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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政經新變化有利香港恢復生機(上)

2016/9/28 — 17:01

立法會選舉過後,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都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為長期陷於困局、停滯不前的香港帶來生機。

一方面,本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在梁振英上台後,不但沒有紓解,反而進一步加劇。長達兩個多月的佔領街頭行動沒有帶來實質成果,加上政改失敗,整個社會都陷入絕望境地,集體失落。今次立法會投票率及投票人數都創出歷史新高紀錄,分別高達58%和超逾220萬人,而不少年輕新人當選,反映民心求變,從任何角度而言,建制派都是挫敗,說明梁振英以政治鬥爭為綱的強硬路線和管治作風不得人心。要有效管治香港,恢復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正常關係,以便過去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管治模式可以發揮應有的效能,更換特首是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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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十八大五中全會以後,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確定「一帶一路」為「十三五規劃」的國家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綱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比前更加重要。自去年內地爆發股災和人民幣暴力貶值後,因着內地金融市場基本上沒有對外開放,對外來投資和金融機構又諸多限制,不符國際標準,「十二五規劃」原定二零二零年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勢必落空,而深圳的前海亦遲遲未能發展,不成氣候,唯一可為國家未來發展肩負國際(金融)任務的地區,非香港莫屬。

事實上,自二零零八年以來,中國不斷以量化寬鬆措施刺激經濟,不但出現產能過剩、資源浪費和經濟效能低落的基建氾濫等後遺症,全球規模最大的流動性(中國的M2現時已高達151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美國和歐合共的量化寬鬆規模的兩倍,或美、歐、日的合共量化寬鬆規模之七成)在大陸實體經濟投資回報太低的情況下,已令中國出現資金過剩或所謂「流動性陷阱」的情況,資本必須走出去不僅是國策,也是經濟規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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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G20 會議後,中國應與歐美等國家達成協議,10月1 日人民幣加入IMF的SDR後,勢將有序地貶值,因而增加內地游資湧來香港的誘引(在香港投資高息股或購入資產,連同人民幣貶值的匯價收益,肯定高於投資內地的實業),解釋了為確保向投資者支付承諾之回報,中國保監會也不能不批准內險資金南下,投資港股,賺取更高回報。

與此同時,原本可利用內地上海及深圳股市融資的國企和民企,因着去年的股災,亦不能不改弦易轍,以香港為最佳上市集資的要樞。以廣東省為例,國企資產總值高達六萬多億元人民幣,但現時已上市的企業只有78間,要資產證劵化,香港是唯一的最佳出路,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肩負更重要的任務,殆無疑問。

再看看香港現在的資本組成情況,即使粗略估計,也不能不承認中國各類資本現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持份者。在香港的股市,單是紅籌國企已佔一半市值,連同中資擁有的二、三線股,說總佔有率達七成,相信也是最保守的估計,中國各類資本在香港的總資產值相信已超逾二十萬億元以上。在地產市場,估計亦數以十萬億元計,而過去幾年,政府拍賣的土地,絕大部分都由中資企業投得。

可以說,自開放改革以來,中國目前比任何時刻更加需要香港,自1949年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對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根本從來沒有改變,只是在不同時期,香港需要擔負不同的任務而已。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香港要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更上層樓,社會和諧穩定是必要條件,難怪自雨傘運動和政改方案否決後,國家領導人不管在任何場合都反覆強調「五個堅持」,包括所謂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基本法等,而中心點就是維持香港「穩定繁榮」。既然如此,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只會不斷撕裂社會、連建制派也不能團結的梁振英,根本不符合擔任行政長官的條件,無法獲得中央支持競選連任,實屬必然。

事實上,G20 會議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親身接觸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談論特首選舉問題,有關消息由曾俊華期間接受中央電視台英文頻道訪問時透露。中央特意選擇英文頻道訪問曾俊華,向國際宣布的意圖明顯,不言而喻。

如果民望最高的曾俊華真的一如所料出選特首又順利當選,梁振英下台發揮的周處效應,肯定有助減低民怨,促進社會和諧,有利創造條件,恢復行政和立法機關合作,讓社會回復穩定繁榮。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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