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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念珠墜落無聲──《沉默》

2017/4/22 — 20:58

沉默是必要的嗎?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沉默》,隱隱回應了前年鬧得沸騰的香港文憑試考題。《沉默》以 17 世紀日本禁制天主教為背景,講述兩個年輕的葡萄牙司祭為了追尋棄教失蹤的老師而潛入日本,卻在官員逼害下一死一囚。年輕的司祭再三追問上帝,你為什麼對人間的苦難沉默?

必要的沉默,或不甘沉默

這樣的詰問我們早就不陌生了。黃碧雲的小說〈七種靜默〉,無疑說得更加尖刻︰「如果有七宗罪,上帝就有七種靜默。 人在上帝的靜默之中惘惘爬行。」而電影中的年輕司祭,面對官員以平民性命脅迫,終於也像老師般棄教,陷進像上帝一樣深沉的沉默裡。可惜電影後來也像原著小說般不甘沉默──當司祭在脅迫下猶豫著是否踐踏聖像,他終於清清楚楚地聽到上帝安慰自己的對白。此前對上帝沉默的詰問,頓時輕易地消解了。

司祭棄教後,電影有點突兀地換成荷蘭商館館員的旁觀角度,似要跟司祭的內心世界保持距離。終幕前,荷蘭商館館員旁述傳教士的死訊,說他是否真的棄教,「只有上帝能回答」。這是電影的最後一句對白,似要讓司祭的內心世界保持緘默。此時鏡頭卻跳出了館員的所知範圍,湊向司祭屍體手中暗藏的十字架。人和上帝的沉默,至此終於交匯起來了,交織出相當正面的意義,難免進一步削平了之前對上帝沉默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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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受害人與罪人

比起質疑上帝,《沉默》更擅長刻劃人間的諸種掙扎。司祭初抵日本時,根本聽不懂日本村婦虔敬的告解,而這居然完全無礙他順暢地完成儀式。村婦安心了,他卻有點困惑。究竟他在赦罪中的角色是什麼?

後來出賣過司祭的吉次郎也來告解,司祭顯然不情願,最後仍勉力完成儀式。這時候司祭的身分多尷尬啊︰他是赦罪的代理人,也是受害人,於是他聆聽告解的時候好像得一併寬恕對方。司祭被逼棄教後,吉次郎又要向他告解,司祭自覺不配,痛苦不堪,再三掙扎下終於再次完成了儀式。那麼誰能聽到司祭的告解呢?除了沉默的神,也許就是眼前這個出賣者吧──只有吉次郎仍把司祭當作司祭,也只有他告解的時候,司祭才能再次面對自己原來的身分。司祭拯救吉次郎的同時,會不會也被他拯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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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解與變節的迴圈

《沉默》沒有什麼輕鬆的笑位,唯一能令人發笑的,大概就是吉次郎的反反覆覆吧。初遇司祭時,吉次郎激動地否認自己是信徒,因為他曾被逼把腳踩在聖像上。重認信仰後,他半推半就地代替另一條村的村民面對宗教審問──你以為吉次郎要殉道了,他卻毫不猶豫地把口水吐在聖像上。他這邊廂出賣了司祭,那邊廂就問司祭上帝會不會寬恕自己;好不容易避開了宗教逼害,卻又巴巴趕到牢裡向司祭告解。吉次郎的窩囊和反覆,煩膩得令人失笑──比起電影中毅然赴死的殉道者、被逼畢生棄教的司祭,這樣反反覆覆也許更貼近普通人的日常吧。電影近結束時,吉次郎終於不再變節和辯解了,大概也要成為殉道者,與被迫棄教的神父形成對照。似乎只有殉道,才不用再次陷進告解與變節的無限怪圈裡。

失去了肉身,信念還是信念嗎?

若不選擇殉道,在世者仍可以持守信仰嗎?官員哄迫信徒踐踏聖像時,一再強覆︰「這只是形式,我才不管你們怎麼想呢!」他們沒說謊,但形式的象徵力量也會衝擊信仰,不然吉次郎就不會因為踐踏過聖像而否認自己是信徒。相對於他和其他信徒,被逼叛教的年輕神父面對的箝制更加嚴密︰工作、家庭,甚至姓名都是官員指派的,他得揪出暗藏基督圖像、符號的物品,承繼某個死者遺下的身分和妻兒。換言之,從公共身分到私人空間,司祭都無法以任何形式或行動去實踐自己的信仰。司祭審核天主教的違禁品時,甚至比他那同樣棄教的老師更盡忠,毫不猶豫。換言之,司祭沒有以暗渡陳倉或消極不合作(hea做)的方式去實踐信仰。結局以司祭死後手中的十字架暗示他沒有放棄信仰,我卻不禁困惑︰當權力機關在公私領域裡都堵死了你實踐信仰的空間,還有可能持守信仰嗎?若說宗教信仰真的可以,其他信念可以嗎?這是無奈的自我安慰嗎?不讓橫蠻的世界改變內心,能算是慘勝嗎?不管答案如何,在今日香港思考這個處境,倍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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