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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公務員的自白:扭曲的「新常態」 整個香港或許已經回不去了

2019/8/5 — 9:37

【文: 一名公務員】

大家好,我是一位於政府任職的行政主任,想藉這篇文章抒發內心感受。

自加入政府,身邊公務員同事辦工時不問政治立場,致力為市民服務,筆者一直看在眼內。但直至近月種種由《逃犯條例》修訂所挑起的整體管治爭議,我和身邊同事目睹的是制度上的絕對傾斜 – 管治班子承認修例工作「完全失敗」,問責制卻原封不動,只著市民要對政府「有信心」;警方執行任務時不遵從警例,包括拒絕展示委任證等,甚至公然對政務司司長發聲明挑戰,所得的是政府對警隊工作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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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府工作的同事應該相當明白,條例及指引對公務員辦工而言近乎是「天條」,是為確保部門之間或以內工作暢順的根基。對其餘「奉公守法」的公務員而言,親眼目睹有人視現有條例於不顧,就似是迎面大大的一巴掌,「咁辛苦維護政府秩序做乜?」及後當公務員間醖釀罷工相諫,政府卻又搬出守則指要公務員政治中立及對政府忠誠,否則會嚴肅處理。敢問一句,我們作為公務員要求其他政府部門按機制辦事,有何違反公務員守則?再問,何謂政治中立?是否一定要確保我們「各打五十大板」,否則工餘時間也需對社會議題三緘其口?

過去數星期,同事間明顯蔓延著一股強大的無力感。我們既無法專心工作,亦要思考自己如何自處,甚至計算違反政府所言「政治中立及對政府絕對忠誠」要付上的前途代價。我們行政主任有一份安穩工作亦尚算如此,站於政府對立面的群眾需要承受的後果,想當然更難以想像。這股潛伏於我們之間的悲觀與恐懼,正是令筆者決意動筆的主因:為何要對恐懼感集以為常?為何要向自己所服務或應當對市民負責的政府進諫,要必先以自己的所有作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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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作家 Susan Sontag 註有名作《旁觀他人之痛苦》,當中引述古希臘哲學家認為視覺為五覺中最優良及高貴者,因為眼有雙簾,其餘感知卻無門可掩。另外亦有一句寫得好:「沒有人能在思考之時同時揮拳打人。」這正是現今香港所需要的 – 越紛亂的香港,越需要每位香港人睜開潔淨的雙眼觀察社會變化,共同點出香港未來路向。

可惜的是,受政府及警隊多來的有權用盡、引起公眾爭議時輕輕放下之策,香港市民的思考及觀察空間,已因上述方針引致的慣性疲勞甚至怨恨,變成一個細小的壓力瓶 – 思考空間被壓縮,暴力油然而生,怨恨及爭議越發積壓時再難以分對錯 -- 這是香港扭曲的「新常態」。整個香港,或許已經回不去了。

在這些無眠的晚上,我經常問自己;在現今時勢,究竟能夠做些甚麼?終於在前晚,我想起一位老人家。

筆者畢業後於傳媒工作,曾到北京採訪一位身份敏感的老人。我和同行的另一位同事無甚經驗,過了數關才能到達老人的住處,而他的妻子打開了一線門縫打量了我們一番,才允許我們進屋。老人家的妻子一臉憂慮的說不要接這個訪問,老人家卻非常從容的說「不要緊,要說的本就該說。」

一個半小時的訪問終於完成。我和同事自知在內地說出這些不易,連忙向老人道謝。而老人妻子其後所說的令我畢生難忘。她說兩老在內地本已被監控,假如被發現接受採訪不知會有何後果,所況來的是兩個年輕人。但她緊緊捉著我們的手說,我們香港人是能令他們的經歷宣揚開去的人,所以將希望交托我們身上,並著我們將一代人的故事承傳下去。其後我和同事乘的士離開,哭了差不多整整一程車。

「有思想及言論自由,就有不同聲音,社會便不會顛倒」,這是老人訪談間說得最鏗鏘的一句話。當整個社會越見傾斜,越要有人去發聲;而行使我們被賦予或爭取回來的自由,就是重新支撐整個社會的最大力量。

筆者無意為這篇文章附上有關公務員應否罷工、爭取坊間五大訴求等呼籲,因筆者相信港人有自由獨立的意志,衡量得失後為自己作出選擇 – 此為大勢所趨,亦非筆者短短幾句所能動搖。另外,筆者亦且敢斷言,自己沒有作出任何政治宣言,而只是履行法定保障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下,對香港社會演變所作的分析。假若如此進言亦要被秋後算帳,筆者都已經為香港公務員留下一個註腳 – 作為克盡己職的社會公僕,即使要付出代價亦無怨無悔。

我不知有多少矢志投身政府的人,像我一般躊躇滿志而來,卻因現況變得舉步艱難。但筆者堅信,自我們生於香港那一秒開始,歷史已為這一代香港人留了位置。孰對孰錯,後來者自有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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