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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人類學(3):如小說一樣引人入勝的民族誌 田野研究就不客觀嗎?

2017/3/23 — 22:52

人類學研究,致力細緻深入地認識社會文化,充分理解研究對象所身處的世界。為了達到這個效果,人類學家主要運用田野調查 (fieldwork) 作為研究方法,即在所研究的群體當中生活一段較長的時間,留心觀察、並親身到「田野」(即進行研究的地方、社群)中參與各種日常活動。人類學家把在田野中結識、能夠提供相關信息的人稱為對話者/報導人 (interlocutor / informant) ,與他們建立關係、溝通相處,是人類學研究得以進行的基礎。前文提到的人類學家 Philippe Bourgois ,就在紐約哈萊姆東區的一個販毒場所旁居住了五年,並和許多毒販成為了朋友1

田野調查顯然有其優勢。我們想要瞭解一位在美國的波多黎各年輕人為什麼會成為毒販,大概不是請他填寫​​一份調查問卷就能知道答案,也很難在實驗室中通過分析他的心理、生理特徵而得出結論。然而讀者可能會有一個疑問:這種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研究,難道不會很不「客觀」嗎?

人類學的研究著作稱「民族誌 (ethnography) 」,除了概念分析與理論的闡述之外,常常也包含鮮活的描寫和生動的故事,有的讀起來甚至比小說還精彩;人類學家自己的身影、與對話者//報導人之間的互動,也常常出現在民族誌當中。這似乎與我們一般對於科學的想像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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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人類學對於這個問題有過許多討論;近年來,人類學非常強調反身性 (reflexivity):研究者必須反思自身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起到的作用。要理解這個概念的重要性,首先要明白許多人類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是如何理解學術研究的:學術研究並不是去發現一個外在於人們的、已然存在的現實,而是研究者在「構造」一些關於他們所認識到的世界的描述。

種族、性別、年齡、階級,都可能使得一位學者更容易獲得某些種類的信息,而忽略了另外一些在發生的事情。例如說,早期的男性白人人類學家在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一方面難以與當地女性有深入接觸,另一方面也常常傾向於認為了解男性的看法對於認識一個社會較為重要。如此一來,他們所說的 「某某社會的人如何如何」,很大程度上其實是「某某社會中的男性是這樣告訴我的」2。不少人類學家的妻子,雖然不曾接受正式的人類學訓練,卻在陪同丈夫做田野調查時,進行了另闢蹊徑的有趣觀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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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的生活背景、個人性格、政治立場、理論取向,都塑造著他們看見的世界與寫作的文本。前文談到,人類學家 Lila Abu-lughod 認為,我們不應武斷地覺得罩袍就是對女性的壓迫。那麼,她自己是怎樣嘗試認識穆斯林女性自身對於穿著衣著的理解和體驗呢? 

Abu-lughod 的父親是阿拉伯人,母親則是美國人。她在美國出生長大,本身並無宗教信仰。她在埃及的貝都因人家庭中進行研究,對話者/報導人是虔誠的穆斯林。在她初次開始進行田野調查時,她的父親堅持要陪她一起。起初,Abu-lughod 很不情願——作為一個成年人、一位研究者,讓爸爸陪著自己一起進入田野,對她來說實在是太奇怪尷尬了。

然而,在和貝都因人相處了很久之後,她明白到,父親之所以這麼堅持,是因為作為一個阿拉伯人,他知道一個年輕未婚女性孤身在外,在當地人看來是十分反常的,很可能會引起對於她品格上的懷疑。於是他必須親自和女兒的對話者/報導人碰面,並介紹說她此行的目的是學習阿拉伯語、增進對貝都因社會的瞭解,以打消他們的疑慮。

這種進入田野的方式,使得在對話者/報導人(實際上似乎更像是寄宿家庭)看來,Abu-lughod 並不是高高在上、超然事外的人類學家,而是一個「盡責的女兒」。這一身份和地位,使得她理所當然地和家庭中的其他女性一起生活與勞作,非常有利於她親身體認阿拉伯社會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女性的端莊謙遜意味著什麼。

有一次, Abu-lughod 正在為一場宴會忙碌地作準備,突然感覺四周安靜下來,抬頭發現身邊所有女性都戴起了面紗。她轉過頭去,面對面的是一位她從來沒有見過的尊貴的老人——當時沒有面紗的她,立刻滿臉通紅地跑進了最近的門口。正是在這個時刻——在一位阿拉伯老人面前沒有辦法戴起面紗的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家,感覺自己簡直如同赤身裸體一般—— Abu-lughod 發自內心地明白到,她所研究的阿拉伯女性之所以會佩戴面紗,並不是在服從他人的命令、也不是害怕不戴會受到懲罰,而是在一些男性面前,她們的確感到極不自在,不假思索地就會蒙上面紗來避免尷尬4

每一個人類學家都有其自身的特質,都是在一個位置、從一個角度來觀察「文化現象」,選擇一種方式、來書寫一部分的「社會現實」——一位已婚男性,極不可能在田野中獲得和 Abu-lughod 同樣的體驗,也難以以同樣的深度探討 Abu-lughod 研究的問題。

田野調查,無可避免地是一個主觀的過程;然而這不代表人類學研究是虛假或者欠缺科學價值的,如果說所有的知識都必然是局部的 (partial) 、在具體情況下得出 (situated) 、是一種視角的產物 (perspectivist) 的話。

強調反身性 (reflexivity) ,正正是要求研究者嚴肅思考自己的研究是在何種條件下得以進行,並儘可能清楚詳盡地將其告知讀者,使得讀者既能看見一個研究的局限性,也能欣賞它獨特的貢獻。對我來說,這種謙遜與清醒,是人類學最具吸引力的一點。

註腳

[1] Bourgois, Philippe. 2003.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 1-2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例如,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Abu-Lughod, Lila. 1988.  "Fieldwork of a dutiful daughter." Arab Women in the Field: Studying Your Own Society. Pp. 139-161.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立場新聞獨家版權,不得轉載)

文/黃修瑋;編審/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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