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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香港留給你鄙視的人

2016/2/5 — 13:00

在不少上了年紀的香港人心中,麥理浩在任港督期間,是功大於過。(圖片來源:樹仁大學)

在不少上了年紀的香港人心中,麥理浩在任港督期間,是功大於過。(圖片來源:樹仁大學)

五年前我定居香港,融入這裡的生活,當時我大部分同事都不關心政治,更多關心去哪兒吃,玩,打什麼遊戲,有什麼新款波鞋可以買。自我觀照,讓我這個從國內來的人覺得自己未免太過政治敏感。最近這兩年同事們對政治的了解越來越多,也越主動。去年公司年會上,輪流說出新年願望時,一個同事認真的說出佔中的標語:I want true democracy。前天午飯時,一個同事說起麥理浩,另一個說只知道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就被鄙視並被傳了兩段youtube短片,介紹麥理浩,他是對香港最有貢獻也最有感情的一任港督。

這是我感到的變化和希望,是社會運動帶來的寸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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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年輕人(港府眼中的廢青)在運動中學習很多公民社會的常識,例如被警察抓瞭如何應對(學民女神周庭和長毛一起拍Video教學),越來越多人了解立法會的運作,以及在遍地開花的新媒體上,關於新的不合理立法,不合理工程的「懶人包」出現,你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就能迅速了解政府各部門運作的詳情和不合理部分,還有更多,譚志強博士曾在節目裡說過他在臺灣參加學運時,學到了很多,包括背囊裡要有齊手套,乾凈水等必須物資才能上街。手套用來翻過封鎖時保護手,幹凈水用來洗催淚瓦斯。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去年有傘運成員參與區議會選舉並就此從政。三年前,可能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從政。然而社會發展到了這個地步。人的想法會變,人生軌跡會變。民主運動需要從抗爭、失敗中學習,而又有資源,有機會學習。這可以作為樂觀的理由。不像國內,文治武功之下,學習的慾望低,參與度更低,而且資源被封鎖,習得常識變得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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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商界,名利場,人渣密集

而官場,政商界,我們看到一個人渣密集的名利場,言論荒唐可笑,行為厚顏無恥。我不再舉例,免得污染我的文章,污染讀者眼睛。為什麼議會廳裡那麼多低B的奴才,為甚麼特首管制團隊裡那麼多無能庸官?我覺得是因為有識之士愛惜自己羽毛不願染指,而以梁振英的性格,必定只會吸引到奴才和自以為是的庸才。和某些奴顏媚骨的演藝界人士一樣,他們本來就是這樣的人渣,只是以前沒有機會暴露,沒有機會曝光。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

追尋這種現象的根源,我認同陳冠中的觀察與體會,他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裡探討過這個問題,大致總結一下就是,現在五六十歲的港人,遇上了世界潮流的發展時代,『大風起時,雞也曉飛』,於是乘著潮流,莫名其妙的發達了。錯誤地把自己的發達歸功於自己的能力,覺得自己好勁。而其實這批人的成功(買樓,做生意賺錢等)和他們自以為的自身能力的關係真的不大。佔中時你會看到很多這樣的老人(無論官場還是民間)出來指罵學生不如他們有能力。他們生活在這樣的幻覺中很久了,而且會一直到死都這麼認為。

大時代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令許多當時恐共的精英,大批移民離開香港。第二流人物因此上位。具體到一個公司,就是管理階層忽然移民離開,以致沒有管理經驗,管理能力的低階很快榮升,而這些人並沒有認清自己的能力,把這些機遇當成了對自己能力的回饋。政府也一樣。比如李國章,很偶然的機會在TVB的歷史回顧看到李國章84年受訪,大致意思是:這個劍橋醫科博士在英國找工作處處碰壁,感到受屈辱,回港後大放光彩,有用武之地。李的醫學能力我無從判斷,但他的管理能力,領導力,做政治人物的能力可謂差到極致。

沈旭暉博士的論述

同樣的意思,沈旭暉博士也表達過,不過他說現在如果香港的精英移民離開,第二梯隊的香港人不要幻想自己可以像84時期一樣補上,你們不再有這樣的好機會了,補上的,是有計劃安排而來的「新移民」內地「精英」。

今天我們看到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這幫生活在自以為能力超群幻覺中的老人把持著香港,把她帶向一個越來越墮落的境地,而另一面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變成另一股宏大的潮流,雖然有時盲目,激進,不夠理性,但這個成長的過程卻是必須,也是希望。

不要把香港留給你鄙視的人

如果這時放手,停止或者離開,就是把香港留給自己鄙視的人。無論是因為不屑還是不願,都不該把香港留給自己鄙視的人渣。春天是新一年的開始,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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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這一代香港人》節錄

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什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著我們。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後建立的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在日本之後便輪到我們了,比臺灣早,臺灣還搞了一陣進口替代,我們一進就進去了,轉口、貿易、輕工業加工代工,享儘了二戰後長繁榮週期的先進者的便宜。另外,大陸的鎖國(卻沒有停止以低廉貨物如副食品供給香港)也為我們帶來意外的好處,這一切加起來,換來香港當時的優勢。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曾用了力氣,我想強調的是:

這一代是名符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一代,可訓練性高,能做點事,講點工作倫理,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比周邊地區先富裕起來,卻以為自已特別能幹。

我們從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資得最優化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錢。這成了我們的習性。

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至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已見多識廣。

我們整個成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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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至1990年代中出現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對部份南來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對嬰兒潮一代是留學以外第一次有規模的離散,大部份是因為九七要回歸而移民,故不是經濟移民,而是替家庭買一份政治風險保險。有部份的家庭,將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太空人」,因為香港的工作更能賺錢,兼想要兩個世界的最好。真正斷了香港後路者,他們的位置也很快為留港的原下屬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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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在文章結尾寫到:

如果中價值中就業的產業是香港的出路,最終還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建構較豐滿的文化價值 — 但不要以我這代的主流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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