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丹增德勒仁波身亡獄中周年祭:該案 2002 — 2003 年日誌

2016/7/13 — 18:02

昨日是蒙冤被囚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獄中突然亡故的周年忌日。 為此重發這篇寫於2002-2003年的日誌。 圖為《仁波切之殤——祭被囚十三載,身亡中國監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書,由雪域出版社於2015年9月26日在西藏國際研討會發布。 尊者達賴喇嘛為丹增德勒仁波切著轉世祈願文並賜序。

昨日是蒙冤被囚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獄中突然亡故的周年忌日。 為此重發這篇寫於2002-2003年的日誌。 圖為《仁波切之殤——祭被囚十三載,身亡中國監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書,由雪域出版社於2015年9月26日在西藏國際研討會發布。 尊者達賴喇嘛為丹增德勒仁波切著轉世祈願文並賜序。

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誌

2002 年12月13日

·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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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寄出前。

建議書寄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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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王力雄將關於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案上訴審理的建議書打印了三份,要寄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並在每一份末尾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力雄讓我去寄信。 我多少有些心安。 這麼多天,我像一個袖手旁觀的人眼看著王放下正在構思的寫作,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蒙冤的兩個藏人身上。 寫文章。 寫信。 寫建議書。 徵集簽名。 打電話。 找媒體。 約見可以一起想方設法的朋友。 等等。 從12月5日起,他的這些努力導致了一樁原本可以成為石沈大海的秘密事件得以暴露,不但漢人、藏人、西方人,不但北京、達蘭薩拉、華盛頓,不但網絡,不但廣播,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這兩個藏人的生命成為衡量人性、人權、法律、法制的尺度而受到關注。

可以設想王要為此承擔的風險,身為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同族人的我,應該分擔。

2002 年12月15日

· 爆炸案

記得12月5日晚,在新浪網上看見一條消息:“製造成都天府廣場爆炸的兩名分裂分子被判死刑”。 這一結果,對於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意料之中,但內心深處一直期待著轉機的我不啻悶棒一擊。 王也看到了這條消息,早在上個月,我們還在甘孜州旅行時,他已經寫了一篇關於爆炸案的調查文章從康定寄往美國之音,期望這一案件“不應該黑箱操作,必須公諸於眾”,以免構成冤案。

更早是在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從海外網站獲悉在四川警方的偵破下,發生在4月3日成都天府廣場的爆炸案已破,作案者已被抓獲。 令我驚訝的是,作案者竟是一個名叫洛讓鄧珠的藏人。 更令我驚訝的是,這個爆炸案以及近兩年發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外六起長期未破的爆炸案,都被認為是由一人策劃並指使,而這個人恰是我認識的一位在藏地康巴一帶德高望重的活佛,也就是“兩名分裂分子”之一的阿安扎西。

1999年6月一天,我去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為孤兒和貧窮兒童辦的學校。

1999年6月一天,我去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為孤兒和貧窮兒童辦的學校。

一位年過半百、身穿絳紅色袈裟的僧侶浮現眼前。 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面時他說:“什麼是佛教?要人做好事不做壞事的宗教就是佛教。什麼是菩提心?有一顆熱愛眾生的心就是菩提心。作為六道輪迴中的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修一顆好心。”我還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時(在他被捕前半年)他說:“我的媽媽死了,我很傷心,我要為我的媽媽閉關一年,為她念經修法,祈禱她有一個好的來世。”

2001年8月,王力雄見到丹增德勒仁波切。

2001年8月,王力雄見到丹增德勒仁波切。

王也見過這位活佛。 他在《活佛爆炸案》中寫到:“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安扎西其人,並且耳聞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帶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農村牧場講經傳法,從事眾多慈善事業,創辦孤兒學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橋,保護生態,教育百姓戒菸酒禁賭博不殺生。不少戒掉惡習重獲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視為再生父母。我曾去過他的住處,對他的生活清貧印象深刻。當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養',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這樣一個出家人,誰會想到有一天他會突然有了另一個名字——恐怖分子? 王說:“聽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連我在心理上都難相信,更不要說敬仰他的信眾。”然而審判已經宣布,沒有比死刑更重的懲罰已經降臨,雖然丹增德勒仁波切因為死緩或許免於一死,而洛讓鄧珠若無上訴 ​​的機會就將人頭落地,難道我們就只能眼看著冤案有可能造成,無辜的生命被如此草菅?

可是又有誰能夠幫助身陷囹圄的他們?

2002 年12月16日

·沉默

到處都是沉默。

藏區一片沉默。 北京的藏人,我指的是那些在體制內的藏人,更是若無其事。 六天前,跟單位(《西藏文學》)主編去藏學中心,晚上會餐,然後舞會。 大多數都是藏人,見到幾個位置很高的藏人:斯塔,格勒,等等。 會餐時都是各種酒,白酒、紅酒。 歡聲笑語,諂媚作態。 我冷眼旁觀,但因心中憤懣,終於喝醉。趁酒醉,我「大鬧」了舞會,指責這些吃官飯的藏人,不為被陷害的活佛說話。 舞會不歡而散,我算是出了一口氣。

2002 年12月17日

·和張老見面

自右至左:張思之、蕭瀚、王力雄、張祖樺討論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自右至左:張思之、蕭瀚、王力雄、張祖樺討論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上午八點多。 王力雄、張祖樺、蕭瀚、我,去北京某酒店見律師張思之先生。

張老據說是中國人權案的第一律師。 但在見他之前,對他是否願意接受阿安扎西案並無太大把握。 王認為這個案子的難辦程度幾乎不可能,因為所要面對的是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長、政治局委員周永康,而這個案子是周接手公安的第一個政績。

因蕭瀚記錯見面地點,張老和我們各在一處等候,足足遲了近二十分鐘才碰上,差一點失之交臂,這是不是預兆這件事情將有波折?

出乎意料的是,張老一說話,其口氣已儼然是阿安扎西案的律師,絲毫不必顧慮他是否願意接受。 他的每句話都是職業律師處理案件的程序,井井有條。 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否有救了呢? 至少有希望不至於被冤枉。

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親屬阿珠仁波切聯繫上了。 阿珠仁波切是阿沛·晉美通過美國的洛桑介紹的。 他說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堂弟。 他對突然出現的來自遠在北京的一些漢人的援助非常意外。 我費了好大勁才說清楚這不是假的。

讓親屬簽名要求律師辦理案件的委託書,從張老的律師事務所傳真過來,然後給阿珠仁波切發過去了。 我的藏話很糟糕,他們的漢話更糟糕,造成一些延誤。 所幸發去的傳真他們還是收到了。 阿珠仁波切派去了一個叫塔貝的人。

阿珠希望在委託書上簽名的是他的父親,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父親的弟弟,這當然可以,只要是親屬就能在委託書上簽字。 他的父親叫自仁魯魯。

我第一次見到張思之律師。

我第一次見到張思之律師。

又一個出乎意外的是,居然在酒店碰見康巴商人旦巴達吉。 看上去憨厚其實很精明的旦巴達吉表示對這個案子不知道。 也不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 但他還是答應替我跟阿珠仁波切通電話。 他流利的康巴話倒是說得很清楚。

看來還是很順利。 這是不是預兆事情終究有個好的結果?在拍攝合影之前,聽見王說一句話:“妙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 知道他是在講在建議書上簽名的事情。 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如口口聲聲講中國應該出現哈維爾和曼德拉的秦暉,總是談論法國大革命的朱學勤等等,當真正在面臨的時候卻不發一言,不知道是表示沉默還是置之不理。

張老接話:“我們都不是鐵肩,其實是豆腐肩”。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的,誰不恐懼失去自由? 誰在這樣的權力之下不是豆腐肩? 可是,就有這樣的豆腐肩在承擔鐵肩所要承擔的事情! 所有的西藏人都應該向他們致敬! 我很慚愧沒有帶來哈達。

身陷囹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是否會想到,有這麼一群陌生的異族人在為他們的生命奔走呼告? 這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前世的因緣嗎? 張老說:「我相信這一點。我相信緣分。」

·捐款

王給我一個筆記本,讓記錄在辦理這件事情時的有關花費。 在“收入”一欄,記下了他和張祖樺的名字。 他們兩人一人捐款1000元。

·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親屬通話

下午和晚上,跟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親屬通了幾次電話。 大多是那個叫塔貝的接的。 塔貝的漢話還可以。 當然是那種康巴口音的四川話。 這種話我沒問題。

張老建議給洛讓鄧珠的親屬也發去委託書。 兩個人的案子放在一塊辦理更為有利。 是這樣的,否則洛讓鄧珠若被殺,就成了殺人滅口,就有死無對證的可能性,丹增德勒仁波切更是難以解脫。

塔貝告訴了不少情況。

一是說洛讓鄧珠。 他說洛讓鄧珠是雅江四區的人,有老婆和孩子。 他家裡很窮,住在牛場上,住的很遠。 還說他不是活佛的親戚,因為活佛是理塘人,在雅江沒有親屬,塔貝他們都不認識他。 但是, L和H都說洛讓鄧珠的確是活佛的親戚,是活佛已故父親那邊的親戚。

二是說一審判決的情況。 在審判前,當地通知親屬去康定州法院參加旁聽。 要求去三個人,但只批准了兩個人,一同去的還有理塘縣的七名幹部,塔貝說是工作組的。 看來理塘縣專門為此成立了工作組,或者項目組。

甘孜州法院審判丹增德勒仁波切、洛讓鄧珠電視畫面截圖

甘孜州法院審判丹增德勒仁波切、洛讓鄧珠電視畫面截圖

塔貝說,在現場旁聽的兩個親屬回來後講,活佛和洛讓鄧珠是一起被帶上法庭的。 活佛的身體看來很差,大不如從前,用塔貝的話來說,“活佛的身體垮了,垮得很兇”。 當法庭宣讀了審判書之後,“活佛和洛讓鄧珠不服,當場都鬧起來了。活佛說,這些都是假的,他沒有乾過爆炸的事情,他是被人害的。他還大聲地喊了'達賴喇嘛萬歲'。洛讓鄧珠很氣憤,也大聲地喊了'達賴喇嘛萬歲'、'阿登彭措萬歲'。”塔貝說,“有十多分鐘的樣子,坐在法庭裡的十幾個乾部一句話都不說,你看我,我看你,後來有一個女的,喊把他們兩個帶走,活佛和洛讓鄧珠就被四個警察帶走了。”塔貝說,去旁聽的兩個親屬很傷心,但是也不敢說,更不敢鬧。 據說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被關押在康定,州公安局監獄。

塔貝說活佛被抓時他們找過當局,希望按照法律實事求是地調查這件事。 如果活佛真的策劃了爆炸案,那他們也就沒有說的,也就認了。 但是如果活佛沒有做過這種事,那就是冤枉,應該放人。 他們要求請律師。 最早當局答复他們說,一定會實事求是地辦案的。 律師可以請。 可是後來又說,這個案子是反革命案件,不能請律師。

我轉告塔貝。 一是要去找到洛讓鄧珠的親屬,也要在委託書上簽名,不會寫字找人代寫,然後按手印。 二是要去康定,從州法院爭取拿到判決書,拿到之後告訴他們已在北京請了律師。 還要要求見活佛,如果見不到盡量多了解活佛以及洛讓鄧珠的情況。

還轉告了不必擔心律師的費用,但塔貝表示他們親屬可以付費。 當轉告他這邊已經有人捐款,他很吃驚,一直說謝謝。 他們無法相信但這卻是事實。 而他們只能對這些陌生的人說謝謝。 幾乎每說一句話都要說一聲謝謝。

明天上午他們將發兩份傳真:自仁魯魯的身份證複印件,有關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文件。

·打電話

X 說,聽到判決後,雅江縣的人似乎沒有像剛聽說活佛被抓時那麼驚訝,好像很淡漠,不太關心了。 另外,聽說宣判那天,康定街上有警報響,還聽說洛讓鄧珠已經被立即執行槍決了。 X的消息並不准確,而且他說的縣里的反應不過是縣里那些幹部的反應。

·擔心

王晚上出門。 十二點還不歸。 開始擔心。 想到廖亦武失踪一夜,正是與在建議書上簽名有關,正是跟王這次去成都有關。

可能是12月13日晚上失踪的。 王怡說當時他們在喝茶,已被盯上。 在場的還有冉雲飛和杭州的兩個人。 分手之後廖亦武騎車回家,卻沒有到家,晚上宋玉打電話找廖亦武,但廖亦武第二天中午才回家。 說是被關了一夜。

王怡還說第二天上午送杭州兩朋友去機場,在機場被查得很嚴,昨天在茶館遇見的盯梢他們的一個人也在場。 看來四川已經在註意建議書引起的反應,開始調查。
十二點半王回來。 帶來蕭瀚和女友的捐款2000元。

2002 年12月18日

·傳真

昨天說好9點半塔貝發傳真過來,但等到10點還沒有,擔心他們已被注意,甚至更嚴重。 打電話過去,還好,是塔貝接的。 說理塘太冷, 10點郵局才開門。

收到傳真。 一是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簽名的授權委託書,二是昨天簽名的委託人自仁魯魯的身份證複印件。

【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阿安扎西

委託事項:就其委託人涉嫌犯罪一案特委託,理塘縣高成鎮民樂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叔叔自仁弄阿,理塘縣高成鎮民樂村居住的,委託人的表弟自仁弟弟,理塘縣高成鎮民樂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堂弟阿呷魯日(魯)為委託人聘請一名律師,為其辯護。

委託人:(阿安扎西藏文名和手印)

二00二年六月六日】

又發去傳真六份。 是關於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的委託書。 一式三份。 但塔貝收到四份,不過不要緊。

和塔貝兩次通話。 又得知一些情況 ​​。

塔貝是阿珠仁波切的妹夫。 做生意的。 自仁魯魯是他們的父親, 63歲。 他說六月份州公安局的一個局長告訴他們可以為丹增德勒仁波切請律師,還交給他們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簽名的授權委託書。 他們於是準備請律師。 本來想請成都的律師,但很多人都說請律師的費用很貴,有人說高達上百萬。 這讓他們很為難,因為他們出不起這麼多的錢。 但他們還是在想辦法找律師,可是甘孜州法院告訴他們,阿安扎西是反革命,不能請律師,所以他們就沒有再找律師了。

授權委託書上的三個人,自仁弄阿已去印度,自仁弟弟不在理塘 ​​城裡,在鄉下;阿呷魯日(魯)好像也出了一點事情,又說他不會願意當委託人,可能出於害怕。 自仁魯魯是前兩人的兄弟,他願意當委託人。

至於找洛讓鄧珠的親屬很困難。 一是不認識,二是他們去找的話也許不被同意。 還說洛讓鄧珠不是活佛的親戚,他很有可能是害活佛。 我告訴塔貝,不管再難也要盡量找到洛讓鄧珠的家人,否則洛讓鄧珠被殺對活佛更加不利。 塔貝稱是。

另外,要去康定的話,塔貝說必須得經過理塘縣公安局的批准,否則不讓去,若是私自去就會被抓。 塔貝說這是理塘縣公安局警告他們的,所以上午他去公安局找人批准他們去康定,但沒人上班,他表示下午還要去找。

他說,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們家裡的人一天到晚就曉得哭,沒有辦法。 我們不相信活佛會做這種事。 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怎麼會幹這種事? 他做的事情都是勸大家不要喝酒,不要抽煙,不要打架,不要幹壞事。他沒有說過政治上的什麼話。 現在這樣子對待他,我們不相信,很難過,我們要求實事求是。

·理塘縣公安局的命令

下午塔貝又去公安局,但是局長和副局長都不在,據說去康定好幾天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也許就在這兩天。

塔貝說是局長警告他們的。 局長說只要你們去康定就要到我這裡來報到,我們批准了才能去,不然就要把你們抓起來。 局長是藏人。

我把王的話轉告塔貝,既然如此,趕緊先去雅江找洛讓鄧珠的親屬在委託書上簽字,王很細心,連用黑色的簽字筆簽字,如果不會寫字就按手印等細節都考慮到了。
塔貝說就是,我們明天就去。 其實洛讓鄧珠跟活佛不是親戚,我們一點兒不曉得他的情況,不過我們已經在街上找到了一個知道洛讓鄧珠家裡的女人。
·張老張律師

看張思之老先生的書:《我的辯詞與夢想》。

·告訴季丹

在王的再三催促下,終於找到季丹。 告訴她代她簽名的事情,感覺很不好意思,竟然在她不知道整個事情原委的情況下就代她簽名,其實這樣很不好。 但季丹說她會簽名的,沒關係。 還說,還以為是要她去拍片呢。這倒是一個好主意,王說。

·是否上訴?


晚上王收到阿沛·晉美的信,信上說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讓鄧珠並沒有上訴,此案已交四川省高法,轉入复核程序。 說此消息來自甘孜州法院的一個姓康的女法官。
這是不好的消息。 王給張律師打電話。 張律師說這就不好辦了,如果不提出上訴,律師就沒有理由介入案件。

王讓我趕緊打電話與甘孜州那邊聯繫。

C 的手機是空號。 Y的手機雖然通了,但聽不太清楚,不過他說他聽說提出上訴了。 又給D打電話, D說他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去打聽,然後再回話。 還是要找到C ,這次打通了。 C像是正在一個聚會的場合,不過還是告訴我了很重要的情況。 他說,阿安扎西提出了上訴,但洛讓鄧珠沒有提出上訴,洛讓鄧珠說判他死刑他「高興得很」。 還說案子已經上交省法院,要復核。 至於是否執行判決還得有一段時間。

看來洛讓鄧珠是想求死了。 真可憐。 他或者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被栽贓,但對這樣的結果——讓仁波切受如此大的罪——他一定覺得無顏再活,生不如死。

王給張律師打電話。 張律師一听就說有轉機,只要有人提出上訴,整個案件就可以重新審察,繼而案件所涉及的人也得重新審察,這樣洛讓鄧珠的案子也可以隨之一起審理。

Y 打來電話,他在海螺溝,他說他問過了,確實已經提出了上訴。 但他說得沒有C詳細。

又給塔貝打電話,要求他們明天就去雅江找洛讓鄧珠的親屬,塔貝說明天一早就去,儘早趕回來,最遲後天發來傳真。

·散步

深夜的北京很冷。 走在河邊,河面上已是積雪覆蓋著冰層。 王說,應該把這件事情,從三年前(對於我來說是四年)開始記敘,一直到現在,以及將來的結果。 這將是一部悲壯的書,比寫小說有價值。

2002 年12月19日

·廖亦武再次被傳訊
王收到王怡信,說廖亦武今凌晨被抄家,又被帶去審訊,回家後被警告不准出去。

給廖亦武打電話,我稱他是“氣沖衝”,這是他在網上的名字吧? 廖亦武告訴王,他的計算機也被抱走了。

廖亦武真夠不幸,據說原因似乎是關於16大的簽名。 很難說不會輪到我們頭上。

·到底有沒有上訴?

王收到阿沛·晉美信,說沒有人上訴。 這是怎麼回事? 得弄清楚。

給C打電話繼續追問有無上訴 ​​這回事。 C對我用手機很擔心,認為不安全,不過還是告訴我,有人上訴了,他看見過上訴書。 問是誰上訴,他沒敢說阿安扎西,而是說扎西。 還說另一個人沒有上訴。 C說二審的時間至少是一個半月,复核的時間也比較長,長達一年的也有。

但王說,張律師講過二審甚至半個月的也有,只要殺人更有利,這時間不會長的。

王接到電話,是《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告訴他確實有人上訴。

·碰見馬容

上網,碰見馬容。 馬容問這個案子,還說本來法師也想要簽名的,但馬容有顧慮,所以勸法師不要簽名。 我讓馬容感謝法師。

不過王的說法也很有道理。 王說佛教僧侶其實應該簽名支持的。 不管是藏傳,還是漢傳,都應該站出來呼籲。 一個出家人如果都看不開,瞻前顧後,那還是什麼出家人? 王說已經有人在問,為什麼沒有一個僧侶敢於簽名?

· D電話

D 打我的手機。 告訴我,沒有人上訴,說這個消息基本上確實。 他在成都。

·塔貝沒有回來

給理塘打電話。 一個滿口牛場話的女人告訴我,阿珠和塔貝都不在家,街上去了,今晚不回來,讓我明天再打電話。 看來他們是去雅江找洛讓鄧珠的親屬了。 這很好。

2002 年12月20日

·法國廣播電台

下午五點半的法國廣播電台說,歐洲議會要求中國重新審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認為證據不足。

·塔貝來電話

·恐懼

六點半,郝阿姨電話,說王有同學找。 但王去跑步了,我告訴她。

十分鐘後,有人打來電話,聽聲音很溫和,說找王有事情,問住在哪裡,我告訴他地址,還告訴他住在308。

七點剛過,王回來,剛說幾句,那個電話來了。 王接電話,說完話後告訴我是安全局的,說那人說他是安全局的小張,要跟王聊一聊。 我懵了,半天才反應過來,但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王就告訴我,三個小時不回來就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王就下樓了。 我傻傻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我說我害怕,王說,劉曉波經常被叫去聊天,劉霞都習慣了。 王說以後會經常遇到的。 我不知道怎麼辦,傻乎乎的,看著王離我越來越遠。

關上門,我在屋子裡轉來轉去,然後坐在計算機前想繼續寫文革,希望這個動作抵消剛才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剛才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王不過出門去見朋友,或者去散步了。

這時候,郝阿姨打來電話,她就在樓下,她問王走了多久。 我趕緊下樓,在雪地裡的一輛警車旁邊見到了郝阿姨。 郝阿姨說這警車不會是來找王的吧。 看來不像是。 可是王現在去了哪裡? 他們把他帶到哪裡去了?

郝阿姨說沒想到我們是在這種場合見面的。 郝阿姨待我很好。 我送她回家。 郝阿姨要我見一見陳伯伯。 陳伯伯也很好。 我們說了會兒話,我就回來了。 我跑著回到了屋子,屋子裡沒有王,我想哭可哭不出來。

九點多,我正想給王打手機,或者給祖樺打電話,王回來了。 我跑過去抱住他,從未有過的心情只能用這樣一個詞形容:失而復得。

王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 說他和三個安全是在一個茶館談話的。 他說他把他們教育了一番。 他們只是不住地說,是,是。 看來他們不敢動王,至少目前不敢。 王叫的茶是菊花茶,因為這個茶最便宜。 我責備他應該叫最貴的茶。 王說那還不是納稅人的錢。

2002 年12月21日

好不容易找到L 。 前次打到雅江,說L去了西藏,王笑說L拿不到簽證,難道要從西藏把喇嘛們偷運到印度不成? 結果這次說他在理塘 ​​,並告訴我他新的手機號碼。 這L也夠神秘的。 給L打電話。 他很高興,但一聽說要請 ​​他為活佛這個案子幫忙,並且提供洛讓鄧珠的親屬,他就有點遲疑了。 但他還是答應去找找看。

2002 年12月22日

給L打電話。 L找到洛讓鄧珠的親屬。

2002 年12月23日

給L打電話。 L也害怕。 轉告我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在幫助做這件事。

給塔貝打電話,讓塔貝找洛讓鄧珠的孃孃。 找到。 但被拒絕。

2002 年12月24日

給塔貝打電話。 塔貝說洛讓鄧珠的孃孃表示不肯簽字。 他勸說了兩個小時,還是不答應。

2002 年12月25日

給塔貝打電話。 一找翻譯,二找洛讓鄧珠的母親或者姐妹。 他答應找一個通藏漢語的翻譯,但是對找洛讓鄧珠的親屬表示不可能。 他說,你不知道,人跟人不一樣。 他們害怕得要死。 這些人壞得很。 我一點辦法都沒得。

給H打電話,說到這件事,正在成都忙碌旅遊項目的H很緊張。 他說,這個案子深得很,你無法想像。 又說這是甘孜州自從1959年“叛亂”之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但是他不肯說詳情,說以後再告訴我,我說到那時候這事情已經成了涼拌。 但他還是不說。

H 說,你要找翻譯,只有依靠他們的親戚,沒有一個公職人員會敢做這件事的。

H 說,洛讓鄧珠的家裡窮得很。

在網上看見一句話:“一個民族的集體失語是這個民族的悲哀。”確實如此。

我也捐款。 1000元。 但我化名了,我簽名也化名了:茨仁曲珍。 我出於怎樣的顧慮呢? 就像H說過的,我也是一個公職人員。

2002 年12月26日

一大早,王跟兩個律師事務所聯繫,要去付律師費。 兩個律師事務所都不說要付多少,但王還是堅持一定要付。 他決定給每個律師事務所3500元。 電話中,祖樺認為基本是這個數。

王下午回來。 說兩個律師事務所都對這個案子有興趣。 錢已交。 但是錢肯定是不夠的。 是否可以徵集捐款呢? 這樣就會有國外捐款的。 但會不會被認為有問題呢?

後天上午去見張思之大律師,諮詢這個問題。

郝冰捐款1000元。 柳青捐款2460元。

王給王怡打電話。 王怡同意到時候陪同張老張律師去康定。 王還讓王怡轉告在民院當老師的肖雪慧,請她幫助找一個通藏漢語的老師或者學生。

2002 年12月27日

早上十點,王去見紐約時報的那個會說漢話的記者。 回來後告訴我,那個老外要去雅江。 這倒是有意思,看來這個案子將是一個令世人矚目的案子。

王收到一封信。 他說,有人在說阿安扎西的案子沒有錯。 我問他,是不是別人罵你了。 他說是。

中午D打來電話,只有一句話,說兩個人都上訴了。 我反問他,是兩個人嗎? 他說是,就放了電話。

王取錢。 說明天要交給張大律師一萬元,作為他們去成都和康定的費用。 這不是辦法,僅僅靠他或者幾個人,錢哪裡足夠? 必須另外想辦法。

王給成都的唐琦打電話。 唐琦是廖亦武的朋友,是一個老闆,他表示可以給張大律師去康定找車,找不到就租車,租車的費用他出。

2002 年12月28日

·又見張律師

還是那個時間,那個地點,第二次見張大律師。 這次多了一個人,蕭瀚的女友。

張律師說下 ​​個月5日就去成都,然後去康定。 還說四川省高法已經打電話通知他們可以閱案卷。 而且還說可以委派翻譯。 看來對方似乎很合作。 如果真的是這麼合作的話,即使真相是如他們所說,但只要給一個公開的、透明的結論,讓所有人口服心服,那也就沒說的,但是不是這樣呢?

王交給張律師一萬元。 王說,如果需要多跑幾回,而且如果再加上洛讓鄧珠的案子,這個錢是不夠的,能不能在網上徵集捐款? 如果這麼做,會不會被認為接受境外捐款是違法的?

張律師表示不必考慮律師的費用。 他也不說通常請律師需要的費用是多少。 他說不必管這些。 不過境外捐款並不存在違法的問題。

我給張大律師獻哈達。 他挺高興,好像有點激動,說這是他平生第二次接受哈達。

這個季節去成都和康定,無疑很難受。 康定更冷,又刮風,卻沒有暖氣,而且還有2600米的海拔,加之要在那麼差的道路上顛簸, 75歲的張律師能否受得了? 我又感動又擔心。 那麼多藏人,有誰在為一個天大的冤枉這麼做? 西藏人應該感謝張思之張大律師。

王向張律師詳細講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經歷,以供參考。 張律師聽得很認真。

蕭瀚的女友發現大廳裡有人很密切的關注著我們。 難道有人監視我們?

後來當我們準備離開時,張律師說讓我們先走,他要留下來觀察有誰跟我們一起走。 於是我們起身。 這時,我們身後的兩個人,其中一個也趕緊起身,另一個叫服務員結賬。 這兩人都是男人,看上去就不像好人。

那個斜著眼、叼著煙的高個男人一直跟我們走出飯店。 坐上祖樺的車一直到西單,發現還是有車跟著我們。

·電影《英雄》

中午1點,我和王在勝利電影院看《英雄》。

看完之後,對這部在網上挨罵很兇的電影,倒也沒有跟著噁心 ​​。 因為這電影首先還是一部形式化的電影,既然形式化,那麼只要有美感即可。 但這部電影傳達的思想卻不敢苟同。 為了天下,為了穩定,就有理由鎮壓不穩定的因素嗎? 那麼,不管丹增德勒仁波切有沒有搞爆炸案,總之都是錯誤,是這個意思嗎?
從這點來看,《英雄》太可怕。

· X電話

晚上, X電話。 說雅江盛傳洛讓鄧珠已被槍斃。 說縣里已派工作組去各鄉,告訴鄉民不要聽信國外的報導。

太慘! 太慘!

·關於張思之先生

王寫關於張大律師為丹增德勒仁波切擔任律師的消息。 我掃描張律師寫的“魏京生案辯護紀實斷篇”。 很晚才做完這一切。 王連夜發往多家網站。

2002 年12月29日

·網上消息

早上王上網。 見“新世紀”已 ​​發關於張思之先生作阿案律師的消息,以及張律師的文章和照片。 不知網上反應如何,不知國家機器反應如何。

2002 年12月30日

·突變

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審判。

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審判。

早上八點過來電話。 王很驚訝的聲音。 原來是另一個律師李會更打來的。 他說四川法院突然通知說,阿安扎西在17日已委託甘孜州的兩名律師。 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我們這方的律師就此無權再去過問,更別提辦理這個案件?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 肯定有鬼。 王立即去郝阿姨家打電話給張律師。

王回來後,告訴我這果然說明了這個案子有隱情,用張律師的話來說,百分之百有問題。 而且張律師說,他們這麼做很拙劣。

困難降臨了。 趕緊給理塘那邊打電話。

·給塔貝打電話

找到塔貝,剛開口說他們通知我們,活佛已經自己找了律師,塔貝就叫道,這是吹牛。 他們吹牛,活佛絕對不可能這麼做。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其中有詐,但得趕緊想辦法。 我對塔貝說。

塔貝說,三天前,理塘公安局找過他,對他說,你們自己去找了北京的律師,這是不應該的,這樣做會給你們帶來麻煩,你們小心一點,後果自負。 雖然塔貝說他們沒有罵他,但這分明是威脅和恫嚇。 我問塔貝怕不怕,他說不怕不怕,人家漢族都在幫我們,我怕啥子? 我告訴他張律師已經是75歲的老人,驚訝得塔貝大聲嘆道:阿嘎嘎,阿嘎嘎。

塔貝又說,阿佳,我們想的話,你能不能給我們當翻譯? 我一驚。 說我的藏話不好。 塔貝說,不要緊,你的話我們懂,就你當翻譯,可以不? 我說以後再說這件事,現在要趕緊想辦法。

告訴塔貝,中午我們發傳真給他。

·我也害怕

我當翻譯? 我想了想,的確,如果我去,無疑會起很大作用,至少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見我就會有信任感。 我對王說,王表示同意。 但如果真的去,就得離開王那麼多天,還不如我倆都去,王聽後沒有異議。 他說,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見他就會有信心。

但我說,我還是有點害怕。 這是真的,我確實有點害怕。 王問我,你只要不想當官沒有什麼好怕的。 這倒是。 我並不想當官。

王說,看看,你們藏人給嚇成什麼樣子,沒有一個站出來說話。 當然他說的不是海外藏人。 我說,那我就站出來吧。 我還說,我將是一個多少被動的英雄。

是的,我不想當英雄,不想當烈士,我不願意做劉胡蘭。 可是,他們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我也無法。

中午出去吃飯。 坐在王的自行車後座上,王說,藏人其實依賴性很強。 國外藏人也一樣。 除了 ​​幾個少數的,像達賴喇嘛,洛地,桑東仁波切,其他的藏人都有依賴性。 這一來是好事,沒有那麼多不同的意見,便於帶領,但也不是好事,沒有自己的主見。 王說我的依賴性其實也很強。

王要我寫一本書。 關於丹增德勒仁波切這個案子的全部。

·給塔貝發傳真

中午兩點半給塔貝發傳真,是王起草的以丹增德勒仁波切親屬的口氣寫給四川高法王法官的一封信,讓他們在這封信的末尾填寫自仁魯魯的名字、住址、電話號碼和身份證號碼,然後傳真給王法官。 因擔心塔貝他們不清楚,王又在另一張紙上寫上該做的幾件事,以及王法官的電話和傳真號碼。

塔貝收到,但看不懂漢文,所以又跑去找懂漢文的人,好半天才又給我打電話,說成都那邊傳真不過去,王讓我轉告轉到這裡來,結果幸好傳到我們這裡,我一看又好氣又好笑,塔貝竟然是把那張紙給我傳來了。 我急得嚷嚷了半天還是沒有說清楚,只好重新發了一回傳真,這回他明白了。

語言的障礙,想不到在我們同族人之間也存在。

·王和張律師通電話

自右至左: 蕭瀚、 張思之、陳威威、王力雄、張祖樺討論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自右至左: 蕭瀚、 張思之、陳威威、王力雄、張祖樺討論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張律師不抱樂觀,甚至已經悲觀。 認為他們既然出此下下策,那說明他們已經不顧一切。 這個案子越來越可以肯定,是一個冤案。

張律師說那天在酒店的咖啡廳,差不多有四五個人盯我們。 我們走以後,還有人盯他。

·又和塔貝通電話

塔貝說阿珠仁波切希望學漢語,說他在印度學習了十五年。 阿珠活佛是理塘縣的一個鄉村里的格魯寺院的活佛。 阿珠活佛為什麼會想起學習漢語?

·收到廖亦武的信

·王繼續寫

就丹增德勒仁波切請律師,必須得繼續寫每一個突變。 王一直在寫,他要趕在1點前把文章發出去。 讓輿論施加壓力。

2002 年12月31日

·王幾乎沒睡

王一直寫到凌晨四點多才躺下睡覺。 可是六點多就有電話響,是美國之音的記者要採訪。 我聽著他在外屋講突生的變故,竟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王幾乎沒怎麼睡。

·菩薩畫

晚上,劉毅和他的女友來。 做抓飯。 劉毅送給王一幅畫,是他畫的佛畫——“多吉 ​​羌”金剛總持。 在新年來臨之際看到佛畫真是好兆頭。 願佛菩薩護佑我們。

燭光下,王說這個事件對海外藏人的打擊。 他們原來因為這次到中國訪問而滿懷希望,不想中共打擊依然不減。

羅藝也來了。 他和劉毅也是簽名人之一。 羅藝說有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採訪他,說王是“辛德勒”。

· 2002年最後一天

第一次和王一起辭舊迎新。 在心底里為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禱。

我認為這個事件很大原因是當地的從縣至州,或者有部門要置丹增德勒仁波切於死敵。 而省裡,如周永康正好需要政績,故而將計就計,製造冤案。 原以為十分圓滿,卻不曾想有王揭露他們,豈不恨之入骨?

·王力雄寫關於辦案經費給建議人的信

各位朋友:

「阿安扎西、洛讓鄧珠死刑案」的進展情況如所附報導。 按照正常狀況,此種大案聘請辯護律師的費用昂貴,除了付律師報酬,還要交律師事務所。 據說僅此費用,一般在數万至數十萬之間。 承接此案的張思之律師和李會更律師所屬的律師事務所只收取像徵性費用——每家3500元,共7000元。

二律師元旦後將前往成都和康定審閱案捲和會見當事人,差旅費預算為1萬元。

前期已經支出的費用共960元,包括與阿安扎西親屬聯絡,尋找洛讓鄧珠親屬,開會和交通等方面的費用。

目前共收到建議人的捐款:

  王力雄3000元
  張祖樺1000元
  蕭瀚、陳威威2000元
  浦志強1500元

另在建議人之外收到捐款4460元。 全部捐款為11960元。

目前尚存缺口6000元。

二位律師這次前往四川,可以大概摸到案情發展的脈絡,如果四川省高法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也就不需要再花多少費用。 如果高法重新判決或要求重新偵察,律師的後續工作會很多,需要多次前往四川,還要為洛讓鄧珠聘請律師,費用可能增加很多,當然那也意味著我們的建議起到了作用。

我的想法是,目前尚不清楚可能的發展趨勢,經費缺口又不是很大,不如先在聯署建議書的朋友之間進行募捐,解決律師第一次去四川辦案的費用。 這樣做比較簡單,也可以避免過早地牽扯是非。

待二位律師這次赴川得到比較明確的判斷,案件有希望進入重新審理之時,再在更大範圍徵求捐款。

有些朋友經濟條件不好,本來我想有選擇地發這封信,但考慮到讓建議人隨時了解情況進展也是應該。 如果你有困難參加捐款,請千萬不要為難,你的簽字已經是最大的支持。

2003 年1月1日

·凌晨電話

凌晨,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打電話要採訪王。 睡眠不足的王要求上午10點再說。

·給塔貝打電話

要塔貝打電話找王法官。 塔貝打過後告訴我,王法官不在,出差去了。 讓塔貝過兩天天天打。

·王見《紐約時報》記者

《紐約時報》記者說他要去理塘和雅江。

2003 年1月2日

·塔貝電話

塔貝告訴我,已託人送口信找洛讓鄧珠的母親,讓她來理塘。 聽他的語氣似乎很肯定。 說就在這兩天到。 讓我跟他母親談。

塔貝說他們從國外電台聽說有很多漢人在幫助他們。

王讓我問公安找他們的時間,原來是星期五的上午打過電話叫他們去公安局,塔貝和自仁弟弟,自仁魯阿一起去的。 這兩人分別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和堂弟。 自仁魯魯的年紀最大,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也是塔貝的岳父。 王說果然,成都的王法官在跟張律師定下安排之後,又跟康定聯繫,結果康定驚慌,慌忙在兩天之內安排了所謂阿安扎西要的律師。

王讓我告訴他們,這是唯一辦法。 必須要讓其母親簽名,否則就毫無辦法了。 王說,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就是命該如此了。

和阿珠仁波切說話。 他想學習漢語,也有這個事件的因素。

2003 年1月3日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底片

下午去取妹妹託人從拉薩帶來的計算機。 裡面有底片,是我在99年去雅江時候拍的。 說起來真奇怪,那時候我怎麼會想到今天會跟活佛的命運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一切都似乎是注定。

那底片有一整張。 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我為丹增德勒仁波切拍的個人照片的幾張底片,被類似刀子似的利器給劃破了。 王說這是預兆。 是嗎? 什麼樣的預兆? 兇多吉少嗎?

·塔貝說,有個叫王力雄的人來電話

晚上,塔貝打來電話,問我兩個律師的名字。 我一一告訴他。 他又問我,王力雄是誰? 我笑了。 我以為他們是在國外的電台裡聽說的。 我說,王力雄就是幫助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人。 塔貝說,剛才王力雄給我們來電話。 我一聽覺得奇怪,忙問怎麼回事,原來有人冒充王的名字,給他們打電話,找阿珠仁波切,因為塔貝懂漢語,就跟塔貝說,他想了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況,還說想跟他們在康定見一面。

塔貝很聰明。 全說不知道不說,還說你的漢話我不懂,明天給我發傳真吧。 還要了對方的手機號碼。 那人肯定不會想到老藏民居然還懂傳真。

王在他的記錄中查不到這個人的手機號碼(?)。 王讓我不必給這人打電話,以免暴露塔貝。

我又打電話給塔貝,告訴他,以後凡是有人用王力雄的名義打電話,都是假的,除非是通過我轉達的。 我說,真正的王力雄就是為活佛找律師、寫文章、到處奔走的人,他 ​​是一個作家。 結果塔貝聽成了商人,有意思。

塔貝說,明天上午那人會發傳真給他,他就把這份傳真發給我。

·王寫給廖亦武的回信。

其中寫道:

“你問我的問題:抗爭者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麼?其實不必問我,你早有答案。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舉行五十年'大慶'。在天安門廣場結束閱兵的隊伍經木犀地撤回軍營,我正好在木犀地。開始市民是站在路兩側觀看,繼而有人鼓掌,接著鼓掌的人越來越多,隨後變成了歡呼,人們擁下人行道,擠在機動車道兩側,奮力地揮手和搖動手中國旗。站在裝甲車和軍車上的軍人,則頻頻向兩側群眾敬禮和揮手致意。

“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天早晨,我也在木犀地,那時的木犀地如同剛打完大仗的戰場,幾十輛被燒毀的軍車冒著餘煙,軍人已經不在,簇擁在一起的北京市民,個個面呈悲色,群情激昂,似乎只要手中有槍,就會向軍隊開戰。

“這兩個畫面現在經常在我眼前重迭在一起。

“有一句話似乎也是昆德拉所說:'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

2003 年1月4日

給塔貝打電話,得知無人傳真,也許對方已知塔貝與我們聯繫了。

2003 年1月6日

晚上蕭瀚和女友來。 提出一個想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此案,會怎樣?

2003 年1月8日

塔貝打來電話,告明後天審判,丹增德勒仁波切絕食兩天( 6日開始)。

王給張律師打電話。 被告知,李會更律師星期一打電話給成都高法,說王法官出差未歸。 昨天未打電話。 今天打電話,對方說成都高法院長帶人已去康定,後天審判。

很難過。

塔貝打來電話,說不通。 如果聽從我們安排,早早去找洛讓鄧珠母親簽字,或許不同。

王說,只有看審判結果,但對有無轉機不抱太大希望。

2003 年1月13日

晚上,妹妹打來電話,說小姑姑告訴她,康定的公安找過她,調查我和王去康定的事情,還把姑姑家和表妹家的電話號碼要走了。 還說毛建光(表妹夫)也被問過話。 說毛建光的工作被停了。

妹妹很想說我幾句,但被我擋回去。 我說,你知道什麼? !

我馬上給小姑姑打電話。 姑姑起先有點不高興,但聽我說這事情跟你和表妹都沒有關係,你們什麼也不知道,她也就多少放下心來,把經過告訴我了。

姑姑說,上午,州公安處的兩個人,一漢一藏來家裡找她,問我去康定的事情。 先問她是不是有個侄女,從拉薩來。 又問跟誰一起來。 叫什麼名字。 姑姑說是我的男友。 名字不知道,姓王。 問從哪裡來。 說是關外,稻城,雅江,坐客車來的。 問在表妹家住了多久,幾個月嗎? 姑姑說,就住了幾天。 這之前住在哪裡?姑姑說,東關上的接待辦。 還問我在康定都有些什麼熟人? 姑姑說,同學,朋友,多得很。 姑姑提了幾個名字。 還問我們離開康定是誰送的,姑姑說,好像是她的同學。 等等,然後要走了姑姑家、表妹家和我家的電話。

姑姑說,毛建光是在這之前被調查的。 是縣公安局的局長帶了幾個人,把他從新都橋叫來問的。 問他家被誰住過? 說是有人在他家上網。 他們從上網使用的電話號碼上查到的。

2003 年8月(具體日子當時未記)

王力雄收到一封從印度發來的電子郵件,發件人自我介紹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在印度學佛。 他說塔貝被捕,被甘孜州當局判了5年刑。

其實這之前,我給塔貝家多次打過電話,那邊先是不說,後來再不接電話。 塔貝僅僅因為替做幾句翻譯就被判這麼重的刑,令人憤怒! 無言!

2002 年12月至2003年8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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