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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否以新加坡模式管治香港

2019/8/31 — 15:03

新加坡(資料圖片,來源:Chuttersnap @ Unsplash)

新加坡(資料圖片,來源:Chuttersnap @ Unsplash)

於日前 BBC訪問 之中,談到為何中國不大可能以新加坡模式管治香港。可補充一點:星港雙城歷史發展軌跡不同,兩地社會的文化性格乃至能動性(agency)已不一致,故此要將新加坡模式應用於香港土地之上並非易事。

在二戰後的五六十年代,有不少人為逃避中共極權管治,視香港為自由地﹑從中國湧入香港,這是中方在八十年代提出一國兩制香港主權移交方案以穩定人心不可不提的一個背景。可以說,香港主權移交至中國其實是建基於中共的脆弱承諾。按此承諾,於中國治下,不乏自由色彩的英治時代遺產將被保留。一旦這種承諾未被兌現,九七之後中國在港管治不免會受香港社會極大反彈。早於 1989 年六四風波之中,香港社會便已人心惶惶,香港資本家甚至曾倡議在澳洲另覓新地於海外建立新香港﹑藉此遠離中國,其時強調與中共保持距離的跨階級香港意識已現輪廓。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香港歷經多場中國意圖在港伸延國家權力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共一國兩制承諾愈趨幻滅,《逃犯條例》條例風波如同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近日訪問中所言,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自由之夏抗爭所展現的莫大韌力,也只是香港社會對中共治港承諾幻滅累積已久的憤怒展現。

相較香港,新加坡確立主體意識的發展相對早熟﹑其管治較不受中國因素包袱所限,新加坡政府較能以顧及小國生存危機之由理順其家長式管治,亦因此,新加坡社會的政治活動空間較易受限﹑受限的年期亦較香港長,雙城管治模式的差異繼而愈趨明顯—相較而言,香港管治模式的特色是社會較強﹑政府較弱,新加坡模式的特點則相反。早在 1950 年代末,新加坡已從英人手中得到自治邦地位,至 1960 年代,新加坡更成為主權國家。隨後新加坡歷經包括 1960 年代冷藏行動﹑1980 年代光譜行動﹑1990年代反對黨律師鄧亮洪前往澳洲尋求政治庇護在內的官方政治打壓事件,加上新加坡所宣揚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小國生存威脅之類的國家發展論述已然深入民心,新加坡與香港社會運動的誘因﹑方式﹑力量﹑影響已不可同日而語,新加坡管治風格不見得會易被香港社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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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 BBC 訪問之中,另一受訪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莊嘉穎。他曾為《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撰寫導讀談如何比較星港,值得再次重溫:

「鄺健銘這本《雙城對倒》的探討比較,重點就是新港之間的這些異同。在碰到比較困難的處境時,經常見到的反應,一方面是尋找可以美化的他者,把期望架在著個想像之上。另一方面,為了激勵自己,也會塑造一個理想化的假想目標或競爭者,要求自己趕上去,不要落後。著名政治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 Specter of Comparisons ,就把這種現象在後殖民社會如何醞釀、發酵當作專題研究。或許新港兩地跨著南海對望,對互相的認知多少就帶了一點這樣的態度。

新港之間互相學習、交換經驗,必然是一件好事。兩地之間確實是有很多可以交流。一個更有建設性的角度,或許不是論「為甚麼某地方行、另外一個地方不行?」、「某地輸在起跑點」,而是認識到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要從社會、經濟、政治架構、歷史脈絡等方向,爭取更深入的瞭解,從中才更能意識到該學甚麼,還有怎麼進行這樣的學習。《雙城對倒》代表了這種學習歷程的一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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