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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庸的邪惡

2015/10/14 — 10:57

香港大學校園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校園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上月否決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出任副校長,掀起了滿城熱話。否決的理由令人摸不著頭腦,刺鼻的政治氣味更引發無限聯想。無論真相如何、公眾再次痛心於政治是無容置疑的;未見「港大長遠及最大利益」,香港已籠罩著揮之不去的陰霾。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了 「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說明極端的邪惡未必出於心理變態者或狂熱份子;普通人在日常心理的驅使下也會犯下同等罪行。漢娜的洞察源自在納粹德國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中,發現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艾希曼並非窮兇極惡之徒,反而是平庸的一般人。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書中,漢娜這樣形容:「艾希曼的問題正正在於大多人都像他一樣,既非變態又不是虐待狂,而是非常又恐怖地正常。」艾希曼之所以邪惡,無非是因為他可以像平常人般在一個「理所當然」的環境下嚴格遵守「理所當然」的指令。就像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中的參與者,給予危險的電擊均是權力服從下的例行公事;問題的重點不在於當時人有否憑藉良心,因為良心從未派上用場。

當今部分權貴蹂躪香港,有人會認為他們就像艾希曼,不過是奉命行事。然而,在漢娜眼中「最邪惡的事情是由那些沒想過自己能選擇是『善』是『惡』的人做出來的。」在社會爭議聲中,即使立場未必相同,我們仍可運用自由意志選擇「善」與「惡」,捍衛經得起理性洗禮的立場。香港並非納粹下的德國,政治環境亦非內地般封閉。資訊發達本應提供了更多討論是非善惡的空間,奈何社會不乏背善向惡的物民,受過高等教育,不愁衣食,卻為不義背書。漢娜認為「人類最大的邪惡,在於無法思考,只知盲從」;但從恆河沙數的荒誕言語和行徑中看到,盲從不時經過深思熟慮,絕不輕率。如斯背景下的最大邪惡,正是那種背棄公義,助紂為虐的思考。這種邪惡,絕不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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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能夠扭曲個人行徑,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的著名實驗中已經印證。在乏善可陳的制度中,盲目服從權力使腐敗滋長於人群之中;追尋權利使人甘願腐敗,行屍走肉;擁有權力更使腐敗無限放大。制度好壞與否,不單是要求持份者堅守法律責任,道德責任更是論斷成敗的關鍵。在崗位上尋租(rent-seeking),到頭來制度必被控制,加深日益嚴重的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尤其無視崗位的道德責任,猜度主子心思行事則飛黃騰達一旦成為潛規則,這無疑是鼓勵行惡。津巴多教授在《路西法效應》一書中提出了十點建議教人如何抵抗有害的影響,例如對不義制度的自覺,獨立思考,相信自己能夠反抗不義制度云云。然而,當今香港,在制度中痴痴呆呆又有幾人?無數的如意算盤咕隆作響,吵得香港永無寧日、正是對不義制度有深刻認識,能獨立(為自己)思考,才有不知凡幾的兵卒願意跑出來,希望撈些油水炒出亮麗成績。在此亂世,能夠憑空創造政治任務才算「高人」。由是,荒唐不絕,背後的撒但卻吃得酣暢淋漓。

制度是把雙刃劍:好好運用,可以斬妖除魔;一不留神,必定傷殺無辜。盱衡歷史,制度更迭舉其犖犖大者,離不開兩端。一,在下者以革命形式推翻制度,或以抗命變革;二,在上者善用權力和智慧,省思不足,推行改革。每一個時代,制度均塑造出兩種人,為奴者和改革者。前者受制於適應性的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對制度不仁感到麻木,無力無心無意反抗。有的則甘願為奴,披上一身華麗錦衣,幫虎吃食。在瘋狂之地,保持神志清醒並不容易。雖然邪惡能夠寄生於多數人的心窩,但我們不必對政治感到無力。切羅基人(Cherokee)的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心裡都住有兩頭狼,分別代表正義與邪惡。兩狼相爭,勝負取決於我們餵飼那一方。要樹立公義社會的永續圖騰,制度與道德的化學作用決不能或缺。制度普及化道德,道德改善制度,兩者的互動成為歷史進步的推手。如果你今天仍然相信公義,那你不必對政治感到絕望。因為我可以告訴你,你並不孤單,無數人像你一樣正在努力散播公義的種子。只要你不放棄,時間會證明百卉千葩的社會絕非幻想,選擇可以改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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