沒有任何成員比起其他成員的處境更差,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同等地差2。在這個似乎屬於歧視的例子下,歧視卻不必然意味著被歧視者(或其所屬的團體)的境況比其他人(或團體)差3

什麼是「好的理由」?

另外,如果我們考慮平等時只集中在結果上的差別,就可能會引申以下古怪的結論:假如我的兒子將會去日本旅遊,而我的女兒則會前往英國,因此我準備了一些日元給兒子和一些英鎊給女兒。而基於匯率浮動的緣故,兒子所得的錢比女兒所得的更多。雖然從結果上來看,兒子和女兒所得的不同,但這顯然不屬於「重男輕女」歧視--雖然它在結果上使女兒陷入較差的處境4

當然,上述的例子並不一定能駁倒不平等對待論。請緊記,不平等對待論所主張的「我們所享有的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只初步而言的 (prima facie) 、可被推翻的權利。假如我們能夠有好理由支持某行為經全盤考慮後是沒有道德缺失,那麼這行為便不屬於歧視。

對於許多人來說,不平等對待論的吸引力正在於「初步而言地–全盤考慮後」這區分上。然而,如同無關因素論一樣,它的內容似乎過於空洞。到底何謂「好的理由」呢?如果單純以直覺判定我們有沒有好的理由去推翻這個權利,實在不夠可靠。如果「好的理由」是指我們在考慮過「相關因素」(甚至資格論)後所作出的決定,又會回到無關因素論所面對的問題。

也許看到這裡,你會忍不住為不平等對待論與無關因素論辯護:這並不是理論本身的過錯,而是何謂相關因素、好的理由,實在需要考慮具體的社會環境與脈絡。我們不能憑空提出一條適用於所有事例的道德原則,這樣的要求未免過於苛刻。

無可否認,上述辯護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在嘗試提出一套探究歧視的理論,確實需要正視這個問題。但另一方面,也不代表我們應當把這問題完全拱手相讓,交給當時的具體環境與脈絡,便已滿足。正如無關因素論的支持者,在面對歧視者任意訂立目標的時候,也會嘗試提出相關的普遍原則反對這類行為。因此,探究歧視的理論需要更具野心,更具體地解釋歧視的道德問題,否則用處不大。

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更有理論企圖,希望能用更具體的道德原則解釋歧視的理論。

註腳

[1] 因為差別對待意味著比較,所以會引伸出「被歧視者應該與那些沒被歧視者比較」、「怎樣的比較才是恰當」的問題。我在這裏採取 SEP 1.1 的說法,比較的對象需是「活在同一結構下並與被歧視者有一定關係的人或群體」。 Altman 以美國著名的 Jim Crow case 說明:在決定美國黑人在 Jim Crow Law 下有沒有受到歧視,比較的對象應該是英國南部的白人,而不是其他活在另一政治結構(國家)和與被歧視者關係不大的其他人(例如挪威人)。誠然,全球化使這個問題更為複雜,但基於本文的目的,我相信 Altman 的說法已經很理想。
[2] 這個例子來自Moreau, What is Discrimination?, p.72。我作了一些修改。
[3] 不平等對待論者可能會回應說,這個例子錯把兩項歧視混合而談。從每項歧視單獨去看,那就能合理地以不平等對待論解釋歧視。
[4] Elisa Holmes (2005), Anti-Discrimination Rights without Equality,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68, No.2, p.185-186. 讀者可能會認為 Holmes 的例子不夠好:我們認為這不屬歧視,是因為行動者(我)有歧視的動機,而動機是使得歧視成為道德上錯的原因之一。我猜想可以有兩個回應: (1) 即便如此,這也證明了結果不平等與道德上錯的歧視並沒有必然關係;(2) 動機是否「使得歧視成為道德上錯的原因之一」是有爭議的,因為在「間接歧視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中,歧視者往往沒有歧視他人的動機。

(作者將會推出一系列文章,探討歧視的道德意涵。)

(立場獨家版權,不得轉載)

文/蔡子俊;編審/阿捷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