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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代沉迷「假戲真做」的國族 — 及其過去和未來

2018/9/27 — 14:48

有人說香港是「借來的地方」,此地過的是「借來的時間」。但飄泊需要本錢,能走會走的是少數,大多數人只能掙扎求存。然而心理上的「借來感」是香港人所共有的詛咒。能夠逃亡或者財富全球化的高級中產如是,駐留香港的一般人如是,甚至政客或一腔熱血的平民也如是。

「借來說」的重點不是地方或時間,而是「借」。香港從英國人初年描述的 Barren Rock(荒蕪之石),發展成世界大都會,並不是內生的革命,而是英國人越重洋而來,將香港拖入了世界體系。

香港人世界觀:莫名其妙就會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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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嬰兒潮一代來說,他們的生命永遠在莫名其妙的上升軌道。一般人不是歷史學家、不是社會學家,生命體驗對他們才是真實。不知為何,就經濟突進、社會環境改善、他們成了有錢的中產。甚至去到最後,政府突然開始政制改革,有選舉、人民有得參政,議會設置了,有了「政治界」。彷彿文明世界國家有的,我們都有。

這些事情會出現,固然涉及很多中英的高層調度,但對一般香港人來說,他們從來就只是歷史的消費者。事情就是如此突然至來,毫不費力,也不必犧牲。經典港產片《富貴迫人》(1987)的主角一家突然發達,就是那一代人的民族性側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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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迫人》的導演,是在政治問題經常亢奮的高志森

《富貴迫人》的導演,是在政治問題經常亢奮的高志森

開闢一塊大清管不到的地方,並不是因為香港人起義革命,要求自治,最主要是英國商人幕後籌謀,游說議會,使其投下決定開戰和掠奪的「神聖一票」。

Lobby 當然是要花錢、花人情,海軍出征也要軍費、燃料費,我們都沒有付過。之後香港發展起來,很多人都是從一窮二白,踏上順風車而風山水起。民主改革、議會出現,同樣不是香港人流血革命至成,民主改革也沒有令經濟下降,香港人的世界觀,是生來就會搭便車。

在相同時期,第三世界國家爭取解殖和自治,人仰馬翻、犧牲巨大;台韓等東亞近鄰的人民,正抵受獨裁政權的蹂躪。然而香港事務,不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彷彿無人駕駛而能自動向前。

假戲真做,或死馬當活馬醫

香港的西化、現代化、資本主義、民主化、法治觀念,還有之後的「核心價值」,其實說穿了是別人或歷史時勢的恩賜,是別人塞過來的套餐,它並不是我們爭取回來,我們不了解它的原理,它也不會服務我們。

現在總結下來,就是香港人在大部份問題,都崇尚「死馬當活馬醫」。幾年前議會激進派發起議會抗爭,親北京派和主流泛民雖然選民基礎不一、與中國的關係也有親疏,但兩派人的話語也十分類似:議會抗爭損害了「莊嚴」的議會。彷彿香港那個議會是真的,是切實反映人民意志,所以我們都有必要維護其尊嚴。

千帆過盡的今天,仍久不久仍聽到「守護議會」的話語。有些只是為了搵工,有些是真心認為議會是「公民社會」的內燃機。

一般人將裝飾性、欺騙性的議會,視作真正的民意機構。而當受苦的人民開始否定其功能,那些或許一片丹心的朋友,就覺得正統受辱,而感情受傷,這實在是歷史的錯位和無情。這種 hard feeling 是沒辦法化解的,因為如果大半生活在一個謊言之中的是我,我也會寧願永遠自我欺騙,假戲能夠真做,假都當成真。在這個黨禁已經開始(2018-?)的香港,議會的歸宿也不過如此。

又好像《基本法》,我們都是一樣「死馬當活馬醫」,彷彿它真的是西方意義下的憲法,《一國兩制》當成聯邦制度去論述的努力,也在 2014 年的《831 決議》,成了笑話。《831》是一張考卷,0 分,它告訴香港人,不要以為外判了國族事務,就是省卻了麻煩。你省卻了麻煩,也同時讓渡了自己的生殺大權給別人﹗

我們從來是拿著《基本法》來跟中國說事,期望反過來用《基本法》規限中國。然而事實也隨著歷史前進而揭露,中國不守《基本法》、不遵守承諾,並沒有後果,沒人能制約。我們的「法治」走向完全失效,只是時間問題。因為法治最終來自主權,而不是民主;民主也是從屬於主權的,沒有主權的地方也不可能有民主。一個有主權的地方才可能有法治。

然而香港的主權在中國手中,人大可以修改法律,用英國時期留下來的各種嚴刑峻法,剝奪新一代的選舉權、參選權,用《暴動罪》來治一般示威人士,甚至將港獨組織刊憲成「非法組織」,政歸「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管理。事實上香港的法律體系,從來只是事務性強,而沒有限制政權的機制。

法律在這裡的唯一目標,是用來管制社會、護持商業活動。香港的法治制度一遇到政治和主權問題,就會馬上顯示出自己的工具性。香港的法律菁英多年來亦奉行「死馬當活馬醫」,當香港的法律制度是一回事,散播一種符合自己利益的神話 — 法律是高貴的、公正的、要守護的;他們期望這個體系能夠「以法達義」,也就是望這頭死透了的馬,有一日會突然站起來走路。

香港是缺了課的壞學生

香港的西化、現代代、國際視野,其實揭穿了都是如此。我們擁有的一切皆徒具形式,是別人由上而下恩賜的。不少香港人都擁有一個虛擬的世界公民身份,並且假定自己屬於發達地區,甚至骨子裡覺得自己是西人。

曾有不少人當大國崛起的來港中國人,是第三世界可憐寶寶,老一輩有自認是中國人的感情,年輕的那批就擁抱廉價的世界主義,抱著一種自己想像出來的白人原罪,要向第三世界人民贖罪。(但他們自己就在中產區甚至半山歲月靜好,不用跟中國人搶公共資源)

說到這裡,我們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我們以為香港人是模範學生,我們在生產系統和經濟活動上,也許是模範生。但要是作為一個人、一個群體,我們是一班逃了學的學生。

我們要補的課有很多。香港人談法治、談民主、談自由,但不知道國族意識和主權,才是保障法治民主自由的最終憑據。我們一向被教育為這種妄想的奴隸,不少香港人認為我們可以撓過民族主義、在主權懸空的情況,能夠實現「真民主」;很多人擁抱著大一統史觀,為「中華民族」今日的富強而內心興奮,又要扮作建設性反對派。現在主流的大黨不也是如此嗎?在大灣區、高鐵之類的中港融合大計,他們又有哪個是真心覺得有問題呢?真民主自然是沒有,現在連言論和結社自由都已經消失 — 參民族黨黨禁事件。

點解會咁?因為我們逃了課。根據香港人戰後至 90 年代的人生體驗,會有人以為民主自由單純是傾出來的、等出來的,因為世界總是會變好,這是香港人特有的天真,在 8964 發生之後,走不到的香港人只得自我催眠「明天會更好」。催下催下就變成了自己的 comfort zone,在這超穩定、覆蓋 18 區的 comfort zone 之內,掌握話語權的是上一代,是當年有份被諮詢、當一國兩制是他們有份扶養的兒子的那些人。

在他們眼中,世界明明那麼好,只是有一點瑕疵,為甚麼你們會苦大仇深,無緣無故「鬧事」,一定是大有文章,居心叵測。從佔領現場那些不受控制的一般人,到崛起過的年輕政治明星,一路掃過去,都受過這種耳語和目光。雖然這些朋友會在明星入獄遭難之時,在言論上覺今是而昨非。但更新和改革的機會已經錯失,事後的慈眉善目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們以為爭取民主是浪漫的,像我們看那些逆權 XX 系列、像《海闊天空》那樣好聽,所以香港人討厭犧牲、討厭受苦,認為有犧牲和受苛苦的,就不是「聖潔」的民主運動,甚至都是共產黨間諜發起的。

販夫走卒怒斥「和平佔領」阻住返工搵食,與主流抗爭者怒斥另類抗爭者沾污民主運動,其「厭拒犧牲」的邏輯是一模一樣,沒有誰比誰更高尚的。就是說玩假的我們很安心、大家開心,但你玩真的我就馬上反對。

當另類抗爭者付出代價,令自己入獄(而沒有連累其他人),抗爭者最先得到的並不是道上安逸者脫帽致敬,而是紛紛與他們割席,耳語明言他們是共產黨的鬼;當港獨主張者因為政見而遭剝奪參選權、剝奪議席、宣佈為非法組織的時候,道上的人也不是同情或尊敬他們守護自己和香港人 100% 的言論自由而付出代價,而是嚷著他們「衝擊紅線」會引來 23 條立法。

這些論調和心態廣泛散播於上一代人群之間。很多人聲稱自己也支持民主,但你爭取的時候不能阻礙我已經習慣的「日常」。我們的民主、人權、法治意識,有著香港特色的廉價和功利,也很享樂主義。一旦有犧牲,有受傷,有受苦,不浪漫,就被視為不好的,要制止,社會名流像十二點的灰姑娘,趕著回去自己幻想中的安全區。

習慣以一時利益論英雄的香港人,要補回關於苦難的課,要補回鬱悶的課,要知道每一個族群,都經歷過這些;當他們要爭取,就會受到報復、打擊、侮辱,苦難是革命的營養,但受了苦還不一定能結果子。但每一個地方都是如此,沒有一個地方的權利像樹上的果子會自己結成。沒有人的自由可以與國族議題分離。

過去的歷史,限制了香港人的視野,令他們以為世界就是如此,並妄想主權移交之後,將來的日子也像以往一樣,等下等下就會政改,世界就會進步。

六四事件對香港的精神影響

不是我們爭取回來的東西,當然就不會服務我們。很多香港人,雖然西裝筆挺、頭銜一大堆,但說到底只是鎖在溫室裡的巨嬰,渴望真實世界的陽光和濕氣,但又怕擦傷,又怕路上被狗咬。

這種心態除了受發展史影響,當然 20 世紀末的六四事件也關係重大。香港人熱烈地遙距支持民運,到最後看著軍隊出動屠殺,他們很多都成了懷有心理問題的倖存者。有香港特色的六四倖存者症候群顯然易見:這個情感(而不是政治)經歷,弔詭地強化了他們對民主自由的形而上信仰,但在形而下的現實世界,卻成了阻礙他們前進的心魔。

只要與中國瀕臨衝突,不管是香港人與中國人在街頭的口水衝突、和平的雨傘佔領,乃至和平的否決政改方案等等,六四屠殺的心魔都會跑出來。他們認為要是對抗,就會落得相同的下場,不如回去日常生活裡等,像戰後的香港人,也一樣可以等到發達、等到有民主,好過激嬲共產黨。

越對六四事件有感覺的人,就越有這種一體兩面的矛盾。倖存者心裡面對死者歉疚,認為自己若重覆死者的死法(因激嬲共產黨和拒絕退場導致悲劇),是對不起死者;但他們同時又覺得不去追求(中國的)民主自由,是對不起死者。

這兩個心態是矛盾的,但他們馬上就從香港固有的處世文化中找到資源去化解:只要裝作自己在爭取民主,但事實上放軟手腳(不會激嬲共產黨),那麼這兩件事的矛盾就化解了。

死馬當活馬醫的人,也許並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醫死馬,但就好像那句「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有些人是知道的,知道一碰活馬,就是現在所說的「紅線」。所以有些空轉是刻意的,只是故意的拖延,好像 Micheal Jackson 的 Moon Walk,你看他好像在向前,但其實他在溜後。

六四事件對香港人產生的影響,與其初衷其實是相反。熱血的青年學生,懷抱理想主義,認為國家已經病入膏肓,現在就要急救。他們沒有妄想可以等到民主、等到改革;他們沒有妄想可以借力打力,借助共產黨內鬥而漁人得利;他們沒有把死馬當活馬醫,認為共產黨新民主主義也是民主,黨也在改革,不如持續溝通好過出來人山人海;他們揚言犧牲,不怕死或許是少不更事,或許是盲動、激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對改革迫不及待是彰彰明甚。

此時、此地,我們,而且會有犧牲,會有苦難。因為他們希望有自己的東西,而不再是為他人作嫁衣,永遠在借來的命運中流亡。

而這場運動,或任何的思想和主張,來到香港,都被她源遠流長的「借來感」所感染,變成一種飄浮的、永續的、以不妨礙現實為綱領的異型,變成了「下年維園見」、「聰明抗爭」、「智取幻想」。說到底,死馬當活馬醫,六四不也如此嗎?有很多年,我們都把六四事件當成香港政治的中心、是正邪的法碼,正如我們也迷信過議會是政治的紙鎮。

問題是香港既然沒有參與49年之後中國的國族建構,則中國的遺產,最後也不可能是香港的活馬。最後香港還是要補回基礎課程,那就是在共同苦難、共同殖民之下,有意識地成為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並不是俗套的五湖四海大都會想像,而是有意識地成為一個 Being for itself,以自我為目的之國族。有國族,才會有自由。

以自己為目的

現在的香港,只是 Being in Itself,它具足了國族的條件,但它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它因而還是死寂的、無意識的。我們在乎的是別人。這是世界觀的錯位,說得嚴重一點,是精神的自我殖民。雨傘佔領的時候,外國人為香港人的秩序和非暴力嘖嘖稱奇,我們感到沾沾自喜,以他人的形象來塑造自身。有人扮昂山素姬,有人言必和平理性非暴力,卻沒學到馬丁路德.金體諒另一條路線、了解更受壓迫的。

群體和坐標意識,是文明開化的第一步。法治、公民社會、議會民主,是外在的華服,但香港現時沒有撐得起它的骨架。如二戰前的滿洲國,獨立國家的規模具足,但仍然完全操控在日本手中。即使曾經繁榮一時,那說到底也只是永世為他人作嫁衣,以他者為目的。

香港半桶水的自由主義、半桶水的法治,最後全部變成外敵入侵時的工具。「自由」、「包容」很好,但已成為殖民者侵掠本地人的振振有辭;「開放」成為深港同城大灣區消融香港的旗幟;「法治」則永遠是用來致異見者於死地,或者不知人間何世的,叫流亡者回來受審就叫「負責」。在這世道下,說某人「進步」,已經不知是稱讚還是嘲諷。

事情如何,到最後都要問,為了誰?現在我們開始回答,是這些、這些和這些,不是這些、不是那些。這不是排外,是自我意識萌芽,就像嬰兒開始發現自己不是世界,世界和我是分離的,然後他就會追尋自己是誰。

香港自以為見慣世面,有一百七十年歷史,但其實這一點落後過世上大多數地方。香港的喜劇和悲劇是,後面的課學得很多、看來很好,但原來沒有基本課,最後變了高分低能;長袖善舞,有一百種特殊技能,但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為誰效忠。

別人給予的文明,畢竟要自己犧牲和領受,才會是自己的;鄙視這個學習過程的人和民族,不管他們銀行有多少錢、名字後的 Title 有幾長、聲稱自己有多熱愛民主自由,他們都只是搭順風車的巨嬰,是在曠野崇拜金牛的以色列人,這些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自由人;金碧輝煌的香港不經過苦難再造,也就沒有真正文明開化;無根人雖然迴避了風險,但也不會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安逸和停滯的無菌室,它反而是殘暴的大自然、一個焦慮的風暴,這也是它的生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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