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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情結糾結的「開明派」只會助長中國殖民

2019/2/6 — 12:39

李柱銘及司徒華(2009年12月13日民主黨會員大會,蘋果日報圖片)

李柱銘及司徒華(2009年12月13日民主黨會員大會,蘋果日報圖片)

流感高峰期,醫生叫苦,終於指出房間有一頭大象:中國移民來的人口太多,已經塞爆醫療系統,不是歧視不歧視的問題。這件事流傳程度之廣,超出了我個人的回音牆。在親共、愛國的親戚 whatsapp 群組,也有人流傳「毛記」的那段《我們爆煲了》,他們的態度也是正面肯定問題存在。

親戚當然是平常人,他們對單程證的存廢沒有特別主張,但不會否定「人太多」這個基本事實;雖屬「歲月靜好派」,政治不搞到他們,日子就照過,但對於涉及中國人口的問題事實,他們不會呈現個別「進步人士」的厭惡和不承認的歇斯底里,反而通常是清通地面對現實的。

專門服務中國人的組織跳出來反對,自然是毫不令人驚訝;個別左翼人士對秉真直言的醫療界人士旁敲側擊、親中傳媒乘機推銷輸入中國勞工、掩蓋真正問題、或者民間人士抽出一大堆看似客觀的數據做論述,也是一向的生態。如果有論者的家人本身是很新的新移民,在這個問題上特別熱烈,我能夠理解;但有利益衝突之嫌,是否公道就令人存疑。但明說出來,跡近人身攻擊,實在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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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正反方都只是事情的兩極,中間有一大片曖昧的無人地帶。「公民社會」現在對這個問題態度曖昧,或者知道是燙手山芋而默不作聲。但泛民主派在 2013 年前後,就因為這個問題而「內戰」。范國威、毛孟靜和譚凱邦的「源頭減人」倡議,當年幾乎整個公民社會有頭有面的人都反對,當年他們說,家庭團聚是人權,這就是一種中國人先於其他人的意識形態。嚴格來說,是展現了一種中國民族主義。

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形態,要是「進步」起來,就必然與這一套糾纏不清,你中有我,之後分道揚鑣也只是中途鬧翻,但共享不少思想 DNA。愛國主義是從開天辟地以來就有的。在英治背景下,香港的「民主運動」幾乎就是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也是一種對抗英政府的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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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民運去到現在,變成明知大量輸入中國人口會搞到香港爆破,害慘所有香港人和新來的中國人,都要繼續;廟堂人士一聲不響,不管數學上的車毀人亡,都是因為香港舉凡任何關於「民主進步」的運動、組織、個人,都是或多或少連著「愛中國」的那條戀根。即使現在很多人已經無路可退,香港就是唯一的歸宿;即使現在政黨要謀的票,不少都是靠這些無路可退的人,但他們的開機設定,積重難返,他們視香港為「從事中國政治」的一個中轉站,既然大家的初衷是為了中國好,便絕對接受不了為了保存香港,而令任何中國人不開心。

不是時常聽到「咁做會激嬲共產黨」或者「咁樣共產黨就最開心」嗎?但好像很少人會探討香港人是否開心,香港人是否被激嬲。大概這對於進步派來說都不是很重要的事。

要不斷輸入人口,至少不能反對,這可能是「親北京派」和「民主派」少有的共識議題。前者都知道,不斷輸入異質人口,是「國家安全」的一部份,是同化香港,是將香港與中國拉近的必要措施,是不能改的;至於「民主派」的人口故事就曲折一點,也 emotional 一點。事實上他們從沒實際治港,因此目無實際資源問題,習慣一味高舉不能損害中國人利益和感情的單一原則。

即使新一代的人已經實然脫離了那個時代,但政黨和既有路線,還是可以將這種餘毒盡量延長。李柱銘和司徒華這對孖寶就很典型,司徒華是為中國的,他與中共關係非比尋常,也一直大力「支持回歸」,即使是六四之後也一樣;李柱銘作為大律師出道,一開始是在香港幫「左派工人」辯護,之後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是多大的榮寵,只是後來受不了「現實主義」的鄧小平一聲令下清場屠殺,所以才反面。也就是說,香港「進步人士」共享一個中國的起源,而且那不是他們跟中共反面之後吹噓的「文化中國」、歷史河山之類,當時大家寄托和支持的,是現實的中國。明明是中國人在排斥我們,搞到香港學校竟然出現講廣東話要罰抄,到現在「民主之父」還是叫我們不要排斥中國人。

當然我們也許不應對歷史太嚴苛。律師代表誰不代表認同,是的;戰後環球左翼運動風起雲湧、香港也有很多大好青年捲入對中共的期待。他們有些人是文革之後離隊,有些是六四之後離隊,有些沒離過隊,也有些人是後來插隊。他們都不一定是壞人,甚至有很多好人和天才。但無論如何,這就是「民主運動」不太光彩和弔詭的起源。它的存在是首先考慮中國,而不是香港。這種與另一個國族糾纏不清的民主運動,最終與「本土利益」產生衝突,只是物理的必然。一開始他們想建設民主中國,但進步和民主運動產生了植根於香港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最終都會背叛中國民族主義者最先設定的議題。

因為「民主運動」有這種起源,所以就有相應的結局,也就是中國說沒有民主,就沒有,主流泛民面對政權,是唾面自乾的,因為中共是中國的正統,「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加上香港的政治現實,就產生認命主義。因此起源,其產生的「進步社群」通常不怎麼認為中國人正在殖民侵略香港,不承認香港正在步新疆、西藏、蒙古這些地方的後塵,也對這些「周邊」(或許加上台灣)國度,抱持與中共同出一源的大漢沙文政治想像兼偏見、或無論如何都「首先反對港獨」、到了現在還「保釣」和反日,在一條線性的歷史上看,就不難解釋。

香港身世波詭雲譎,民主倡議者本來應該是賦權於市民的,但此處長期肆虐的意識形態,卻似乎在持續削弱香港人的重要性;民主本來是有國界的,但「民主派」的起源是為「中國而立」,所以在中國人壓境的時候,他們突然成了無國界主義者。

一些左翼份子也想將整個「公民社會」向左拉,而事實上也真的「一定程度上」成功。因為在現實政治上,「中國民主派」、「費邊主義者」和「中國殖民者」是一個越來越靠近的三角。因為在香港現實中,同時倡議民主和人權,反而是最安全的,也沒有過紅線,是有生存空間的,至少不會給 DQ。因為政權一定不會給你「民主」,但「人權」則是「中國外來者的人權」,「建制」一定妥貼照料。不只醫療,公屋就是另一件事。福利官僚從來是優待中國人的,他們酎情只酎給某些人。

所以在中國統治香港(沒有英國阻隔)、中國人大軍壓境的時候,過去的善惡標準將會被重估。「民主、自由、人權」不再是當然的通關密語,甚至你真的提倡並鞠躬盡瘁的時候,會有很多人被害慘。以前是美德的東西,現在可以變成罪孽。

後面的人會越來越覺醒這件事,很多人會因為了解而分開,無路可退只能死守香港的民主人士,不會再覺得「中國民主派」慈眉善目;在人口殖民狂潮下,「六四比」亦根本無險可守。之前兩次補選,他們還是情緒勒索要選票,重覆英治時代起源(大多數是 literally 沒變過的)的通關密語,但魔法遲早失效,因為香港所有議題都是中國議題,而政治界對中國沒有另一條路線,「公民社會」的中國情懷在英治時代是道德高地,在殖民時代只會令他們顯得像殖民者的同謀,而真正的同謀卻有真資源。

失意的趙紫陽路線的海外餘孽,是想做治港建制而被冷落的,這在司徒華與共產黨的互動中已經看到。這類人既沒有真正的香港認同,也沒有中國的奧援。在撫剿之間,優勢漸漸被根正苗紅的建制派掩沒,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始終不改宗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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