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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之後 — 所謂「去殖民化」

2015/9/24 — 10:50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發表的言論,無懸念地引起了不少回響。不過,陳佐洱的言論有其正面意義,原因是「去殖民化」、「去中國化」、「後殖」、「戀殖」等詞彙的意義,向來在香港語境之中含混不清,此時拋出這類言論,或可令更多人從歷史角度回顧九七的意義,以及香港當下處境。換個角度看,陳氏言論當中的兩點,其實不無道理:其一,香港還未「去殖民化」;其二,在現時香港的政治氣候中,「去中國化」的危機確實存在。

新加坡學者關詩佩,在2010年的論文〈親近中國?去中國化?從晚清香港「總督」的翻譯到解殖民「特首」的使用〉裡,觀察細膩、見微知著地從香港首長稱號九七前後的變化,思索於香港脈絡之中,「去中國化」、「去殖民」與「再殖民」之間的關係。文中末段的總結,很具啟發性:

「總督這個職級本來就是明清以來中國官制裡地方最高官吏的職級,是地地道道中國的官位,當中根本不帶有半點殖民色彩或意味……而事實上,在1997年後以『行政長官』取代『港督』,其實才是西方的概念和術語,甚至就是一種商業運作的機構行政總裁(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理念。我們不知道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有沒有細察中國歷史及文化,但是,當我們明白『總督』一詞的由來時,我們實在不能確定:從港督變成特首,是真的能夠做到去殖的效果,還是進一步自我殖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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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歷史在這裡沈思〉,對北京想像中的「去殖民化」,亦有相當精彩的批評 — 文章指中方渴望實現的「去殖民化」,客觀效果卻是「去中國化」。文中所舉的一個例子,是成立於1920年代、港督金文泰時期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這所學院成立的目的,是以推崇舊學、建立香港自身的「文化中國」身份意識,「跟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國分道揚鑣」。這即是說,英人當年的治術精要,是透過保留某種古老「中國」,以抗衡中國大陸新興的「中國」想像、作為中港區隔方式。這與親中人士喜歡強調英人著意「同化」的殖民地時代印象,有著一定距離;英人時代留下的東西,也就成了有中國文化餘韻、如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紫砂茶壺論」所說不能去掉的茶垢。可是,中方著意實行的「去殖民化」,就是希望把英人時代留下的、不利權力集中的都清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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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善用在地文化元素的陰柔管治手腕,背後一大動機,是為避免觸怒民眾,以節省鎮壓所需的成本;而事實上,英帝國的擴張過程,並非經「中央政府」仔細規劃、著力延伸權力的結果。有關當時英國主事者對殖民地看法,由加拿大學者 ephanie Williams 所寫、參考英國殖民地部大量殖民地總督的書信與各類文件、在2011年出版的Running the Show: Governo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57-1912,是值得一讀的著作。書中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提到曾任英國首相的 Benjamin Disraeli,早在1852年便聲言殖民地將會獨立,這多少反映建立與維繫殖民地,並非英人首要熱衷的事(Disraeli原話: “These wretched colonies will all be independent, too, in a few years, and are a millstone round our neck.”)。

前港大校長、歷史學家王賡武在近著 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也有相類觀點。書中他舉例,指英帝國擴張之時,在所羅門群島之中,英人只選最細小的圖拉吉島(Tulagi)建立據點,因為這方便他們以最低成本管理。這都呼應了三聯出版《香港走過的道路(增訂版)》當中的一段話:「英國佔領香港的目的,並無領土野心,只是為了加強對華的貿易。一直以來,英國亦無同化香港華人的打算,只要能夠維持社會秩序,港府一般都能容忍華人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過活。」

作為海洋國家,英人的權力觀,與大陸國家大相徑庭。海洋無邊界,人事經常流動,不同於大陸人事相對固定、易於行使中央集權的特點,所以海洋國家傾向以節衷與尋求合作、而非訴諸於強權與力量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大陸國家的一個例子是法國,因著權力觀的不同,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人數比法人少,亦因此,法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比英國殖民地血腥與暴烈。

海洋與大陸國家之別,所以與九七前後的香港發展相關,是因為於中國歷史之中,海洋的政治重要性相對地低,中國與法國一樣、都可被歸類為大陸國家。如果有關「殖民」意涵的關鍵詞,是「支配」與「從屬」,那麼九七後的香港,其實更接近於「殖民地」狀態;有些學者認為香港在九七之後自動處於「後殖」時代,實在是捉錯用神。事實上,按內蒙作者楊海英在《沒有墓碑的草原》的說法,中國早已在內蒙古建立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曾企圖製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這都是中國治下的香港、經常聽到「權在中央」一類說法的政治背景。

至於「戀殖」相類用語出現的時空,則可回溯至台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日治下的台灣人希望透過學習「日本文明」、取得進步,從而抗衡日人身份政治同化與擠壓,這使日語流行。後來國民政府來台,嘗試廢除日語,遇上民意反彈,使得官員批評民眾被「奴化」、「日本化」,結果激起更多眾怒,釀成民眾大規模反政府、繼而受政府暴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

歷史似乎總是以不同方式重覆,可惜的是,很多時候,人類都不能認真從中吸取教訓。

 

(此為文章增補版,原文刊於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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