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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帝國治下 知識分子的恰如其份自處之道

2018/3/12 — 0:11

饒宗頤,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饒宗頤,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前一段日子專欄作家古德明先生撰寫多篇文章「批評」過世不久的國學大師饒宗頤老先生生前「親近權貴」和「諂媚附勢」,被指有「鞭屍」之嫌,涉及王偉雄、馮睎乾、梁文道諸君的「筆戰」。 不過,筆者無意也無能涉足有關文字的是非,只是因而有所感觸,聯想到在當前中共帝國治下,尤其是盛世風光的掩映當中,知識分子應該如何恰如其份自處,才合乎中道呢?

筆者並不打算明確界定和分析「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或「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定義,只是涵蓋有關專業人士,概括指在文化、藝術、學術和科學等各範疇有素質和有影響力的人。

不過,筆者特別關注的是這個知識分子族群的獨立自主特質、強烈的批判精神、持守的社會公義原則,高度的道德情操,以及與當前政權保持一定程度疏離關係的特性等。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說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說出真理,暴露謊言」正正一語道破其中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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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過去不少所謂愛國政客或者企業家離世,殯殮時靈堂上顯眼處往往擺放著國家領導人致送的花圈,筆者一直甚不以為然,只當作「政治抽水」或者「甘心樂意被政治利用」的互惠關係而已,早已見怪不怪。 可是,早前那位被許譽為國寶級老人家殮葬儀式上,傳媒報道習近平和李克強等中共帝國掌權人送上花圈,筆者不會視為普通追悼縟節的舉動,其中當然隱含著政治訊息。 而且,筆者憶及國寶老人曾經親自先後為溫家寶繪畫荷花丹青,以及向李克強獻上墨寶,因此雖然覺得古德明先生行文辛辣嚴苛容或對逝者有點不敬,也認為說得不無道理。

筆者也不禁冒大不韙的問:享譽中外的鴻儒大家,何必還要委身屈就趁機為當權者揮筆描彩,欣然呈獻叨光呢?  難道老人家真的只是埋首於故紙堆中,不食人間煙火而不懂當前國是政情,因而不曉得這些中共帝國當權者的專制獨裁惡行嗎?  也許有人會認為「政治惡俗」而「不問政治」或辯稱「不懂政治」,因而避免「在政治上表態」,不過,筆者以為就算以一個「人」來說,對周遭不公平、不公義和不人道等事情,總應該有個說法有種態度甚至有適當回應,更何況是一個有著一定識見和影響力的高級「知識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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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身處封建年代的士大夫當然必須忠心事君,就等同報效朝廷社稷,是為國為民的應有之義。 這是儒家「君君臣臣」的治國之道和「學而優則仕」的進取心態,也正是北宋張載所云讀書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恢宏大度「社會責任心」,對世情諸事有所承擔。

筆者以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對讀書人的深遠影響,以至近世知識分子仍然堅持著效力家國的強烈責任感,甚至造成沉重的心理壓力,抗戰時期以及中共建國初期海外眾多知識分子回國都是典型的實例。 事實上,不少知識分子對當權政府總有著某種依附的情意結,就算不是直接謀取權位和利益,也因而希望從中得著自我實現的滿足感。

饒宗頤先生和季羨林先生被譽為「南饒北季」,「北季」的季老身陷專權治下的內地,言行受到制肘,也曾撰寫《牛棚雜憶》一書指出文革的荒誕事是人類悲劇,而六四時曾經兩度高調乘坐三輪車舉白布幅前往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並一直堅稱那是一場愛國主義運動。 儘管如此,季老死後歷史學者余英時曾撰文批評其專業上和操守上的缺失和不足。

觀乎一直在自由國度生活和享受的「南饒」的饒老,晚年仍未忘與中共權貴交往,古德明先生對他的評斷,以及筆者對「知識分子」的期望和要求,難道真的太過份嗎?

執筆之際剛好讀過訪問余英時的一篇報道(註),他分析當前中共和香港的政治形勢,表示香港人對中共不能存有幻想,必須堅持生活上的各種自由價值,盡量反抗,「……香港沒有政治上的自主能力,但思想上、生活上、文化上保持自由,至少不讓他們壓迫……」。

 

註:《蘋果日報》11/03/2018 〈余英時:盡量反抗,對中共不能有幻想〉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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