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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思想實驗篇

2017/12/22 — 10:15

BOOK COVER: Justin Caouette, Justin Caouette, Ishtiyaque Haji, Free 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BOOK COVER: Justin Caouette, Justin Caouette, Ishtiyaque Haji, Free 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當我們說到自由意志 (free will) 的問題時,經常都會接著提起道德責任 (moral responsibility) 。事實上,我們關心人類是否有自由意志,除了想要自己是否真有決定行動的自由,還在於想要知道自己對自身的行為該付上多大的責任。在傳統上,一些哲學家認為,假如我們處於一個決定論式的世界(人的一切行動都是被決定),人便沒有自由意志,我們繼而也難以談及道德責任。這種想法涉及兩個宣稱:

(1). 假如決定論為真,則人不能按另一替代可能性行動 ── 在哲學上,我們稱之為「不相容論 (imcompatiblism) 」的觀點;以及

(2). 人不能按另一替代可能性行動,則不用對自己所作的負上道德責任 ── 在哲學上這稱為 「替代可能性原則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

一般而言,我們可對「決定論」作如此簡單定義:過往的歷史事實,加上自然定律,使某事情成為必然出現的結果 [1] 。而使得某些哲學家相信宣稱 (1) 為真,主要因為他們認為人既不能改變過往的歷史,也沒能力改變自然定律,因此也沒能力決定任何事件的出現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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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哲學家反對宣稱 (1) ,但基於宣稱 (1) 不是本文想要說的主題,我們就假設它為真。本文想要討論的是宣稱 (2) ,以及用以支持它,和反對它的思想實驗。讀者可先當文章為思想實驗的遊戲,看自己的直覺會否跟哲學家所說的一樣,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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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哲學家常用到思想實驗 (thought experiements) 作為思考、辯論的工具,一般讀者都或聽過電車問題 (trolley problem) 等思想實驗。研究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的哲學家也不例外,在很多時候,他們在論證時也訴諸了某些直覺[2]。比如說,我們認為決定論排除了道德責任,是因為我們直覺上認為,道德責任的必要條件是能按另一替代可能性行動。也就是說,在直覺上,我們不能道德指責沒有能力按另一選擇行動的人。

這種直覺可靠嗎?一些哲學家嘗試提出另一種思想實驗,對之加以反駁,試圖論證在一些情況下,即使人沒有作另一選擇的可能性,也該對他的行動負上道德責任 — 現代哲學家稱這種思想實驗為「 Frankfurt-type examples 」[3]。讀者可參與以下的思想實驗:

小黑是腦神經科學家,他熟知人類大腦掌管行動的部分,並發明了一塊能控制人類選擇的晶片。他同時是黑幫組織的老大,為了有效控制他的手下小鐘,他在小鐘的腦裡安裝了一塊晶片。但在沒事故發生的情況下,小黑不會試圖控制小鐘的行動。事實上,他從來也沒有使用過他手上的遙控器。也就是說,小鐘其實沒有能力按另一選擇行動,他只是剛才選擇做了小黑想要他做的事[4]

這類思想實驗想要帶出的,是我們一般認為,即使小鐘沒有能力作另一選擇,他還是該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當然,不是所有哲學家都認為以上的思想實驗具有說服力[5],但本文必須把這些回應放在一邊。我在這裡想要說的,是對於「人沒有能力作另一選擇,則不用對自己所作的負上道德責任」這個直覺。究竟有多少人真的這樣認為?

Derk Pereboom 在他的哲學課上曾做過不太嚴謹的實驗,問學生們的傾向,他說:「在開始的時候,學生普遍對相容論式的回應感到畏縮[6]。」能事實又是這樣嗎?我們不妨看看以下的思想實驗:

假設在下一個世紀,我們發現了所有的自然定律,根據這些資源我們又製造了一台超級電腦。這電腦能按自然定律, 100% 準確地推算這個世界一切未來會發生的事。假設這種電腦存在,我們輸入 2150 年 3 月 25 日的資料,這年正是 Jeremy Hall 出生前的 20 年。根據這些資料,以及自然定律的推算,它說 Jeremy 會在 2195 年 1 月 26 日下午 6 時搶劫富達銀行。就如電腦的推算, Jeremy 在 2195 年 1 月 26 日下午 6 時搶劫了富達銀行。

Jeremy 該為他的行為負上道德責任嗎?以上的思想實驗來自一項 2006 年的實證研究,結果是 83% 的受實驗者認為, Jeremy 該為搶劫銀行負上道德責任[7]

所以,在一方面,我們認為,假如世界一切都被決定,我們難以談及道德責任;但在另一方面,當被問到一些特定情景的思想實驗時,我們又認為人該為他的行為負上道德責任。

這是為什麼呢?一些哲學家認為,這是人類思考抽象概念與具體概念時的分野。為了證實這個假設,哲學家們又做了另一組實驗[8]。根據這實驗,受實驗者被分成兩組,回答兩組內容一樣,但以不同方式提問的情景,它們分別是:

(1). 在 A 宇宙,所有東西都是被決定的。那麼在 A 宇宙,我們可以說一個人該為他的行為負上完全的責任嗎?

(2). 在 A 宇宙,所有東西都是被決定的。一個叫 Bill 的男人,受他的秘書深深吸引,他決定了要做唯一能跟她一起的方法:殺死自己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他知道,假如自己的家失火,沒有人能逃脫。就在他外出工幹之前,他在地下室設了一個裝置,把整間屋燒了,家人無人幸免。 Bill 應當為他的行為負道德責任嗎?

結果是,有 72% 人認為 Bill 應該負道德責任,但只有少於 5% 的人認為情景 (1) 那個人需要為他的行為負責[9]。也就是說,同樣處於決定論式的世界裡,我們對兩個人有著差別對待。

除此之外,當我們說:「人沒有能力作另一選擇,則不用對自己所作的負上道德責任」的時候,能仔細的分作兩種情況: (1) 不用對自己所作的壞事負責;以及 (2) 不用對自己所作的好事負責。

我們剛才一直所提及的都是情況 (1) 的個案。而哲學家還發現,我們對一個人所作好事與壞事有著不同的直覺[10]。有哲家學因此認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單一的理論來解釋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的關係[11]

然而,這些哲學家所忽略了的,是直覺分有不同層次和種類,不同的直覺對於不同的命題和論證同著不同的知識論地位。這涉及到比較深哲學的方法論問題,但簡單地說,在以上 A 宇宙的兩個情景中,我們其實運用到了兩種不同類型的直覺:一種是純粹邏輯和形而上的直覺;另一種是則是關於日常命題的直覺。在討論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的關係時,應取哪一種直覺?

這便涉及到,當我們說「道德責任」時,我們視它為一個怎樣的概念。哲學家要不認為假如「道德責任」是一個形而上的概念,要不就認為它是社會建構的概念。初步的方案是,為求達到理論內部的一致,對道德責任作形而上詮釋的哲學家,在論證時只能依靠形而上的直覺。隨之的問題便是:假如道德責任是社會建構的概念,我們還能以關於純粹邏輯和形而上的直覺作論證嗎?

此外,直覺真的是可靠的研究方法嗎?在研究自由意志的學者中,也有反對使用直覺的人,E. J. Lowe 是其中一個,他在近來的論文說:「直覺不過是理性主體的心靈狀態,但這種狀態不能獨立地構成可靠的證據,不能使得一個理性主體,能對獨立於心靈的東西的性質作出正確的判斷[1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不少研究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社經地位的人有著不同的知識論直覺[13]。甚至,人的直覺也受情緒影響[14]

所以,一般而言,直覺是可靠的證據嗎?思想實驗的知識論地位又是什麼?這些便是哲學方法論和知識論的討論了。雖然這些都是哲學方法論和知識論的討論,但卻又跟討論自由意志跟道德責任的討論有關。實驗哲學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當然是一大討論的新方向(雖然有不少人討厭這種進路),但除此次外,哲學家似乎能從一些關於思想實驗的知識論問題中,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最簡單的是,假如在自由意志跟道德責任的討論中,形而上的直覺並不可靠,或就能削弱對道德責任作形而上解讀的可能性。舉例說,近來實驗哲學的研究顯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道德直覺,這成為了在道德形而上學中,道德直覺主義的一大難題,當中的最主要原因在於,道德直覺主義假設了道德性質是非自然、不變的。這其實也是對道德責任作形而上詮釋的人需要解釋的問題 ── 假如道德責任是一個不變的形而上概念,何以我們會在不同條件下有不同的道德直覺?反觀視道德責任為社會概念的一方,似乎與實驗哲學的研究結果相容。

但這都是哲學家們的任務了。

註腳

[1] 更嚴格的可參考 van Inwagen(2000) 的定義:更嚴格的可參考 van Inwagen(2000) 的定義:☐((P0& L) → P),當中 P0=the state of the world at some time in the remote past; L= the laws of nature; P= any proposition or event.
[2] 不是所有哲學家都明確說明他們如何使用直覺,也不是所有強調運用直覺的哲學家也在這討論上用上直覺 ── 有興趣者可參考 Kane 1999 的一些見解。
[3] 參看 Frankfurt 1969
[4]這版本參考了 Fischer 2002 。讀者另可參考 Ekstrom 2002
[5] 例如:van Inwagen 1978; Ginet 1996
[6] Pereboom 2001: p. xvi
[7] Nahmias et al., 2006
[8] Nichols &Knobe 2007
[9] Knobe& Doris 2010: 329-330
[10] 例如 Faraci& Shoemaker 2014
[11] ibid.: 333
[12] Lowe 2014: 256
[13] Weinberg et al. 2001
[14] Wheatley &Haidt 2005; Schnall et al. 2008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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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aci, D., & Shoemaker, D. (2014). Huck vs. JoJo. In. J. Knobe, T. Lombrozo, & S. Nichols (Eds.), Oxford Studies i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Vol. 1 (pp. 8-27). Oxford: Oxford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Fischer, J. M. (2002). Frankfurt-type Examples and Semi-compatibilism. In R. Ka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ree Wi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nkfurt, H. (1969). Alternate Possibilities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hilosophy, 66(23), 829–839.
Ginet, C. (1996). In Defense of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 Why I Dont Find Frankfurts Argument Convincing. Noûs,30, 403-417.
Kane, R. (1999). Responsibility, Luck, and Chance: Reflections on Free Will and Indetermin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96, 217–240.
Knobe, J., & Doris, J. (2010) Responsibility. In J. M. Doris and F. Cushman (Eds.), The Moral Psychology Handbook (pp. 321-3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we, E. J. (2014). Grasp of Essences versus Intuitions. In A. R. Booth & D. P. Rowbottom (Eds.), Intuitions (pp. 256-268). New York: Oxfords University Press.
Machery, E., Mallon, R., Nichols, S., & Stich, S. (2004).Semantics, Cross-cultural Style. Cognition 92: B1–B12.
Nahmias, E., Morris, S., Nadelhoffer, T., & Turner, J. (2006). Is Incompatibilism Intuitiv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73(1), 28–53.
Nichols, S., &Knobe, J. (2007).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Determinism: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Folk Intuitions. Noûs, 41: 66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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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Inwagen, P. (1975). The Incompatibility of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Philosophical Studies,27(3), 185-199.
—— (1978). The Possibility of Resurre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9(2), 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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