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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式的一生 — 諾齊克的哲學人生(上)

2017/2/18 — 12:52

我不會如蘇格拉底般說,未經反省的人生並不值得過──那是不必要的嚴苛了。但當我們的生命由我們深思熟慮的思考所引導,它便是當下我們活著的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別人的。就此而言,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
──諾齊克,《反省的人生》1

尼采曾要求:你應如此活著,一如你願意這樣的生命可以永恆地重複。這似乎有點苛求。然而哲學確實構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值得從一而終的生活方式。一如蘇格拉底最初向我們示範的那樣。──諾齊克,《蘇格拉底的困惑》2

《蘇格拉底的困惑》是當代著名哲學家諾齊克 (Robert Nozick, 1938-2002) 的一本論文集,收錄了他之前出版的不同性質的論文,甚至有哲學小說,可說是相當奇特的一本著作。本文不擬在此詳細介紹此書內容,而是嘗試為諾齊克的哲學人生繪一速寫,以讓讀者對他的思想發展有個較為整體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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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齊克生於 1938 年 11 月 16 日,父親是俄羅斯猶太移民,在紐約布克林區 (Brooklyn) 經營小生意。諾齊克在當地的公立學校就讀,其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這段時期,他的思想十分左傾,曾經加入社會主義黨的青年組織,更在哥倫比亞大學創立「工業民主學生聯盟」的分會,一個在1968年學生運動時頗為激進的組織 3 。但當他到了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究院時,由於受到哈耶克及弗裡德曼 (Milton Friedman) 著作的影響,諾齊克的思想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由支持社會主義轉為完全擁護資本主義。在 1975年的一次訪問中,他承認最初的確很難接受支持資本主義的論證,「但愈加深入探討,它們顯得愈有說服力。過了一段時間,我想:『好,這些論證都是對的,資本主義是最好的制度,可是只有壞人才會如此想。』然後去到某一階段,我的思想和內心終於變得完全一致。」4

諾齊克的哲學啟蒙是柏拉圖的《理想國》。他曾自述,十五、六歲的時候,他手拿這本書在布克林區的大街閒逛,渴望得到大人的注意。他雖然唯讀了一部分,而且也不大懂,「但卻被其深深吸引,並知道內容十分美妙。」5 但真正令他投入哲學思考,並決定以此為終身志業的,卻是哥倫比亞的哲學教授摩根貝沙(Sidney Morgenbesser)。事緣在一科有關二十世紀社會政治思想的課上,諾齊克提出任何想法,摩根貝沙都可以提出質疑,指出他的觀點要麼忽視了某些重要分別,要麼忽略了其他反對的可能性。諾齊克愈受挑戰,愈希望將問題弄清楚,結果他上齊了所有摩根貝沙開的課。後來他戲稱,他是「主修摩根貝沙 (major in Morgenbess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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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畢業後,諾齊克旋即轉往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所,師從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亨普 (Carl Hempel) , 1963 年以《個人選擇的規範理論 (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 》為論文取得哲學博士。在這篇論文中,他主要探討理性選擇的規範條件以及博弈論中的一些問題 7 。諾齊克接受的完全是正統的分析哲學訓練,最早關心的是科學哲學中有關科學解釋的問題。畢業後,他獲獎學金往英國牛津留學一年,並先後在普林斯頓、哈佛及洛克菲勒大學 (Rockefeller) 任教,最後於 1969 年回到哈佛,以三十之齡,擔任哲學系正教授 8 。而在羅爾斯的鼓勵下,他和芮格爾 (Thomas Nagel) 組織了一個小型的倫理及法律哲學學會,每月定期進行學術討論,出席者包括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華爾沙 (Michael Walzer) 、湯遜 (Judith Thomson) 等當代著名哲學家。年輕的諾齊克在同儕之間,最有名的是他那摧枯拉朽般的分析能力。早在普林斯頓時,他已成為很多訪問教授的嚴峻考驗,因為他總能在別人看似密不透風的論證中找到漏洞,鍥而不捨地將對方的觀點拆解到分崩離析為止。這種不畏權威,追求原創性,認真對待各種可能性及反例的態度,是諾齊克一生研究及教學的最大特點。他不僅待人以嚴,對於自己著作論證不足及懸而未解之處,也會在著作中公開承認,並邀請讀者繼續思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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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是當代政治哲學史重要的一年。該年羅爾斯醞釀了近二十年的《正義論》正式出版,並由此激發了諾齊克寫《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的念頭,前後只用了一年時間 10 。諾齊克後來回憶,這多少是一場意外。該年他正休假在斯坦福大學的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打算寫一本有關意志自由的書。他之前早已讀過《正義論》的初稿,也和羅爾斯進行過深入討論,自己對放任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亦有一些構想,但政治哲學始終不是他主要的學術興趣所在。誰知幾個月下來,有關自由意志的思考毫無進展。而讀完羅爾斯大幅修訂後的新書,馬上令他改變方向,展開對羅爾斯的批判及建立自己的正義理論。

諾齊克有關社會正義的論證有幾個步驟。第一,他首先指出,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擁有一些基本權利,最根本的是自我擁有權 (right of self-ownership) 以及免于外人干涉的權利。這些權利構成一種諾齊克所稱的道德的「邊際約束 (side constraint) 」,禁止任何人用整體利益或其他價值之名,侵犯一個人的權利。權利的至上性構成諾齊克整個理論的基礎 11 。但擁有自我,卻不表示人自動有權擁有外在世界中本來不屬於任何人的自然資源,例如土地。因為資源有限,而每個人總想佔有更多的財產。諾齊克於是提出一個有關土地及資源佔取的正義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acquisition) 。他認為,只要人們滿足一個洛克式的附帶條件 (Lockean proviso) ,也即在佔取時沒有令其他人的情況變得更壞,例如留給其他人足夠多和同樣地好的資源,這種佔取便是公正的 12 。這是第二個步驟。

緊接著的問題是:一個人如何有權擁有本來屬於別人的東西呢?這是有關轉讓的正義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transfer) 的問題。諾齊克的答案很簡單:如果最初的佔有是正義的,那麼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物品的任何轉讓同樣合乎正義。「從一個正義的狀態中以正義的步驟產生出的任何東西,它本身便是正義的 13 」這是第三個步驟。諾齊克指出,除了重複應用這兩條原則,沒有人有資格可以正當地持有任何物品。但當有人違反這兩條原則時,我們則需要一條對不正義佔有或轉讓的修正原則 (a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of injustice) 加以補救。這是最後一個步驟。諾齊克聲稱,這三條原則已經窮盡了分配正義中的所有問題。

這意味著什麼呢?社會正義關心的是在一個政治社群中,誰應該得到什麼的問題。諾齊克認為,只要我們能夠保證,每個人的財產持有 (property holdings) ,都符合最初佔有和轉讓的正義原則,那麼整個社會便是公正的。如果政府根據某些模式化 (pattern) 或非歷史性的正義原則,例如平等原則或需要原則,透過徵稅將我的財產強行轉移給別人,那便嚴重侵犯了我的權利,剝奪了我的自由。私有產權應得到絕對保障,因為它構成了人身權不可分的一部分。道理很簡單,如果我有權完全擁有自己,當然包括可以自由支配正當得來的財產,並透過我的聰明才智賺取更多財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不違反上述兩條原則,那麼最後出現的財富不均,也是無可質疑的。

基於上述論證,諾齊克因此認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中那有名的「差異原則 (Difference Principle) 」是不合理的,因為它要求只有在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的情況下,經濟分配上的不平等才能被允許。14 但這樣一來,便形同強迫那些在社會競爭中佔優勢的人必須去補貼那些失敗者。諾齊克認為這毫無道理。在考慮分配正義時,我們不能只考慮利益受領的一方,還必須考慮施予一方應有的權利。而差異原則背後的真正理據,正正預設了人們的天賦才能並非一己應得,而是社會的共同財產 (common asset) ,而這卻恰恰違反了「自我擁有」這個基本人權。諾齊克稱他的理論為「應得權理論 (entitlement theory) 」,即一個人所應得的,必然從一開始便嚴格限制他人可以向其索取的界限。所以,政府的唯一職責是保護人們的人身自由及私有財產權,並確保市場能夠順利運作,而任何財富再分配都是不公正的──無論以怎樣的名義。

換言之,諾齊克希望為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建立穩固的道德基礎。他認為,只有一個政府極少干預的,功能上最弱的國家 (minimal state) ,才是一個最公正及值得追求的政治組織。這樣的國家,其功能及權力只限於防止暴力、盜竊、欺詐以及確保契約的執行。除此之外,政府應絕對尊重人們的選擇自由及私有產權,不應因平等或福利等其他價值,進行任何的財富再分配。資本主義值得擁護,不是因為其有效率,不是因為兩害相權取其輕,更不是因為它只是一小撮富人或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它最能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人類所能渴求的最好的烏托邦。

此書出版後,諾齊克很快就被公認為放任自由主義 (libertarianism) 的主要代表 15 ,復活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在學理上對左翼自由主義 (liberalism) 、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及馬克思主義等提出了有力挑戰 16 。而在現實政治及公眾層面,則為八十年代興起的列根及戴卓爾夫人的保守主義(或新右派)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正如英國《電訊報》所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歷經從羅斯福新政到甘迺迪、詹森及卡特的國家福利主義世代後,諾齊克較任何人更能體現了新放任自由主義的精神,並將其領進列根及布殊的年代。 17 

如果說羅爾斯的《正義論》得到學術界一致推崇,是因為它對國家及正義的理解,符合了很多人本身已有的道德直覺及對政府角色的理解,那麼《無政府》的成功,卻更多是因為它極具挑釁性。二次大戰後,福利主義在歐美盛行,主流觀點認為要建立一個正義社會,政府便須透過累進稅及其他措施進行廣泛的財富再分配,緩和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諾齊克卻以其犀利嚴密的論證,活潑生動的文風和令人拍案叫絕的例子,尖銳地指出,任何超出古典自由主義「守夜人 (night watchman) 」角色的國家,都是不正義的。這在理性或情感上,均大大挑戰了很多人的道德信念。當代著名倫理學家辛格 (Peter Singer) 便曾指出,《無政府》的出版是當代政治哲學一件大事,因為在認真回應諾齊克之前,任何哲學家都不可再視「社會正義要求財富再分配」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命題 18 。這是持平之論。很少人會完全接受諾齊克對國家的理解,但讀完《無政府》,卻不得不重新認真思考國家的性質,以及一個正義社會的道德基礎何在。所以,在七十年代的哲學界,羅爾斯和諾齊克分別提供了兩種值得重視的自由主義版本:一左一右。規範政治哲學在歷經半世紀的沉寂之後,重新在英美哲學界蓬勃起來。

(編按:待續)

註釋

[1] Nozick, The Examined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p.15.
[2] Nozick,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11.
[3] 英文全名是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後來改名為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
[4] 此段訪問原刊登於 1975 年的福布斯雜誌 (Forbes Magazine) ,轉引自《紐約時報》 (January 24, 2002) 。
[5] The Examined Life, p.303.
[6] Socratic Puzzles, p.4. 諾齊克在一次訪問中,亦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Giovanna Borradori, The American Philosopher, trans. Rosanna Crocitto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83-84。
[7] 此論文後來在 1990 年由 Garland Press 出版。
[8] 在這點上,諾齊克和羅爾斯的經歷甚為相似。羅爾斯也是在普林斯頓畢業,然後往牛津留學一年 (1952) 。但諾齊克並沒有提及過牛津生活對他的思想有何影響。
[9] 英文全名是 “The Society for Eth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簡稱 SELF 。這個學會的討論孕育催生了不少重要的道德及政治哲學著作。有關討論見 Thomas Nagel, The Other Min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
[10]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4). 以下簡稱為 ASU 。
[11] 最早提出這種觀點,並討論得最多及最為深刻的,是牛津的政治哲學教授柯亨 (G.A.Cohen) 。胡爾夫 (Jonathan Wolff) 甚至認為,諾齊克的政治哲學是一種以自我擁有權為基礎的單一價值 (single-value) 理論。有關討論見 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hnathan Wolff, Robert Nozick : Property, Justice and the Minimal State, p.3; 類似觀點亦可見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pp.107-127 。
[12] ASU, pp.174-176.
[13] ASU, p. 151.
[14]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vised edition ), p.266.
[15] Libertarianism 一詞有不同譯名,有人將其譯為自由意志主義,也有人譯其為古典自由主義。我這裡譯其為放任自由主義,主要是將其和強調社會正義及財富再分配的 Liberalism (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作對照。不少人也會將其和新右派 (New Right) 或保守主義交互使用。事實上,諾齊克的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和很多保守主義者的想法有很大差異。對此的分析,可見 Jonathan Wolff, Robert Nozick: Property,Justice and the Minimal State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p.136-139 ;亦可見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nd edition, p.161.
[16] 當代著名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柯亨 (Cohen) 便承認,諾齊克的著作令其從獨斷的社會主義的睡夢中驚醒過來。 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
[17] Telegraph, January 28,2002.
[18] Peter Singer,“The Right to be Rich or Poo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6,1975. 此文後來收在 Jeffrey Paul ed., Reading Nozick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2), pp. 37-53.

原刊於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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