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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下黨員的覺醒 87歲劉文成:六七暴動改變我一生

2017/3/3 — 19:11

近兩年,劉文成努力書寫自傳。當中有此一段:

一生中經歷了 1967 年的事件才知道世間上有這麼的一個集團 — 可以利用人在萬分困苦中的一絲卑微的期望 — 過一個人的正常生活,它對人們作出萬般美麗的承諾,令這些善良的香港老百姓,把兩代的生命付托給它,以為用自己和下一代的生命和它一起奮鬥,會得到一個眾所祈望的新中國。

劉文成曾經深深相信這個集團。23 歲時,他在香港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以為這個集團將建立民主自由的美麗新中國。六七期間,他嚮應左派呼籲罷工,結果被政府解僱,後被捕及送到集中營。出來不久,又因聽從工聯會指示,明明已非水務工人卻續當工會理事,最終被判監,留有案底。人生就此被共產黨及左派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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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悔疚,他憤怒,他鬱悶,他覺醒。

2017 年,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劉文成已經 87 歲,自知時日無多。有些話他很想告訴世人,所以他書寫生平,所以他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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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紀大了。現在不講,將來可能冇機會再講。」

躁動大時代裡,曾經有這麼一個小人物。

劉文成自傳手稿(羅恩惠提供)

劉文成自傳手稿(羅恩惠提供)

*  *  *

一、地下黨

劉文成是紀錄片《消失的檔案》(見文末介紹)其中一名受訪者。在導演羅恩惠介紹下,記者約他見面詳談。當日天氣轉冷,街上刮起大風,老人卻一早拄著拐杖,站在路邊等候。一副心急的樣子。

我們找個地方坐下。劉文成擱下拐杖,從口袋掏出一張紙,上面寫著記者事前草擬的訪問大綱。他雙手捏著紙張,捏得好緊好緊。

他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劉文成 1929 年生於北平(今北京),二戰前全家走難,輾轉逃至香港,父母接連在憂患中去世,遺下一家六兄弟姊妹。劉文成比較幸運,讀了兩年卜卜齋,15 歲開始打工,17 歲入水務局做學徒,每天背著小鐵桶,裝著水喉鉗、手鎚、鈼、番釘、番鏟等工具,跟在師傅後面,接駁行人路的供水喉與大廈水錶,駁水入屋。未幾成了師傅,事業上了軌道。

40 年代末,國共兩黨在中國全面交戰。劉文成在水務工會認識了一些親共工友,得知解放軍節節勝利,又聽見宣傳說共產黨將解放中國,推倒「三座大山」[1],讓人民過好日子。他信以為真。

「當時年青,沒知識,什麼都不知道。為了搵兩餐搵份工做,接觸到這些人。過了蘿蔔頭統治的時期,已經一片空白,不知將來怎樣。」碰巧遇上共產黨的理想主義,一拍即合。

工餘時間,劉文成努力讀馬列、毛澤東,更全身投入工會工作 — 到木屋區探訪工友,打風落雨就幫忙修理房子,又教工友子女讀書識字,每逢節目就辦聯歡會、旅行、談天,中間散播左派思想,吸引年輕工友,發掘「積極分子」。所謂工會工作,其實就是統戰工作。

少年劉文成的積極投入,令他備受重視,甚至跟共產黨愈走愈近。不久,他獲邀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後來的共青團);50 年代初,工會領導更推薦他加入共產黨。這個廿歲出頭的少年視之為大榮譽,連忙答應。

「當時覺得,做工會做了那麼久,入黨是一種光榮,不是個個都入到嘛。」

劉文成曾篤信共產黨。(圖片由《消失的檔案》提供)

劉文成曾篤信共產黨。(圖片由《消失的檔案》提供)

「入黨是一種光榮」

入黨儀式約在中環的威靈頓餐室(現翠華餐廳對面)進行。抵達後,劉文成找了個卡位坐下,又在檯面放一本書作暗號。不一會,一個陌生男人走近,瞥了檯面一眼,逕自坐下,問:「你是劉文成?」劉點頭。對方說,由於共產黨在香港是地下組織,只能進行簡單的入黨儀式。

劉文成再點頭,把手肘擱在桌面,拳頭握緊,跟著對方唸:「我劉文成,自願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為黨員,服從黨章,遵守黨紀律,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唸完,陌生男人與他握手,稱呼「劉文成同志」,禮成。

這樣,他成了共產黨員。那個男人是他的上線、領導。

之後幾年,像警匪片裡的卧底,劉文成一邊落力投入工會事務,一邊定期與領導見面,談國際形勢,唸毛澤東,順道報告最近工作情況。期間接頭人換了幾次,不變的是過程一直保密。「我家人都唔講,老婆都唔講。」這秘密,劉文成保守了許久,許久。

數年後,他升任水務督察,工會內出現聲音,懷疑他晉升是因為被港英收買。劉文成不以為然,但消息傳開,左派圈子對他逐漸失去信任。上線對他開始冷淡,見面愈來愈少。對共產黨滿腔熱誠的少年劉文成感覺受傷,不停問自己:「我有什麼做得不對?點解以前對我咁熱情,現在咁冷淡?」急慌了,甚至走到領導的工作場所,想找人問過究竟,卻不得要領。

1965 年,他終於認定,以後不會再有人接頭了。

劉文成第一次感覺被共產黨遺棄。

*  *  *

二、大罷工

1966 年,中國全國發起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同年 12 月,澳門發生「12.3」騷亂,殖民政府完全失勢,澳門基本上被中共勢力接管。

1967 年 5 月,香港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出現勞資糾紛,引發警民衝突。左派其後控訴港英「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並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6 月初,鬥委會要求各工會發動大罷工,全港一萬多人嚮應。

水務局工會當然參與其中。工人在九龍水務工廠貼了三大批大字報,又發起遊行。劉文成雖已不受重用,但當日在辦公室遠遠看見工友遊行,還是一腔熱血湧上腦,卒之掉下工作,趕上罷工行列。

這決定源於第一次被遺棄的經歷。「當時不想俾人話我『個個罷工佢又唔罷,梗係比港英收買咗』。」他形容自己像著迷一樣。

執迷的對象,依然是共產黨。他的信念依然強大:港英快被打倒了,香港就快解放了,還怕什麼?劉文成說,在那個火紅的年代,唯有參與罷工,才能表白一個愛國者的真心。

港英政府以強硬手段處理罷工事件,據官方資料 [2],有 1651 名公務員因此被解僱,佔全體總數的 2.35%。

而劉文成在所不惜。「前途預咗會無,這是必然的。其實參加工會、入了黨之後一直在想,遲早有一次,一係俾人拉,一係俾人殺。置生死於度外,就這樣。」他說得出奇淡然。「睇過《紅岩》、《劉胡蘭傳》這些書,就會逐漸被它侵蝕,覺得為這件事死,很光榮。」

六七暴動(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六七暴動(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由月薪 $1760 變成日薪 $7

縱使如此,罷工還是有錢收的。當年工聯會向工人承諾「一罷到底,人工照出」,劉文成記得其中一個工會領導還興奮地道:「好呀,以後我哋揸住拳頭嗌口號過日子,唔駛做嘢就有糧出!」

結果,罷工後不久,劉文成就在灣仔龍圖酒家被警察拘捕,跟許多左派工友一樣,被送到摩星嶺集中營,並獲分派號碼 459。這個編號,他記一輩子。

劉文成在摩星嶺待了足足一年。他回憶,在集中營的日子,港英待他們不薄,他沒有被打、被羞辱,起居飲食亦算正常。但不少曾被囚於集中營的左派人士事後對外稱,曾經被不人道對待。劉文成認定有人為唱衰港英而捏造事實。

(2013 年,劉文成曾應《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之邀重返集中營現場,羅於《立場》撰文描述當日情況,及與劉相處點滴,見此

入營時,六七暴動才剛開始;離開時,事件已告平息。中間的事,例如香港遍地菠蘿、林彬被燒死、北角姊弟被炸死等,劉文成出營後略知一二,卻不全然了解,因此輕信左派說法:只有港英警察單方面打工人、打學生、反英抗暴有理。

暴動失敗後,左派以「將毛澤東思想擴散出去」為由,推出「復轉改」政策,要求罷工工人「復工」、「轉工」、「改行」,回復正常生活。此前承諾的「人工照出」變成空頭支票。至於劉文成,丟了公職,失去長俸。為了謀生,唯有在牛仔褲工廠打散工,將銅釘打在牛仔褲後袋,每天工資只有 7 元。

六七前,他是二級水務督察,月薪 1760 元,生活無憂。

而他仍未醒覺。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  *  *

三、被遺棄

直至他再次被遺棄。

1969 年 7 月,劉文成收到勞工處告票,指他「非水務工人而當工會理監事」。

事緣暴動後,水務局工會所有理事都因罷工事件而離職,但工會一直未進行改選,仍由劉文成等一眾離職工友把持。勞工處因而作出行動。

收告票本是小事。但工會書記當時通知一眾工友,要堅持「三視」(仇視、篾視、鄙視)港英法例的原則,不認罪,不罰款,坐監就坐監。「這是鬥委會和工聯會給我們的任務,理解就執行,不理解都要執行。」劉文成與工友聽從、執行,繼續當理事,結果被法庭判監兩個月,送到芝麻灣懲教所,留有刑事案底。

一生就此改寫。

記者問他,當年為何不拒絕?劉文成緊捏紙張,想了一會才回答:「嗰個時候唔可以……個別的人唔會……(隔兩秒)做自己的一套。」他的聲線微抖。看得出,這是他很介懷的一件事。

集團的指令,個體怎能違抗?

「工聯會為何不關顧這班人?」

離開芝麻灣後,工友各散東西。劉文成失去高薪厚職,又留了案底,此後幾年為生計不斷打散工,輾轉做過漂染工人、貨車司機、假髮廠統計員、倉務主任。生活不穩,孩子年幼,兩肩壓力大,劉文成發覺自己開始脫髮,一直掉一直掉,最後掉得一乾二淨,唯有戴假髮。直至九十年代,退了休,壓力消退,頭髮才神奇地慢慢長出來。

工友們生活同樣艱難。其中一個找不到工作,唯有去茶樓賣叉燒包維生。其他人碰見都搖頭嘆息。「他本來是一個技工喎。」

劉文成育有三名子女。長大後,大女申請一份待遇優厚的公職工作,成功獲聘,豈料上班前一天收到電話說:「劉小姐,你不用上班了,警察局說你們家中有一個人有問題。」二女試過報考政務官,連面試機會也沒有。劉文成認定自己連累家人,悔疚不已。

「每一個罷工工人都有這些痛苦經歷,有些離婚,有些夫妻吵鬧打架,有些仔打老豆,有些女兒跟父親脫離關係……好多慘劇。但你一話復轉改,就累到班工友好似上山下鄉咁,趕走哂,以後乜都唔理。」

罷工時大鑼大鼓,號召工人拋頭顱灑熱血,棄掉一切為黨抗爭;暴動後偃旗息鼓,拒絕兌現承諾,無視工人事業與家庭破碎的困境……工聯會、鬥委會的瞬間變臉,劉文成恨之入骨。

他開始想起,罷工時左派經常唸《毛語錄》,什麼「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什麼「三個互相」(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你話幾好笑,剛才還唱緊這些歌,一罷工,突然間無哂。你工聯會點解唔去關顧下呢班人?」

「他們完全冇理。」

再一次被共產黨拋棄,曾經執迷的他,終於大徹大悟。

「為什麼自己跟左派走得如此深入?想起來都是當時無分析能力,只聽一面之詞,跟著當時左派宣傳,以為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者,參與它是貢獻自己的光榮,繼而死心地投入。」(劉文成自傳內容)

2001年,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頒授大紫荊勳章予楊光。 (政府圖片)

2001年,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頒授大紫荊勳章予楊光。 (政府圖片)

*  *  *

四、共產黨

六七暴動後,香港左派勢力元氣大傷。直至九七回歸,主權易手,當日潰散的親共人士班師回朝。鬥委會成員相繼受勛,主腦楊光更獲頒大紫荊勳章;工聯會勢力坐大,議員人數急增。

劉文成看不過眼。

「當年領導鬥委會的左派,包括工聯會的人員,1997 回歸後搖身一變成為立法會議員或商官,是一批工人貴族。他們的言論顛倒黑白,例如:林彬之死不是左派責任、炸彈是港英押贓、今天港人的福利是反英抗暴的成績,好像搞多幾次港人的福利比現在更好。絕口不提復轉改後被遺棄工人悲慘生活和家庭困境,完全表現了他們是一批沒良心的人。」(劉文成自傳內容)

同一時間,愈來愈多人重新將六七暴動掛在口邊。不少當年的少年犯,陸續走上前台,抒發多年鬱悶,要求政府平反,例如取消刑事案底。

不要誤會,劉文成的覺醒明顯異於他們。他的人生固然是被六七暴動害苦,但是跟其他人不同,他深深明白罪魁禍首是共產黨。當許多同代人的所謂反思完全避談共產黨的背後操控;劉文成一直耿耿於懷的,是暴動明明因共產黨而起,但對方從不認錯,更試圖掩飾真相,抹去歷史。

「共產黨希望將六七這件事壓下去,等啲老嘢死哂,就無人知。」

「這個集團不會好」

今天已經 87 歲的劉文成仍然每天讀報,關心時事。他發現,近年左派動員群眾的現象,多少有著當年六七的影子。亦因此,他想用自身經歷,勸告那些為求利益追隨共產黨的人,小心睇路。

「共產黨不單是過橋抽板,更是分分鐘不同。它做事只是按形勢需要,什麼『一帶一路』、『中國夢』,話變就變,無人顧得到。」

「所以,你跟隨它只是一陣子的事。你從它得到的利益也只是一陣子的事。」

經歷大半輩子,這個曾經的共產黨員,自問已把這個集團看得一清二楚。

「現在的人,如果仍信共產黨有一天會好,是錯的。它根本不會好。它由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好的集團。它所宣揚的不是真的,全部都是假的。」

近年,左派一直想拉攏劉文成「歸隊」。他不從,決意要說真話、公道話,將自己的經歷及頓悟,告知世人。

「就算是反對我想法的人,我都敢於跟他們面對面說話;就算他們話我衰人、走狗、漢奸,我都不怕。」

劉文成眉頭一鬆,手中那張皺巴巴的紙張終於放下。

「六七這件事,共產黨這樣做很不公道。他們扭曲得太離譜,全香港的人都要知道。」

 

文/梁俊勤

劉文成

劉文成

《消失的檔案》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

紀錄片導演羅恩惠用四年時間,訪問了六七暴動的左派領導及他們的後人、炸彈隊成員、工會領袖和愛國學生等親身參與者,更有前警務人員、新聞處高官、記者、以及多位目擊者、受害者親述經歷。導演亦翻查了大量舊報章、政府文件及英國解密檔案,以近乎「潔癖」的求真精神,拍成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數位當年經歷者在四年的製作過程中不幸相繼離世,片中的訪問成為他們留下來的最後紀錄。

採訪過程中,羅恩惠找到當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67筆記》及檢討材料,揭露中央對暴亂細節一直知情,並不時作出指示。

《消失的檔案》將於 3 月 8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舉行首映,入場登記已爆滿。此後紀錄片將進行社區放映,多場已告爆滿。放映詳情請見《消失的檔案》網站 及 fb 專頁 。

註:

[1] 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2] A Report on the Public Service 1967/6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8, 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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