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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 CHINA 甘之如飴嗎?

2016/11/2 — 15:25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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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曉遴】

近日一股論「支那」熱,關於「支那」所涉及的學術範疇非常廣闊而有趣。好奇心使然,筆者最近亦在惡補中日關係史和帝國語言符號學。上星期三(10月26日),練乙錚先生再論支那,表示英文"China"與日語「支那」同源,在英國五百年來其背後涵義及變化,亦與「支那」一辭在日本一模一樣,國人何以對之甘之如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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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見解,早在1930年,日本人中國學者竹內好先生已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發表過。竹內好表示,中國人既然不能接受「支那」,那就不應該接受”China”或”the Chinese”,原因在於,「支那」與”China”同出一源。中華民國成立後,日本官方始終不肯接受「中華民國」稱謂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沒有理由不接受「支那共和國」,因為「中華民國」的英譯”The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本就包含了“China”。(1)

當然,日本官方始終不肯接受「中華民國」稱謂似乎是有更重要的戰略原因,不過筆者不在這裡把話題扯遠。”China”與「支那」源出一語,其背後涵義及變化與日語「支那」的而且確是非常相似。”China”的命名,特別在19世紀的意象,據歌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劉禾在《帝國的話語政治》一書所指,就有可以傳教,侵略和征服的意味;而”the Chinese”的稱呼,亦有將當時的中國人與白種人和其他種族的身份區分起來的意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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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負面的象徵意義,當時清朝是否真的如練先生所言「甘之如飴」呢?中國人對「支那」感到歧視是始於甲午戰爭之後,而對於”China”,練先生表示在維多利亞女皇治下的1837年開始,”China”一辭的輕蔑程度尤甚。按道理,當時中國人很可能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體會到”China”輕蔑加深的情況。就此,筆者以1870年作切入點,透過符號學對語言的表意功能找出語源語義演變也無法窺見的帝國話語符號真象。首先,我們在當時與洋人最接近的清朝外交家張德彝先生身上,嘗試找找他可曾感到輕蔑或其他更深層次的問題。

張德彝與歧視語

來源: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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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張德彝,先說一點迭事,輕鬆一下。

張德彝受訓於北京同文館,操流利英語。話說早期張德彝在法國時,便見到世紀發明 – 避孕套,他將之稱為「腎衣」。對於西方的這種新事物,張德彝還是受制於儒家思想無法接受,並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猛烈批評。後來,在1871年的某一天,有位名鄭延的法國人前來拜訪張德彝,此人明知故問:

「久聞貴國人民呼泰西人日『桂子』,不知何所云然,方祈明示。」(註:「桂子」即「鬼子」)

張德彝明知所以,於是胡亂搪塞。他說「桂子」出自兩千年西域的一個地名「龜茲」。漢代使者當年最早從那裡引進了葡萄,但隨著時代變遷,「龜茲」的發音以訛傳訛便讀成了「桂子」。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接著張德彝反問法國人:(3)

「盖惟聞東方有中華、日本之名,而未嘗明辨其服色也。是西人見華人之呼以『日本』,與華人見西人呼之以『龜茲』之義同也。若又謂於今數十年來,人民既知有英、法、德、俄、之分,何不改『龜茲』而以本名呼之?是又與西之不改呼『華人』之同義同也。按彼此立約通商數十年來,西人既知中國曰大清,曰中華,何仍以『齋那』、『吉那』、『什音』、『芝那』、『吉塔』等名呼之?且中國有自古迄今四千餘年,從無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註:當時法國人稱呼中國為”Chine”)

對於外國人對中國稱謂中的歧視含義,表面上兩人針鋒相對,但還是點到即止。然而,作為同文館首屆十名學員之一,外交家張德彝對”China”一詞的困擾,似乎有比歧視語更深層的考慮。

“China”衍指符號對象的缺失與知識份子

「中國」一詞在漢語古藉中時常出現,其意或許可以說是一個文明體系的概念,但卻並非為國家名稱,例如明朝或清朝會自稱為「大明國」和「大清國。因此,如果以英語翻譯「中國」這一詞,”Central States”或”Central Kingdom”,或甚至是英國"Middle Kingdom“是比較恰當的原因之一,就是上述各詞組意譯了「中」並同時突出了「外」的華夷之辨宇宙論。因此,英語”China”的衍指對象不但與「中國」毫不對應,甚至連其所指(signified)也不是「中國」。不過在這裡先搞清一個概念:何謂衍指符號?

劉教授表示,在符號學來說,衍指符號是異質文化之間產生的意義鏈,它同時跨越兩種或以上語言的語義。當這種語義在語言A的詞語中出現,它同時又將該詞的意義指向語言B。以"China"為例,"China"透過轉喻翻譯出來,本來就應該將語義指向「中國」的概念,即以「中國」衍指符號的意義為先。然而實際上,"China"切割了「中」即世界中心之義,造成衍指對象缺失,並成為世界廣泛使用對應「中國」的詞語。

而當再看仔細一點,作為主場的「中國」所擕帶的政治涵意,就是極濃的主權在我意識。"China"對中國的衍指對象不存在,那麼即是說,"China"的用者是在否定中國主權的同時,亦嘗試建立對"China"的主權。對此,黃遵憲、梁啟超、章太炎等晚清知識分子,跟張德彝一樣顯得焦憂不安。

黃遵憲在1898年曾寫道,「考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西北各藩稱曰漢,東南諸島稱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謂明,此沿襲一代之稱,不足以概歷代也。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稱曰支那,英吉利人稱曰差那,法蘭西人稱曰差能。此又他國重譯之音,並非我國本有之名也。」

梁啟超也同樣認為,「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梁啟超比較傾向使用「中國」作國家名稱,不過章太炎認為日本和印度對中國的領土範圍理解與中國的不一,但盡管如此,似乎總好過以他國的重譯來作國名。(4)

19世紀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稱謂。來源:Google

19世紀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稱謂。來源:Google

從以上知識分子對中國國名的考慮可見,他們對外國沒有採用本國的原名而用上「他國重譯之音」的關注,原因正正就是源於"China"指涉對象不存在。相對後來演變出來的歧視成份,作為命名問題癥結的"China"由外國來重新詮釋這一點,看來練先生沒有認真正視。而對於這些巧妙而粗暴的帝國話語政治權術,練先生卻將之說成國人的問題,並認為他們對之甘之如飴。

那麼,這班知識分子和政府,有否就手旁觀呢?在當時要找出一個對應外國人使用已久"China"概念的國名,或甚至顛覆英語、法語、日語等國重建帝國話語符號來真空並轉移出一個新的𧗠指對象,無論在候選名稱的選擇上,在1843年《南京條約》已使用"China"的基礎上,和晚清民國時的國力上都絶非易事,日本不接受「中華民國」稱謂可為一例。至於政府方面,1858年《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中,宣布在所有官方文件中禁止使用另一個重建主權想像的衍指符號「夷」字。(5)繼《南京條約》後,簽下第二次城下之盟的大清已經是「衰到貼地」,當時朝廷能夠做的就只有從條約相關條款中鑚空子,希望從”official document”(中譯「各式公文」)中,㧓住中譯版中有可包括也可以不包括皇帝「聖諭」在內的含混之義向英國抗議,以維護天朝的主權和顔面作最後努力。

不過,條約五十一款的前一款,不但已明確說明由條約生效開始,所有英中文件來往均以英語為準,而且衍指對象給重整的夷/l/barbarian已明確寫在受國際法約束的條約上,(6)欽差大臣桂良的苦心無奈落空。

由此可見,無論是知識分子,清政府還是民國,其實並不是沒有關注到”China”的歧視和指涉問題,亦並非沒有要求列強以”Chung Kuo” 或”Zhong Guo”書寫「中國」。《天津條約》直至清朝覆亡為止,清朝在外交上連維護主權、話語權甚至顏面的氣力都沒有,那又憑什麼向英國抗議,要求更改由來已久,並且轉移了衍指對象的”China”呢?練先生認為國人對”China”甘之如飴,看來並不恰當。

最後,關於”China”一詞的歧視含義,練先生用了一幅圖英國著名政治漫畫刊物(Punch)的漫畫,表示英國人如何以尖酸刻薄的"Chinaman"來羞辱中國人。明顯地,該圖的意象是嘗試在說,圖中的華人因虐待婦孺,巴麥尊才用上當時英國笞刑常用刑具九尾貓(cat o’ nine tails )來懲戒該華人。

換言之,漫畫的用意並非介紹”Chinaman”一詞如何諷刺中國人,當然就更沒有在刑具之下的中國人還崇拜白種人,並對"China"「甘之如飴」之意。怎樣也好,筆者想藉此機會,說說當時直接受英國管治的香港華人所遭受如地獄般的司法不公和歧視,並由此伸延,嘗試探討當時在此種環境下仍否有空間使他們對白種人產生一種「洪荒敬畏」的崇拜之情,但由於篇幅所限,下回再說吧。


註:

(1)Joshua A. Fogel: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U. S., An East Gate Book, 1950), 70-71.

(2)另見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上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聯,2014),頁114。

(3)同上,頁113-4。

(4)同上,頁104-7。

(5)Article LI:” It is agreed that, henceforward, the character “I” [barbarian], shall not be applied to the Government or subjects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 in any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 issu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ither in the Capital or in the Provinces.”Treaty of Tientsin: China’s external relations – a history.

(6)Article L: “All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addressed by the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Agents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hall, henceforth, be written in English. They will for the present be accompanied by a Chinese version, but, it is understood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 the English Government will hold the sense as expressed in the English text to be the correct sense. This provision is to apply to the Treaty now negotiated, the Chinese text of which has been carefully corrected by the English original.” Treaty of Tientsin: China’s external relations – a history. 另見註2,頁98-9。

 

原刊於光輝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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