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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宗教搗毀政策的繼承者,而發明者是?

2018/11/14 — 12:05

中共建國以來,宗教事務一向抓得緊緊。中國人在文革時搗毀過很多廟宇,近來亦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強拆教堂、迫害信徒之類的事層出不窮。

在國家恐怖主義虐肆的維吾爾地區,習近平進入崇拜儀式、國家話語進入官方經文;一些伊斯蘭寺在爭取不被強拆的時候,要作出「改建得更具中國特色」的妥協。[1]

介入和控制宗教組織似乎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註冊商標,因為很多人都說得出馬克思那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因此認定中共的本質就是反對宗教。這並沒錯,但只是事實的一半。其實反宗教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已經運行了超過一個世紀。晚清在晚期開始改革,本來是少數革命份子在談的「國家民族要進步」,正式在國家機器的提倡下成為「國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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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中國讀書人、年輕人最熱捧嚴復翻譯過來的《天演論》。這本書將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原理套用於國家和社會,提出國家之間也會彼此競爭和優勝劣敗。

嚴復將這種觀念,應用於面臨存在危機的中國(天朝自尊的失落),開啟了中國要「自強保種」的思潮。進步派開始認為傳統文化阻礙國家進步和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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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現代國家神話一部乒份的孫文,就有一個在家鄉時搗毀神像的「反迷信」事跡。不管歷史有多少水份,這也說明了在那個時代,反對「迷信」是多麼偉光正。

要富國強兵,必先改革國民的思想,也就是掃除迷信。大清因1911年的一連串歷史巧合而腳痛下台。在之後的十年,民國政府、新文化運動、強國思潮糾纏在一起,在全國各地孕養了一場移風易俗的反宗教運動。

一開始由民國中央開始,象徵性而溫和,例如廢除祭天儀式;官員就任,不再依傳統到城隍廟參拜等等。

革命成功之後,孫文等革命黨卻很快發現,自己在急速形成的中央政權被邊緣化。國民黨雖然在第一次選舉得到多數席位(269席),但身負組閣重任的宋教仁被刺殺,國民黨與北京軍閥的矛盾爆發,孫文流亡廣東,後又與廣東國主陳炯明不和而相鬥。孫文引入各路軍閥攻擊陳炯明,並成功入主廣州。

1921年,孫文指派自己的兒子孫科做廣州市長。孫文等人要再革命,與北伐運動一齊開展的,是看似毫無關係的反宗教運動。

因為廣州政府債台高築,國民黨借用滇軍、桂軍和粵軍聯合與陳炯明對峙,軍費開支龐大;之後又要籌謀北伐。孫科政府開始在廣州各方面抽取重稅,嚴重干擾廣州人的生活,包括宗教生活。

例如要求廣州的官方廟宇及街坊廟宇「為國家犧牲」,改建為新式學校及其他政府機關;根據當時的廣州市政府公報,他們將大約五百七十間廟宇公開拍賣。


(1923年廣州市政府市政公報)  [2]

(1923年廣州市政府市政公報) [2]

另外政府也對香燭冥鏹等東西加徵重稅,對於民間的反對乃至反抗,就聽而不聞甚至使用軍警鎮壓。

1924年,國民黨因為重稅問題而與地方人士衝突,領頭的是領有民兵的廣州商務總會及粵商自治會。

後來衝突擴大,加上當時已經活動的中共也加入抽水,最後釀成武裝衝突和街頭械鬥,不少地方士紳被殺;現在仍知名的廣州西關也因此而一旦焚毀。[3]

廣州的悲慘歷史,是革命政權典型的鵲巢鳩占。當地人的本土利益及宗教權益被犧牲,讓路於革命黨建立全國現代政權,以及推進「國家民族要進步」的抽象議程。

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後,對於宗教的干預走得更深。1928年南京政府行政院公布《神祠廢存標準》和《廢除卜筮星相巫覡辦法》,對宗教分類,供奉先哲及佛、道、伊斯蘭和基督教的宗教場所,才可以「依法保留」;若宗教場所供奉的神靈來歷不明,或沒有根據,則要廢除。另外又命令各種巫師、風水師、靈媒等必須放棄從事「迷信行業」。

在地方上,政府設立了「風俗改革委員會」,以反迷信的口號,介入社會風俗、審查寺廟是否合格。風氣所及,全國興起「打城隍」的潮流,進步派打碎城隍廟中的神像,已預示了幾十年後的文革風情。

地方上的風俗委員會,步伐比起南京激進。開了頭的南京,畢竟並不是共產黨,他們只想適度進步,而不想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例如仍能為黨國所用的忠孝仁義道德。但後來連本來有豁免權的佛教和基督教也成為進步份子的目標。運作大約一年後,「風俗改革委員會」被南京解散。

一如法家也許回答了堅持性善論的儒家所不敢回答的大哉問 (當人民不願意接受教化,統治者應該如何),而走向刑獄威殺和權術主義,而成為了儒家的完成版本;中共後來只是完成了國民黨不敢做的事,中共是國民黨的完全體。

「反宗教」其實不自中共始,而是現代國族主義者追尋現代性(modernity)的共同路徑,只有步伐快慢之分,而沒有路線差異。至於這條路是走對還是走錯,才是價值認同的問題。

今日中共對各種宗教的干預和「再組織」,除了忌憚「組織」這東西之外,還是依賴一種進步主義的世界觀。國家要強大、民族要進步,便要盡量袪除宗教和信仰的影響。

而恐怕這種思潮,自《天演論》風行中國以來,在一般民眾中就有影響力。只要事情結合國家建構、推進國家利益的論述,中國追尋現代性所吸收過的毒素,就會輕易浮現。如果說要反省而後反對,那麼反省的對像恐怕不只中共,而是要回到當代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問題出在「中」,而多於「共」。這便是其一個海外華人常討論的命題:中國的傳統有甚麼養份,使得共產主義能夠落戶並且生根?

中國人沒有選擇「聯省自治」乃至「共和」,而是選擇了黨國。黨國說到最後是建基於傳統社會的屍體上。強幹要在弱枝上長出來。宗教和民間結社,是一種古老的組織方法,在黨國的歷史觀看來,如同其他傳統事物和機制,都是黨國(國家民族利益)擴權的障礙。

這條刀耕火種的路,與其說是由馬克思而來,不如說是馬克思那句話

合了當代中國人的口味,才被選擇性地繼承了下來。

 

注譯:

[1]  美國之音報道:一位與寧夏政府關係密切的匿名消息人士對香港《南華早報》說,當局與宗教領袖經過幾天協商,已經達成共識:地方政府不會拆除韋州大寺,但將拆掉清真寺頂部的八個穹頂。互聯網上流傳的據稱是政府擬定的韋州大寺改造圖顯示,改造後的清真寺將被裝上八個中式寶塔尖。

[2] Shuk-wah Poon,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Hong 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3] 廣州商團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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