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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世界如何理解「政治犯」— 以台灣為例,看政治犯的建設力量

2017/9/6 — 7:49

既然旺角事件已被政治定性,無論被控者想不想,他們也變成了政治犯。政治犯對這個社會又是怎樣的存在?香港已經走到要作出選擇的路口: 繼續和普世價值接軌,還是退步回到中國四千年「君臣父子」的觀點。

中國觀點:社運+政治抗爭=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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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和中國對「政治犯」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中國/香港人對政治犯的看法,往往是承接著帝制中國對於「造反」的脈絡。與「殺人填命」這一類「一般罪行」不同,「反」是政治罪,是根據皇帝對一個/群人作政治定性而獲罪,是非常主觀的。例如中國的文字獄傳統,皇帝可以指控帝國中的任何人謀反,就算現在沒反,將來也可以犯。總之「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實際上也就成了政治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師法共產主義和蘇聯,但對於政治犯理念卻與傳統中國出奇相似。在1997年前,官方可以隨意在人民乃至黨員頭上扣上「反革命罪」,實際上「革命」甚麼,也是隨意改變。「革命」在中國的內容,由土改、三面紅旗大躍進,到鬧出大饑荒,毛澤東下野,文革時期,再到改革開放,無論是市場還是政治,改變翻天覆地,革甚麼命尚且無人知曉,更不要談反了甚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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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後,「危害國家安全」罪取代了「反革命」罪,近年則多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控告。由罪名的變更,可以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由蘇維埃革命政權(有一個革命事業要守護)到主權國家的過渡。(由於主權是至高無上,所以不能顛覆,外國亦無權干預審訊)。

但無論如何,這些罪的本質仍然是謀反罪。歷來獲罪之人,從網民、律師、作家、藝術家、共產黨員、環保人士,不一而足。對於大眾來說,一旦被統治者定性為謀反/反革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人民就會視其為異類,或者是基於東方式的集體主義,他們會認為這些政治犯獨持異見,是搞事、破壞穩定,阻礙經濟發展,等等。

普世觀點:社運+政治抗爭=公義鬥士

西方則有研究和高揚「政治犯」的傳統。政治犯被視為反對社會不義、不為自己而為大眾謀福祉的鬥士。拉斐爾.加洛法羅將「犯罪」分為「自然犯罪」以及「政治犯罪」。「自然犯罪」的例子之一,如殺人放火,絕大多數是自利的;但「政治犯罪」是利他的,通常他們只是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而損害統治者利益,通常都會導致大眾利益的促進,乃至整體社會的進步。所以「政治犯罪」又被「犯罪社會學」(Criminal Sociology)視為令社會進步的一種手段。這裡就看到一種東方和西方對政治犯的不同看法。

在帝制乃至今日的中國,一個人被定性為「謀反/反革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後,政權使用如何不人道的手段對待該政治犯,都會被視為合理,因為該人「罪犯天條」。而在歐美的國際法條約體系中,「政治犯」是需要額外保護的人。一些國家會對受到國家迫害的政治犯提倡庇護,以及拒絕迫害國引渡「罪犯」的要求。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則,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之後撰寫的《法國憲法》(1793),該傳統距今已有近二百年歷史。

台灣:與普世價值接軌

台灣雖然被視為一個受中國文化強烈影響的地方,但他們對待政治犯的態度,卻是與上述的歐洲傳接軌。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敗退台灣,實行長期戒嚴,壓抑島內的人權和民主進程,二二八事件、停電造票(中壢事件等)、政治暗殺政敵(林宅血案、江南案等)無日無之。1979年,黨外人士發起遊行要求民主,遭血腥鎮壓,軍警包圍和挑釁民眾,令民眾失控,亦與香港民眾的情況類似。

之後國民黨政府大肆搜捕異己,對他們進行軍事審判。其中不少社會活動人士被控「叛亂罪」,包括施明德、黃信介、林義雄、 陳菊、呂秀蓮等,都去了坐牢。

但是台灣的民眾並沒有唾棄他們,反而認清了他們是追求台灣人權利的先行者。後來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放棄獨裁統治之後,這些政治犯循正常選舉參選,成為政界的中流砥柱。陳菊成為高雄市長,一直勝選;呂秀蓮做過副總統,而在美麗島大審判中幫助黨外人士的律師陳水扁,之後亦扶搖直上,成為帶領民進黨擊敗國民黨,取得中華民國執政權的總統。

香港的選擇:普世價值接軌還是退步回到中國觀點

可見在現代文明世界,政治犯並非反社會罪犯,不是破壞者,而是非常重要的進步力量。正是這班台灣的政治犯,衝破國民黨長達三十年死氣沉沉專制統治,帶領台灣進入新時代。

香港的政治犯亦是因為抱著令香港進步的初衷,而受到統治者的特別「重視」。統治階級眼中,他們是「政治犯罪者」,是暴徒。但在普世的標準而言,他們是正面、進步的力量,而他們亦值得香港人和整個世界的同情和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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