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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梁振英的四年工作表現的 Appraisal

2016/11/30 — 19:24

梁振英(無綫新聞片段截圖)

梁振英(無綫新聞片段截圖)

作為打工仔,不論你在政府、公營機構還是私人公司工作,來到年底都要面對表現評估(Performance Appraisal) 。行政長官今年預計也是在十二月底到北京述職,與國家領導人會面和匯報香港各方面的最新發展。雖然國家領導人不時以「充份肯定」來概括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但假如特區政府是一間子公司,中國作為母公司,對於梁振英擔任這家子公司 CEO的四年多年頭裡,以國家發展、本地經濟發展、政府施政和領導能力作評分,梁振英明年到底應該升職,留任還是辭退呢?

以下就嘗試以公司管理層角度為梁振英打打分。

國家發展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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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大格局中的定位和良性互動發展下,梁振英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在多國開設經貿辦事處,任內多次訪問內地各省市;在香港內部積極和妥善執行「去殖民化」,以懷柔的手段推動愛國教育和大力推動青年人擁抱祖國,這些成績都是有目共睹的。

從回歸初期,香港在全國經濟總量的份額佔16%,下降到現在不足3%。在2014年全球綜合競爭力最強十大國際金融中心,成功讓上海趕上,與香港並列第五。同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也讓深圳超越香港,一嘗第一的滋味。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去年的評語是:「一時的低迷算不了什麼,究其原因後,香港必將奮起直追。」管理層對此表示認同,長期處於高位容易讓人自滿,年年第一也尋找不到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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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推動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做法略嫌過激,助長和滋生了港獨勢力的苗頭,雖然當中達到削弱泛民勢力,成功製造內部矛盾,但後期需要中央運用總部資源解決問題,這個應作出檢討。

本地經濟發展 (6/10)

雖然梁振英任內保持低通脹,低失業率,在環球經濟低迷下依舊保持增長率著實難得,但管理層經常走訪世界各地,看到新加坡在2014年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6,284美元,香港則在40,170美元 ,鼓勵梁振英和團隊多閱讀一下新加坡政府的施政方針,經濟師宏觀分析等,閒時也可在公司多推動學術交流,讀些沈旭輝、鄺健銘關於比較兩地的文章。

另外,服務業依然佔有超過9成的經濟貢獻,管理層認為在內地自由行減少,環球資金未來逐漸轉移回美國,有需要積極鼓勵旗下創新科技部門大力促進香港的創新工業。

政府施政 (4/10)

為了讓梁振英一展所長,管理層沒有特別設定關鍵績效指標 (KPI) 給行政長官,只能綜合一些數據來評分,梁振英自設的工作重點在社會福利、創新科技、基礎設施和土地房屋,管理層按此作出一些評估。

在社會福利方面,老人家兩元乘車優惠確實為貧苦大眾帶來便利,值得繼續推行。不過任內關於退休保障和醫保的改革沒有任何進展實在難辭其咎。

創新科技方面,除了瑞典卡羅琳醫學院海外第一間研究中心在香港落戶,科技園和數碼港過去幾年並沒有特別創新的發展,政府除了創業基金和創業券外,沒有像內地、美國和新加坡提出實質可行的創新科技政策。在全球各地流行的 uber, airbnb還沒有合法化,本地創業空間多是私營運作,管理層認為梁振英應該加強相關工作。

基礎設施方面,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延遲和超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在任期間「必須設法防止項目延誤或超支。他指由上而下監督大型基建工程項目的機制,以往行之有效」。管理層認為梁振英需要檢視到底是制度出現問題,還是問責團隊管理不當。

土地房屋方面,在2016年9月底,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4.5年,當中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2.4年。 以中原城市分區領先指數作參考,樓價自2012年起上升約四成。管理層認為梁振英將問題推給反對派並不會加快房屋興建的步伐,學習新加坡推出辣招只是東施效顰,忽視當地八成居民住在政府的組屋,相關措施在香港實行則大大打壓了二手市場的成交,讓年輕人上車更困難。

管理層認為梁振英貿然提出開發郊野公園,忽略改劃土地用途,土地平整和提供相關交通基建等困難,純粹開出空頭支票,不但無助解決短期問題,更有轉移視線之嫌,日後應該減少有關作風。

領導能力 (2/10)

行政長官一職統領三司十三局,任內兩名局長的撤換太過急進,打擊了團隊士氣。政治助理離職升職後出缺,個別下屬的表現未如理想也未有順應民意作出合適調動。教育局局長和發展局局長在個別議題上處理不當,往往要由政務司司長介入;行政長官經常兼任運輸及房屋局、保安局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工作,過分側重在房屋、治安和政制的工作範疇,予人權責不清的感覺。

升遷、署任或其他工作安排

綜合四大評分範疇,總得分為21/40,勉強合格。梁振英的能力側重在處理大是大非和國家統一的議題,在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施政方面有很大的改進空間。領導和用人方面的能力是最弱的範疇。

管理層經過慎重和嚴謹的評估和考核,認為明年起他應該調任以下其中一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聯辦法律部部長或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當然,以上的文章純粹側面折射出一些內地官員,公務員團隊和香港市民近年對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的看法,未必就是全面的分析。筆者想帶出的重點是,既然行政長官選舉不是面向市民,無從讓700多萬人選出特首,那麼就有賴中央決策者能按選賢能的標準,為下任行政長官設定一些工作目標和表現評估機制,這樣才能讓市民信服,施政才能獲得問責官員領導的廣大公務員所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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