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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略「暴動罪」的政治元素及冷戰根源

2017/9/5 — 15:39

港共錯用「暴動罪」

旺角事件是一場執法機構有份造成的騷亂、一場警民衝突,卻因北京的政治需要,而被政治定性為「暴動」。回顧香港的大小民生政治衝突,旺角事件都是特殊的,它的激烈程度並非最高,但卻受到最高規格的判罰。可見北京有意借此事重挫反對派以及正在冒起的本土/港獨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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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小輪騷亂 - 1966年

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騷亂,持續七天,出動軍隊鎮理,拘捕一千多人,九百多人入罪。過程中,警方發射了七百多發催淚彈、六十幾發實彈,但整場騷亂只有一人死亡,亦沒人被控以暴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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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暴動罪是1970年加入《公安條例》。

左派暴動 - 1967年

緊接的左派六七暴動,持續八個月,四千多人被捕,二千多人入罪,親中派以民兵叛變的武裝級數與英國政府對抗,據統計,整場衝突近八百多人受傷,五十多人死亡。依然是沒有人被控暴動罪。

原因一樣,因為暴動罪是1970年加入《公安條例》。

如此暴力的抗爭,與2016年的旺角事件有著極大差異。(參考

數小時的騷亂 = 「暴動罪」?

旺角事件,持續時間是一晚,百多人受輕傷,但無人死亡。相比起來,除六七暴動,香港也有不少死人的衝突。例如1956年親國民黨的雙十暴動,造成51人死亡。這些暴動的背景,有整個冷戰衝突的背景,香港在英國管治下,成為中國左右派以及國際勢力鬥瞭的場所。當時香港同時面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事顛覆活動。所以「暴動罪」並不是一般治安法律,而是帶有高層外交政治色彩的特殊條例。其設立和應用,都是隱然指向左派(六七)和右派(雙十)境外勢力策劃的暴動。

「暴動罪」刑罪蓄意錯誤參考南北越難民營仇殺, 公平嗎?

1970年代,「暴動罪」修訂之後,只有兩次應用,但都是和外國有關。一次是1992年南北越南船民在石崗難民營械鬥,一次是喜靈洲戒毒所發生的本地和越南囚犯打鬥縱火的暴動,因為涉及難民營或戒毒所失控,的確難民營和監獄失控,是會威脅社會治安,但旺角事件的翌晚,旺角仍然歌舞昇平,市民照篤魚蛋。

上述的大小衝突,和旺角事件有本質分別。因為當晚在旺角的人,是普通民眾,既非畜意發起暴亂奪取政權者,亦非危險和在囚的囚犯,他們的初衷亦為利他的「守護小販」,最後卻被大規模控以暴動罪名。可見判罪當中的政治考量。

1967年左派暴動 – 最長刑期為二年

神奇的是,設定「暴動罪」的起點,六七暴動的被捕者,最長的只是監禁兩年(減刑後),你沒看錯,只是兩年。那個戒嚴、滿地炸彈、燒巴士、殺警察的六七暴動,最重只是判監兩年。《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曾經撰文回顧,以當時的《華僑日報》佐證有關刑期。謂1967年7月11日及12日晚上,約100人在香港實施宵禁期間,在灣仔聚集,向警方人員擲石及玻璃樽,29名男子事後被捕,被控以「非法藏有武器」、「非法集會」及「暴動性集會罪」,他們之中控罪最重的,只是入獄十八個月,其餘只是罰款八十元、守行為等等。而旺角事件「暴動犯」的量刑起點,由判監三四年起跳。

1989年旺角油麻地暴動 – 最長刑期為四個月

《公安條例》加入「暴動罪」之後,也有另一個例子可以對比起旺角事件諸案判刑的不合理。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旺角和油麻地一帶也爆發暴動,據說是親中份子發起,他們襲擊龍馬大廈,破壞附近的汽車, 向警員投擲硬物;至凌晨,有人衝擊銀行,企圖撬開鐵閘,投擲磚頭和玻璃瓶等等。據說高峰時期,旺角油麻地一帶的滋事者高達七千人,但事後僅十五人被捕,警方指他們多為親中組織成員,其餘為香港黑社會。最長刑期為四個月。

旺角羅織「暴動罪」的大陸「再殖民」香港本質

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等,是有境外政治力量搖控的真.顛覆力量。「暴動罪」的條文如此簡短和容易入罪,因為它本來就是用來對付國共兩黨的特殊武器。但是冷戰已經完結,政治正確的說,香港已經回歸中國,要人心回歸,就要解殖。公安條例這些特殊而違反基本人權的鎮壓罪名,早就應該廢除。動用「暴動罪」更是與解殖理想背道而馳,明白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再殖」本質。現實地說,擁有這些大殺傷條例的「港英」之上,還有個民主的英國政府;「港共」之上的中國政府往跡如何,就更不用說。「港共」從「港英」繼承這些核武級條例,其實香港人的人權和自由根本毫無保障。

襲警有襲警罪,破壞有刑毀罪,燒垃圾有縱火罪,傷人有傷人罪,但政權並不關心參與者個別和細緻的區分,而是用籠統而最重刑罰的「暴動罪」定性了當晚的所有事情。而這個定性,是來自梁振英,以及梁振英之上,一個並無民眾授權,亦無民意制衡的中國政權。

為專制政權的暴動罪,本身就是一條政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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