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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政府律師:作為法治守護者一員,必須為良知、為公義發聲

2019/8/7 — 22:07

讀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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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港市民:

最近,刑事檢控科的同事和一些律政司政府律師發表了公開信。現在 — 值此非常時期 — 我們集合了一群非刑事檢控科的律政司政府律師,聯合撰寫這封公開信。當權者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我們作為巿民公僕、作為法治守護者的一員,必須為良知、為公義發聲。

許多市民認為政府有權用盡,藉「依法辦事」、「依法管治」、「依法處理」之名,以「合法」的行動去掩飾政治決定的不公和無理。佔中時期,政府以藐視法庭罪控告示威人士,後來多番褫奪民選議員資格,到最近,政府企圖通過《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以及警方對元朗「反恐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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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狹義而言,均可稱之為政府「合法」的決定。然而,應否採取法律所容許的行動,其實是個切切實實的政治決定。簡單說,政府「合法」的行動,不必是政府必須採取的行動,更遑論該行動是否必然符合社會公義和社會整體利益。香港與內地的差異,繫於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Rule of Law)。法治,豈止單求「合法」而已?如政府以「合法」的手段去達至有違公義的政治目的,便是踐踏「法治」之價值,「法治」淪為「以法制民」(Rule by Law)。

「法治」精神,不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必須約束政權。無論示威者、執法者、當權者,均不能凌架法律 — 尤其是具公權力的一方,須受法律約束。政府一方面「譴責暴力」,強硬宣稱要將違法的示威者繩之於法,另一方面,卻沒有以同樣強硬的態度去調查、拘捕和檢控以「隱藏身分」使用過份武力對待示威者的警員以及「元朗恐襲」及各區示威活動中的施襲者。這令市民深感失望,也令許多市民認為:政府默許、甚至鼓勵警隊與某些人士朋比為奸、利用有組織的暴力對待示威者,為求政治目的而斷送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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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法治與公義,律政司司長責無旁貸。律政司司長作為法治把關者,應以不偏不倚的態度,秉承公義的原則,忠於法治精神,闡釋和應用法律,並就政府部門的法律問題提供法律意見。然而,有關政府應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依賴「監警會」調查警察濫權,司長只重申現行機制行之有效,沒有向公衆詳細解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監警會」兩者在法律上的功能、權限和用途的分別。這難免令公眾質疑,律政司司長是否受當權者的政治決定左右,繼而無視法理上的考慮,以配合當權者的政治決定。

在 8 月 5 日記者招待會上,行政長官指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已超出修例風波的政治訴求,並指責社會運動已經「變質」。這是斷章取義的說法。維持兩個月的社會運動,不單揭露了政府在修例工作上的政治錯判,而且揭露了警方涉嫌厚此薄彼的執法不公,名存實亡的高官問責制、剛愎自用的政府高官和前所未見的管治危機。在這「時代」下了解局勢,市民不難明白,示威者要求「光復」的,是高度自治,和以法治和自由為傲的香港。示威者所謂要「革命」而達至的,只是由名實相符的真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這些都是《基本法》承諾和允許的。市民要求政府履行《基本法》,理所當然。政府只於每次在衝突事件後,以記者招待會、或最新提出的警方記者會和跨部門記者會作官腔回應,沒有着手解決現時的困局,完全無視港人極力在爭取《基本法》下應得的民主和自由。

捍衛法治和良知的全港市民,你們不平則鳴,無畏無懼,短短兩月內,你們以和平示威、遊行、集會、甚至以香港首次非勞資糾紛的公民罷工,為公義呐喊。而法律界的人士,於此聲明的日子,以靜默遊行和集會,表達他們反對政治檢控,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而我們這群政府律師,作為公務員,縱然要保持「政治中立」,但法治和公義所受的威脅和挑戰,已遠遠超出政策優劣這層面。當權者威脅法治,我們必須直斥其非,這本來就是我們作為政府律師的責任。我們既是香港市民,也是服務市民的公僕,亦作為法律界的一員,在此艱難時刻,必與你們同行。

對於民間五大訴求,政府於連日來的記者招待會不斷迴避,解釋欠奉。我們促請政府:坦誠並直接回應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並且堅定捍衛《基本法》對香港人所承諾的法治、自由和民主。唯有這樣,政府才能團結全港市民,走出困境,為香港未來,重新出發。

 

一群非刑事檢控科的律政司政府律師
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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