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自由市場與自由平等:從史密夫和潘恩的自由市場思想說起

2018/5/25 — 13:29

香港是一個經濟極為發達的城市,但貧富懸殊也極為嚴重,僱傭關係又常常不平等。與其他發達城市相比,香港打工一族的境況更為不堪。談到打工族的待遇,我們很快便會想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職業安全保障這些議題。但即使我們在上述議題爭取到更好的待遇,打工族的生活未見得會大幅改善:我們還未有集體談判權、還在爭取更多的侍產假,更遑論法國開始實行的「離線權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了。

面對這些議題,最為頭痛的可能就是資本家老闆們了。他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理由反對推行這些措施,但有一點是他們經常掛在口邊的:這些政策和自由市場的理念有衝突。他們的說法預設了自由市場是必須保留;任何與之相衝突的政策不應實行。但為什麼自由市場享有如此地位?他們主要有兩大理由:自由市場最能促進經濟發展、自由市場最能實現自由和平等。本文將集中討論後者,嘗試由兩名支持自由市場的歷史人物:亞當·史密夫 (Adam Smith) 和托馬斯.潘恩 (Thomas Paine) 的理論考察這個問題。

亞當·史密夫 (Adam Smith) 和托馬斯.潘恩 (Thomas Paine)

亞當·史密夫 (Adam Smith) 和托馬斯.潘恩 (Thomas Paine)

廣告

史密夫的自由市場思想

先從史密夫這位極為有名的自由市場提倡者說起。他所著的《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 》1以及其無形之手 (the invisible hand) 之說廣為人知。讓我們探討一下他支持自由市場的理由。史密夫固然認為自由市場有利於經濟發展和更有效率地分配資源,但他認為自由市場最主要的價值在於從封建式的經濟制度轉向自由市場,能夠帶來「良好的秩序和管治,以及個體的安全和自由」。2

廣告

在封建制度,雙方既處於嚴重不平等的關係,絕大部份人的生活亦依賴於上位者(地主)的慷慨施捨,農奴必須絕對服從,甚至主動揣摩地主的心意並奉承他們。但在自由市場階段,市場參與者依賴的不再是他者的善意和憐憫,而是訴諸於對方的欲求:我給予你需要之物,來換取我需要之物。史密夫有另一段極為有名的說法:我們不再期待自己的晚飯來自肉販、啤酒公司或麵包店老闆的施捨;我們透過滿足他們的利益而得到自己的晚飯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3

除此以外,史密夫也認為重視商業和製造業的自由市場制度會使得更多人離開地主的領土而成為商人和工匠,他們雖然說不上是完全的自力更生,但對地主的依賴已經大大減低。農夫雖然仍然需要地主提供的田地以供耕作,但農夫們在自由市場下,向地主繳交一定的租金以換取長期的田地使用權,他們不用擔心地主會任意地驅逐佃農。

由此,我們可見史密夫所強調的「個體的自由」,是指一種免被處於極為依賴他者而致於自己處於極不平等狀態的自由。在這裏,自由和平等很難分得開:如果你極為依賴領主的供養,你就必須對他唯命是從,你在領主面前既不自由亦不平等。這和共和主義者所理解的自由 (republican freedom) 很相似,共和主義者認為,自由就是免於被支配 (non-domination) ,也就是沒有人能夠擁有任意干預我的能力。在封建制度中,地主和君主具有這種任意干預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即使他們擁有這種能力而不行使,一般人民還是存於不自由的狀態,因為地主和君主隨時能夠使用該能力,一般人民一直處於依賴於他們善意的狀態。

潘恩的自由市場思想

談到潘恩,我們第一時間想起的也許不是他對自由市場的信奉,而是他的著作《常識 (Common Sense) 》和對美國立國者的深遠影響。但其實潘恩在經濟思想的影響力也不少:他為當時美國和英國的工人運動支持者也推祟。與此同時,他也是自由市場的支持者(或廣義的放任自由主義者, libertarian):鼓勵自由貿易、支持低稅收、反對國家對工人的薪酬作規管,並認為這些政策能夠幫助貧困人士。他相信社會進步主要源於人們的努力,而社會上大部份的問題都是來自政府的干涉。也就是說,只要國家不要多事,給予人們發揮的空間,他們自然能夠解決他們面對的大部份問題。他又認為政府是人們貧困的根源:當時的英國徵收不同稅項,使貧困一族百上加斤,只要政府撤銷這些壓逼性稅項 (oppressive taxes) 4,人們便有更多的資源可供利用,而富人們也能夠利用多出的資源再作投資。

對完全的自由市場抱有質疑的人也許會問:扶貧不是需要高稅收政策,收取更多的稅以補貼窮人嗎?潘恩為什麼認為自由貿易和低稅收政策反而能夠幫助窮人呢?他對自由市場的想法似乎過於理想,但如果他的想法真的是天真可笑,那麼為什麼他又如此具有影響力呢?

原因之一在於,與史密夫的思想相似,當時的平等主義者都視確保人們有自僱的機會為解決貧窮問題和實現平等的核心。史密夫和潘恩心目中理想的自由市場,是一個由獨立的工匠和商人營運或自僱的小型企業所主導經濟制度。與大型企業和由國家保護的專營企業相比,獨立的工匠和商人會投放更多的精力、創意和技巧到他們的生意上,有利於創新。他們身兼資本家和工人雙重身份:擁有一定資本的同時,還需要憑藉自己的技術和努力去賺取收入。在當時,國家是平等的主要大敵:國家偏袒地主階級,甚至保障若干專營企業5,使得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市場無法實現。

史密夫和潘恩的思想背景

我們可以進一步質疑史密夫和潘恩的自由市場藍圖(以自僱或小型企業為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認為他們的想法過於天真。但另一種更為合理的質疑是:時代不同了,他們的想法符合他們當時的經濟情況,但時移勢易,我們已不能把他們的想法照搬到當代。

史密夫和潘恩的思想建立於工業革命前(或還未完全發展)的時代:《國富論》於 1776 年出版,而珍妮紡織機 (spinning jenny) 在 1764 年發明,在 1776 年只得少數工廠採用6;而潘恩的經濟著作則分別在 1791 和 1797 年出版,他們都活在工業革命未成熟的時候,自然難以預見工業革命帶來的壟斷、自僱的工匠被機器取代和淘汰、人們難以同時成為資本家和工人等問題。

那麼,他們的理論沒有參考價值了嗎?

既然史密夫和潘恩的理論針對的是工業革命前的世界,它們對於工業革命後的世界似乎已經是不合時宜了。雖然如此,我認為這只代表了我們不能照單全收他們的理論,而不代表他們的理論已經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舉例來說,我們仍然可以以他們所強調的自由和平等來考察現行的經濟制度。他們強調的是人們不需卑躬屈膝的自由、與僱主(如果不是自僱)享有接近同等地位。在他們的時代,自由市場(與封建制度相比)無疑是更能保障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到了現在,因為工業革命帶來巨變,我們已經無法簡單地說:「史密夫和潘恩是對的,重視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應該支持自由市場。」甚至,如果我們真的珍視自由和平等,我們應該對現行的自由市場制度進行批評,因為現代的工作場所就猶如一個私人政府 (private government) 。

工作場所作為一個私人政府

我們對於政府的權力運用往往存有戒心,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權力運用失當的話,會嚴重影響我們的自由。如果權力沒有得到恰當的制衡,國家便有可能濫用其權力,要求我們屈從。但國家並不是唯一一個威脅到我們自由的機構;職場上的階級也使得僱方儼如傭方的政府。7舉例來說,雖然僱傭雙方以契約形式結合,理論上雙方都能接受契約列明的要求,但在很多時候,員工是在選擇不多的情況、沒有討價還價的力量下接受合約,而資本家則不愁聘用方面的問題。除此以外,基於效率的考慮,工作合約也不會詳細列明員工的職限,好讓上位者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因應不同情況而對員工作出不同要求。這種幾近無限制的權威 (open-ended authority) 使得老闆擁有極不對等的權力。即使面對合約以外的要求,僱員也因別無選擇而只能服從。甚至,有些企業會對員工的私生活有所要求,確保他們在工作期間有更好的效率。8

哲學家 Elizabeth Anderson 認為我們必須明白到,工人不再是工業革命前那樣,有能力自僱因而可以拒絕任何不合心意的工作合約,史密夫和潘恩所想像的小型企業主導的社會已不復見,而工業革命後的社會給予資本家空前的權力。如果我們仍然對史密夫和潘恩所主張的政策照單全收,結果不一定會帶來工人們的解放,反而會對他們的自由構成威脅。

在這裏要作數點澄清避免誤解。

第一,上述的說法並不與一些良心企業的存在有衝突。誠然,社會上有些企業和老闆視員工為平等的,重視他們的訴求,讓他們工作得有尊嚴、感覺到受尊重。 Anderson 所批評的,是這個容許上述壞情況出現的制度和結構,而國家對於這問題的出現責無旁貸,因而應該積極介入和改善。9回到先前提及過的共和主義式的自由:企業和老闆們擁有不對等、扼殺員工們自由的權力,擁有這種權力本身已經是對於人的(共和主義式的)自由構成威脅,而積極地行使這些自由的企業家則對員工的自由帶來更大的傷害。

第二,對 Anderson 而言,國家和企業(或工作場所)雖然都可算是政府,但它們也不是在各方面而言都一樣。例如,國家主要依賴其立法和行政能力逼使公民服從,而企業卻是利用僱傭合約中僱方享有的權力和彈性,以及傭方選擇不多這些因素逼使員工服從。

第三,批評工作場所接近一種私人政府並不等於要求取消企業內的階級制度。 Anderson 清楚意識到,問題不在於企業內的階級本身,有些階級是合理和必須的;問題根源在於現時的制度容許(甚至鼓勵)職場內嚴重不平等的階級制度。也就是說,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在於取消所有的階級制度,而在於規管、避免對這些有問題的階級制度出現。10

國家能做什麼?

如果工作場所算得上是私人政府,那麼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國家(公共政府)如何能在掌有權力的同時,又能保護和促進公民的自由和利益,然後再思考這些政策能不能應用在私人政府的問題上。

Anderson 所提出的第一點是確保人們有離開的權利。我們可以以此權利為籌碼,逼使國家善待我們。同理,如果員工們擁有離職的權利,公司也應該不會太過猖狂。員工們一般都擁有離職的權利,但問題似乎沒有得到多大改善;畢竟,只要制度和結構不變,從甲公司轉到乙公司不見得會好太多。離職的權利可說是必要的,但不足以避免企業對員工自由的威脅。

第二點是法治。常有言法治是自由的基石,但套用到職場問題則遇上一定的阻力。上司擁有具彈性的權威有時候是合理的,否則他們無法應對和處理不同的難題。然而, Anderson 提醒我們,法治所強調的平等保護以及重視程序恰當與否的精神也適用於職場上。例如,在處理被上司非禮的投訴中,公司應該有一個公開而合理的程序處理,而不應妄下判斷。這點越來越受到主張職場正義 (workplace justice) 的人的重視。

第三點是僱員所享有的權利。權利保障了員工在某些領域和情況下不受企業的干預。因為企業對員工自由的威脅不限於職場,所以他們的權利也應該延伸到各層面。例如,員工不會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和言論、性取向、生活習慣而遭到降職或解僱。「離線權」嘗試保障員工在工作時間以外對上司要求說不的權則。但要注意,即使僱員享有一系列權利,也不一定能有效地解決問題,特別是當我們意識到低下階層的員工「手停口停」,即使公司無視他們的權利,他們也只能逆來順受。

第四,民主政府確保公民的聲音能被聽見及回應,這一點也適用於職場上。這不一定意味著職場上的民主制 (workplace democracy) ;擴大工會的權力也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結語

如文章最初所言,本文無法討論所有支持自由市場、國家不對職場問題進行干預的理據,而只選擇簡單地探討兩名歷史上重要的自由市場提倡者(史密夫和潘恩)的想法。我希望帶出的是:如果他們所提出的(共和主義式的)自由和平等是重要的、是我們當初支持自由市場的理由,那麼我們很有可能基於同樣的理由(對自由和平等的重視),反思現行的制度,甚至要求國家作出規管和改變。把他們提出的藥方照單全收,不單單可能是一種知性上的懶惰,而且使社會與理想越離越遠。

註腳

[1] 此書全名為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般簡稱為 The Wealth of Nations。本文採用的版本為 Adam Smith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Edwin Cann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2] Smith (1776), p.539, quoted in Elizabeth Anderson (2015), Liberal, Equality, and Private Government, p.74
[3] Smith (1776), p.30
[4] 潘恩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下的放任自由主義者。他在 “Agriarian Justice” 中建議設立一個國家基金,每個滿 21 歲的公民都可得到 15 英磅,在 50 歲時每年得到 10 英磅。詳見 Thomas Paine (1979), Agrarian Justice, in Thomas Paine: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27-336
[5] 話雖如此,有些不太講求創新但對於國家和自由貿易不可或缺的企業,例如關於運河、水利、海關關稅的事務則需要由國家特許經營,只是這些受規管的公司 (regulated company) 與合股公司 (joint stock company) 相比往往表現更差。見 Elizabeth Anderson (2015), Liberal, Equality, and Private Government (available online: http://tannerlectures.utah.edu/Anderson%20manuscript.pdf), p.77; Smith (1776), “On the Public Work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facilitating particular Branches of Commerce”, esp. p.983-985
[6] Anderson (2015),p.77.
[7] Anderson (2015), p.97-111
[8] 美國的福特車廠 (the Ford Motor Company) 在 1914 年推行了一個有名的措施:會派人突擊檢查員工的住所,確保他們的住所潔淨、查問你的生活習慣,包括飲酒的頻密程度、婚姻情況、開支、日常飲食等;如果合格的話便能得到 5 美元的日薪(相對於2014年的$117.39)。由此可見企業對員工的自由的影響不限於職場上,而可以引伸到日常生活各方面。詳見 Joyce Shaw Peterson (1987), American Automobile Workers, 1900-1933,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57, 72, quoted in Anderson (2015), p.102; 也可參考 http://jalopnik.com/when-henry-fords-benevolent-secret-police-ruled-his-wo-1549625731 
[9] Anderson (2015), p.110, 113-114
[10] Anderson (2015), p.116

(文/蔡子俊;編審/彭捷)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