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不應無差別地對所有暴力「予以譴責」

2019/7/25 — 11:59

譴責所有暴力行為是最容易不過的。沒有一個明智的人喜愛暴力,特別是對接收方而言。但必須指出,雖然暴力可能被美化(所以我們才會有武術),但其影響向來都是醜惡的。

然而,那種對所有暴力都全面譴責的聲明,充其量只表達了天真的理想主義。最壞的是當它被運用在政治上時,代表的正正是壓迫的形式與症狀。

即使在學校内的暴力行為,其嚴重程度、背景和動機等也不盡相同。事實上,能將不同暴力行為區分,正反映了一個人在智力上、理解上和判斷能力的的成熟。這種能力使我們在考慮這些行為的合理之處後,與其在情感上連接。正如人性至善之處在於我們接受了生活的複雜性後產生及體現同理心,而非只停留在兒童年代般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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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對所有暴力事件深表遺憾,但我並不一定譴責暴力本身。我可能會對暴力侵害他人的行為導致的直接後果感到遺憾,但遺憾之餘,更明白暴力可能是合理甚至是公正的。

尤其是像這次,少數示威者升級暴力中使用的暴力,並不針對個人而是權威象徵。對,示威者可能不喜歡警察,但他們大多數並非針對警察個人。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傷害警察,而是反對警察作為一個執法機構已經不再政治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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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並非無法無天。在無大台領導的情況下,他們已相當自制。暴力行為都是有針對性的;沒有商店被洗劫一空;沒有為造成損害而損害——所有暴力行為都是象徵性的,沒有針對人而是建築物本身。

因此,稱呼過去一個月多次的示威為暴動、示威者為暴動者,是不恰當的。考慮到該術語無論是在認知上還是法律上的含義,使用這種稱呼本身已是一種挑釁。事實上這種可用以操縱民意的語言,常見於內地政府(特區政府暫時較少使用)用來故意挑釁群衆並妖魔化反對派。建制派一再企圖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和批評者抹黑為寬恕或縱容暴力。但寬恕示威者比僅作譴責暴力更爲合理,更是現時香港政治上最需要的手段,是重回社會穩定和重建對制度的信任的契機。

僅譴責所有暴力對緩和香港目前的情況沒有任何幫助。在星期天晚上,與黑社會及鄉村社團有聯繫的人(外人可能視兩者並無分別)有預謀地針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向他們做出無差別攻擊毆打。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對抗議活動表示不滿,而是要造成個人傷害。示威者攜帶了雨傘來避雨及胡椒噴霧,而這些人卻手持木棍及鐵通。

示威者的集會表達了他們對自由及核心價值觀被侵蝕的不滿。自 2014 年以來,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引起了本地和國際對香港前景的憂慮。無論示威者的行爲是對或錯,其發展軌跡是可以被理解的,且有充分民意基礎。

舉例來説,僅僅聲明香港繼續享受新聞自由,而不著手解決香港記者協會、其他獨立人士及國際機構提出的干涉新聞自由的指控,絕對於事無補。無論情況是否像某些人所認定那樣可怕,政府拒絕承認問題存在,就無法採取措施來讓人安心。事實上,政府否認自己對新聞界的態度和新聞作用已經改變,就是根本性改變的症狀。

同樣情況也可見於其它曾將香港與内地分隔的制度,以及北京用來換取香港的合法管治主權的國際條約(如 1985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要認清的事實是,不是香港或香港人阻止與中國融合,是中國自己變了。在習近平的管治下,她變得更加專制、極權、殘忍,在壓迫自己人民時更加不許批評。

大多數記者和國際社會對示威者的同情,並不等同他們干涉中國内政或持有反華偏見。正是因為中國的改變,使除了若干無知或盲目的人外,其他人無法不對中國生厭,儘管不久之前大家還會慷慨地對她疑中留情。同樣地,北京和香港政府在缺乏證據下仍指責記者和國際社會的陰謀也只是一種挑釁,對恢復公眾信心或重建信任沒有任何作用。

我一開始就指出暴力可能是合理甚至是公正的,而全面譴責更可能是壓迫的症狀和形式。這是因為根據具體情況,在極端情況下,暴力可既合理又公正。打個比方,在學校操場上,一個屢受欺負的孩子若無法得到校長老師傾聽調解時,可能會合理地還擊欺負他的人。在香港,當局口口聲聲說要傾聽,但卻只準備聼他們想聽到的話。

同樣道理,法治上存在公民抗命的概念。這是一個實際上以正義為基礎的核心概念。所謂依法治國就是僅靠法律維持正義,而立法則為政權服務,正如在内地和香港不向人民負任的政治制度一樣。發表空白論調無助於解決核心問題。當人們認為這些陳述是當權者企圖重釋核心法律和治理概念時,他們當然會認爲政府和建制用心險惡而非出自無知。在這種情況下,全面譴責所有暴力行為不僅是對厭惡暴力後果的天真表述,更阻止了社會討論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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