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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學苑人 1】香港人的最後武器

2015/2/12 — 14:36

【五代學苑人】專題系列(前篇按此

(一)命運選中的孩子

對於為中國而驕傲這個問題,有人說內地人、香港人是同胞,國內舉辦了這場世界盛事,大家也有面子,中國人再不會被小看了;也有人指出,鼓勵國人支持奧運會,灌輸為民族而驕傲的思想,只是政治家的手段,以增加國家的向心力,維持統治的穩定......

── 《北京奧運的「成功」》,EGO,《學苑》2008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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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學苑》發刊的時候,梁繼平讀中三。若北京奧運確實是「政治家的手段」,「維持統治的穩定」,那它最少對梁繼平來說,是成功了。

北京奧運的電視畫面通過雙眼嵌進梁繼平的腦袋,讓他感到驕傲 ── 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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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沒有人叫大陸自由行做蝗蟲,包括梁繼平在內的許多香港人還以為 2012 年會有普選。「那是一段蜜月期。」梁繼平說。這段期間,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梁繼平都只不過是一個極普通的學生。黑黑實實,喜歡打籃球,打大前鋒,進攻時專責搶籃板,回防時向隊友喊「左邊左邊!」「右邊右邊!」

梁繼平享受打波的時刻。

許多年以後他將會入讀港大,忙讀書、忙學苑,打波變「月經」,一個月一次;最後成為「年經」,一年一次。梁繼平說:「因為讀書真係忙。依家體質瘦削好多,長跑都會喘氣。」

「不過我都唔係好老啫。廿一歲,會練得返嘅。」

家住將軍澳公屋,爸爸媽媽管束比較自由但不是超級自由,對政治則一竅不通。梁繼平在寶琳迦密主恩中學讀書,校風好成績不錯但不是超級名校,專出像綿羊那樣純品的學生,梁繼平也是其中之一。性格開朗,會照顧人,但面對名校生則不敢說話 ── 便是這種普通學生。

高中做學生會培養出對社會公義的理想,但不是義無反顧。那個年頭熱衷政治的畢業生都視中大政政系(政治及公共行政)為不二之選,但梁繼平在 JUPAS 中把它排第二,在港大 GLAW (Government and Law) 之後。後者要求比前者高得多。

「有少少實際考慮。見成績幾好就讀 law,舖個前途。」

當時已經在港大讀法律的學生之一,是時任《學苑》總編輯謝智浩。梁繼平早於中學時代已在一些青年領袖活動中認識他。2012年,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和評議會主席譚振聲被指行徑赤化,操控新一屆學生會選舉選情。以謝智浩、周永康、楊振東為首的《學苑》創辦即時新聞、發號外,奮力用筆尖反抗。

其時在考 DSE 的梁繼平是讀者之一,「食住花生追新聞」。

「當時無乜人好關心件事,大家會覺得唔好太陰謀論。只有《學苑》追住報道佢哋嘅濫權問題。」

在梁繼平心目中,謝智浩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學生,而《學苑》則是一份自由、敏銳的刊物。

後來 DSE 結果發表。梁繼平考得不錯,31分,雖然不是超級好,但已經夠入 GLAW 。入到校門,卻竟後悔了,悔恨自己為何不選中大。他以為讀 GLAW,同學會有好多政治 debate ,後來才知道,那種在明山秀水下討論人文哲學的夢,叫中大情意結。

他覺得,港大好侷促。

「所以人哋話港大人好 blue blood,用 mac 機飲 Starbucks。」他說。

「入到《學苑》先搵到自己歸宿。」

梁繼平欣賞《學苑》沒有傳統規範和枷鎖,既沒有老鬼干預,又不會 dem cheers。

「我天生對那些形式化的東西沒有好感。都唔係反群體,只係唔鍾意。」

在傾莊會認識王俊杰、李啟迪等莊友,談民主,談六四,覺得一拍即合,決意競選總編輯席位。說起來他們起初還有過≪學苑≫是否應該更符合大眾口味的討論;又會想,《學苑》是否不應該騎劫同學的政治觀點。

圖:澄 - 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候選編輯委員會 facebook

圖:澄 - 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候選編輯委員會 facebook

「開莊時有這樣幻想過,寫寫下就理鬼得佢。」梁繼平擺手道。「因為你唔寫就無人寫。其他大學沒有這個氣氛。」

Mock Cam (Mock campaign,新莊競選時的內部諮詢會)時,許多屆《學苑》編輯都是台下坐上客。上莊謝智浩自然是其中一人。他覺得梁繼平的團隊文筆不俗,又有社會觸角,應該可以幹出不錯的成績來。

而那位2008年時做過「北京奧運」報道的《學苑》總編輯成曉宜,雖然已經畢業,卻也有特意回去看望後輩。與台上的梁繼平交流過後,她覺得這個新任總編輯是聰明的。思路清晰,談話也有內容。

「那時候我已經 foresee 到這一屆會有大事。」成曉宜事後回憶道。「又有政改,又有佔中,好多大 topic 黎緊。」

她對梁繼平一行人語重心長:這一年對香港而言將會是關鍵,你們要思考自己在這大思潮下的位置。

「他們是命運選中的孩子。」她說。

 

(二)激進是政見 溫和是態度

約好下午三點在港大碰面,梁繼平兩點四十五分就到了。對這個人,你的印象很難不好。他就連跟我用 whatsapp 通訊,也會加個「請」字。「請問你可以來港大嗎」、「請問你係咪係 main library」。當然你會說,不就是一個「請」字而已,有甚麼大不了。當然沒甚麼大不了,又不是「請」你食飯。

可是這讓你感受到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尊重,這很重要。

我們在大學圖書館旁邊 Starbucks 一隅落坐。店內很擠,一個女生想坐我們旁邊的位置,見我煞有介事在桌面攤出筆記本錄音筆,卻又猶豫,不知是否方便。

「你坐、你坐。」梁繼平連忙欠身道,他說的是普通話。她是一個內地生。

打開買來的三文治之前,梁繼平先祈禱。

看他的文章高調談港獨(或最少,談港獨的可能),我一度幻想梁繼平是一個思想激進火氣大的人。然而他不是,我們談「淺黃絲」(就是說,支持民主但僅限於遊遊行,唱唱歌的人),以為他會像許多右翼那樣罵他們「港豬」,但他說,政治運動光譜總有路線不同。談雨傘運動,他認同衝擊,但也不反對只願靜坐的人。

「有人寫文去鞭撻淺黃絲,這個 ok,但你要比個階段佢哋成長嘛。」

最近港大鬧退聯。有學生批評學聯在雨傘運動表現差劣,對此梁繼平也同意,例如升級行動舉棋不定,上京決策奇奇怪怪。「但你話嘞,周永康又大得你幾歲呢,要 take up 成個運動好辛苦,做錯決策係可以原諒。」因此他沒有參與退聯運動,但如果「退出學聯試下其他方法」,又「都無壞嘅」。

人人笑陳雲自從《香港城邦論》之後,愈來愈騎呢,幾乎要把他當怪人看,梁繼平卻也幫他說項:「他是民俗學背景,所以喜歡從文化傳統、祭祀神靈那些東西入手,思維異於常人也不出奇。」然後再補一句:「講正經嘢,又無人理佢呢。」

副總編王俊杰說他是「包容撚」,婦人之仁。

較之於梁繼平,王俊杰的筆鋒確實火爆得多。在《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一期,他的文章《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有寫道:

「民主黨從來都不是甚麼硬骨頭,只是人皆可侮的賤骨頭,而與其三位一體的教怯及支聯會亦是賤骨頭!」

又有:

「三位一體的支、教、民霸權早已散發出惡臭,遭受淘汰乃大勢所趨,畢竟年青一代並非全都是心眼俱盲的港豬。」

後來文章集結成《香港民族論》一書卻沒有了這些字,原來梁繼平建議他把辛辣詞句都刪去,「討論要理性點」。

溫和的性格,與他的中學不無關係。梁繼平說,母校其實很少出讀政治或法律的人,因為整個校風都傾向溫順,不那麼有批判性。他的家人也不是極有主見一類。梁繼平要讀政治,父母不反對。

「叫我唔好做黃之鋒,唔好上電視就得。」

可如今已經上電視了吧!我想。

「因為講港獨主要是王俊杰和李啟迪,所以爸爸媽媽會 identify 這是我莊友的主張。那麼我就可以把所有責任推給他們。我話,無呀!我寫綜緩咋!」他在《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一期文章題目是《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綜援當然只是引旨,本土政治共同體才是真心。

《香港民族論》發行之後,梁繼平特別送了一本給媽媽,說:「阿媽,我出咗本書。」

梁媽媽:「咁叻呀!啲嘢反唔反共架?」

「唔反架。」

梁媽媽很開心:「咁我拎幾本比親戚睇啦。」

「阿媽,唔好呀,唔好呀!」

後來梁繼平想,正是因為自己溫和,才多多少少擔當到老總的位置。他說,這支莊的特色就是有性格,遇事即起扛。「我無莊友文筆咁靚,critical thinking 未必有他們咁好。我做老總,就調和一下,少惹事端,收下大家火。」他愉快地道。

因此火爆如王俊杰,也能與梁繼平保持良好關係。事實上王俊杰就是他莊裡面最好的朋友。

《學苑》莊務繁忙,又要寫稿、又要審稿、又要開評議會,動輒開十個小時至清晨五、六點,便又要準備上課,梁繼平不可能花單程一小時十五分鐘回家,就乾脆在 soc 房睡。soc 房有張舊沙發,許多屆莊員 ── 包括周永康 ── 都睡過那裡。梁繼平懷疑沙發有蝨,於是把它丟掉,跟李啟迪去宜家傢俬用 1,200 元買回來兩張床。整整半年,梁繼平和王俊杰就住在 soc 房。從家中帶替換的衣服回校,住一星期,再在周末回家換上新一批衣服。

學苑 soc 房

學苑 soc 房

≪學苑≫soc 房的兩張床

≪學苑≫soc 房的兩張床

他們在那裡工作,寫稿,讀書,像維園阿伯那讓,論政。

也有互相批評。早在他們做第一期《學苑》的時候,梁繼平就已經做過眾矢之的。

被群插的文章叫《若佔領中環是種覺醒》。文章中,他寫六四。悼念六四,是梁繼平本土意識的萌芽點。

「那時候我剛上大學,是人生第二次參加六四。

我是自己去的,因為不想有那種和朋友去『打卡』的感覺。那年在悼念會場我有一齊唱歌,有睇 video 睇到喊,覺得班學生好慘。

然後是叫口號。我們一起叫『平反六四』,一起叫『結束一黨專政』,一起叫『釋放民運人士』。直到叫『建設民主中國』,我發現自己叫不出了。

言行應該要一致,但我心入面到底是不是有抱負,想要建設民主中國呢?不是。我覺得如果自己這樣叫,卻沒有實踐的打算,那就有點虛偽。

那夜回家我想,香港人每年六四悼念,好像在打麻醉針似的。我們說把希望放在中國民主化之上,實際又好像不是這樣。

當時還沒有所謂本土派理論。但在《學苑》第一期文章裡,我開始有少少質疑悼念六四:到底應否把『我們』和『中國』糾纏在一起?」

文章還未刊登,莊友已把梁繼平「小到開花」,當中包括今日言論最激的王俊杰。當時他還是學民思潮的義工。「他們話我覺得學生被人車死係抵死,我無咁講呀!」

引起激烈反應,無非是因為梁繼平的本土論在當時來說已算太激。誰知道在半年後,本土論卻會成為整支莊的意見主流。

「我做人可能比較溫和,比較顧人感受啦,除咗講政治。講政治,我好激動架。」梁繼平笑道。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香港社會有種誤解:政見激進等於態度癲狂,態度溫和又等於政見軟弱。梁繼平的例子證明了這不是必然。

 

(三)是誰在寫香港民族論?

10.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3年,《學苑》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 梁振英,第三份《施政報告》,2015年1月14 日

不過是普普通通的大學生,梁繼平和他的莊友卻竟被國家機器當成敵人、魔鬼、邪惡軸心。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民族論》也由印行 2,000 本大增至 11,000 本。梁振英很可能永遠也無法理解,為何香港人會心甘情願用荷包裡的錢去撐這本既應警惕亦應勸阻的小書;正如他不會理解,為何梁繼平那些最初連反思六四也覺得過火的莊友,會在不足一年後成為學界本土論述的奠基者。

佔中的討論是關鍵。

就在梁繼平發表《若佔領中環是種覺醒》的《學苑》2013年5月號,也就是雨傘革命一年多之前,李啟迪撰有《佔領中環2.0 全民起義統一陣線 博奕制勝智取中央》一文。文內如此提及:

佔領中環的行動,必須達到癱瘓中環的效果。香港島北部臨海的市區是一條狹長的平地,東西的交通主要由幾條主要道路接通。只要選擇在最狹窄的路面上建立街壘,整個香港島可被癱瘓。中環至金鐘一帶,主要幹道有夏愨道-干諾道中、金鐘道-德輔道中、及新建的龍和道。封鎖以上三條主要幹道,可使東西的交通近乎完全癱瘓。…佔領者可用多個貨櫃打橫攔在路中心,構築路障,確保自身的安全和阻止清場行動。面對催淚彈和警棍,市民應及早準備防毒面具和盾牌,不能輕易撤退。中共一定會盡力分化香港人,可能有親中商家指責革命癱瘓經濟,或有愛港力人員到場搗亂。…集會一旦被清場,群眾的壓力被打散的話,就只有任人魚肉的下場,再沒有勝利的希望。所以,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堅守在中環的街上,直至完全勝利一刻。

當時梁繼平讀到這裡,覺得李啟迪痴線,「諗大咗」。「香港唔會搞到咁!」他想。

他以為,佔中將會如戴耀庭所言,示威者手翹手坐低等被拉。

李啟迪則對梁繼平說,「你咁諗唔得架!」

事到如今,李啟迪像燈神。梁繼平說:「我只能講句佩服。」

攝:朝雲

攝:朝雲

卻也有連李啟迪自己也預料不到的思想轉變。在同一篇文章,他如是說:

本文並非提倡香港獨立建國。本革命計劃並沒有香港獨立的訴求。讀者必須意識到參與佔領中環,是爭取香港民主的重要過程。革命,可令香港得到不再受中共壓迫的自由。革命成功以後,政體上是實踐真正的一國兩制,還是走向獨立建國,現在香港人還沒有共識,本文對此並沒有立場。

9 個月後,《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一期,筆名張士齊的李啟迪已這樣講:

香港人,還是面對現實吧。爭取香港本應擁有的民族自決權,已是刻不容緩了。當然,決定前途時,考慮的因素多不勝數。現在大多數香港人都認為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代價極其高昂,並不划算。只要完整現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便足夠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最重要的獲益,就是主權。若香港成為主權國家,意味着香港政府享有不受其他國家侵犯,排他性的政治權力。

或許梁振英會以為梁繼平一行人一早已是怪胎,帶著港獨的毒入學,一心上≪學苑≫就是為煽動分裂,然而梁繼平直言,傾莊時大家「無乜點講本土」,意識與主流泛民分別不大,都是支持民主,對抗中國,「無乜特別」。

「一開始我也對比較激的東西接受程度不高。」

我問梁繼平,那麼到底是甚麼原因,令你們莊出現本土傾向?他大約思考了三秒,然後 ── 我猜這與他讀法律不無關係 ── 以清晰而完整的條理,替我把《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來由理出三點背景:

一)2012年香港本應可以雙普選,但民主黨通過妥協方案,結果令普選無望,同時令梁振英以689票當選特首至今;

二)同年,中港矛盾升至高峰。D&G 禁止港人攝影;包括 agnès b. Cafe 在內的多家餐廳只用英文和簡體字;大陸兒童在港鐵進食;奶粉、朱古力、從益力多到龍蝦等貨物走私問題加劇,香港政府卻無力單方面處理,而必須與中共溝通;

三)本土論述書籍興起。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在2011年出版,標誌本土論述的開端;徐承恩《城邦舊事 ── 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在2014年1月面世,啟發王俊杰在《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撰寫《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文。

「民主訴求、中港矛盾、本土論述崛起。這三點塑造了我們的本土寫作。」梁繼平如此定讞。他們是一群思想完全獨立的學生。無收外國勢力錢,也嚴辭拒絕靠近任何政黨。

「寸啲講,我哋對個個都唔順眧。」

2013年12月,林鄭月娥宣布展開雙普選諮詢,後來這演變成一場浩瀚的民主運動;馮煒光接任新聞統籌專員,後來這演變成一部天大的笑話巨著。

這一個月,梁繼平和他的編輯團隊開始籌備任期內最後一期《學苑》,打算二月發行。

臨別秋波,梁繼平莊想「最後一期寫勁嘢」,但沒想好該寫甚麼。這時候李啟迪捎來一篇文章,是練乙錚的《談護照國籍 ── 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2012年11月6日《信報》)。讀畢,李啟迪大有啟發,因而衍生出一個推論:

如果香港人是個民族,那就應該有民族自決權。

他把這概念告訴梁繼平,聽得梁繼平似懂非懂。說香港是民族好像會不會有點奇怪?民族與族群又有甚麼分別?抱著這些問號,他又想了幾天。恰恰就在那個月的17日,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新移民須住滿七年才能申領綜援的限制違憲,自此只須住一年即可領取綜援,引起香港人強烈反彈,指判決對納稅人不公。

「那麼怎樣的『香港人』才應得到福利保障呢?」梁繼平想。推敲著,漸覺得這個問題和李啟迪說的民族概念互為表裡。

王俊杰可以寫本土政治和歷史,李啟迪可以寫國際條約,專門研究文化的曹曉諾則可以從電視劇、電影出發談「香港人」這個身份背後的文化體系。莊內對本土論述最有保留的陳璟茵,則從左翼理論出發,算是為其餘四篇本土文章留個批判空間。《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專題,漸有眉目。

儘管如此,梁繼平當時其實還是對「民族」這兩個字不是很有把握。

「不過大家興趣各有不同,卻又直指同一個概念,便即管寫住先。」

大約一個月後,眾人交稿。花兩個禮拜時間互相品評,回家修訂。直至截稿前一刻,編輯部還在爭辯到底應該叫《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還是《香港族群 命運自決》。

「因為民族好似太勁,不如戴下頭盔啦。」梁繼平笑道。但總編輯建議無效,《民族》方案正式通過。「死就死啦,最多都係俾左報插幾句。」

2014年2月末,《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上架,六千本雜誌一周內全部派完,網路版亦見瘋傳。

「今期《學苑》好勁喎。」這句話傳到2008年《學苑》總編輯成曉宜耳邊。那時候的她已經畢業,在社會做事。託朋友替她搶到一本,讀畢,只感到現在的同學已跟她那代不一樣。他們已經走在社會最前面。「見梁振英咁緊張,就證明這一期《學苑》真的有影響力。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就連當時正遠在荷蘭交流的上莊謝智浩,也透過網上同學熱議,感受到這一期的震撼。「從《學苑》的角度看是好事,因為寫文章就是要激起討論。」

在校內幫忙派發新刊的義工裡面,其中一個叫袁源隆。他將會是梁繼平的下莊總編輯。

「當時無意識到這一期會有咁大影響力。香港民族是一個很新的概念,雖然如果你問我信唔信呢,我都唔係好知,但最少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個思潮。」乘著這個思潮,袁源隆莊後來發表了《2046 香港盡頭》、《香港民主獨立》《雨傘世代 自決未來》三期,繼續鑽探香港言論禁區。

袁源隆

袁源隆

讀者還有練乙錚。半個月後,他在《信報》發表《崖沿上的思考:評《學苑》的五篇本土論述》一文,盛讚梁繼平的文章「寫得甚好」;王俊杰文雖然「不是筆者那杯茶」,卻有「令人深思」的部分;曹曉諾文觀點「值得留意」,「言之成理」;李啟迪文「能筆者(練乙錚)所不能」;陳璟茵文則或有不準,但也能夠「留意事物的複雜性」,「是籌建一個大論述初期的必要思考習慣」。

「看得出,作者都是下過工夫的,而且文筆也不差呢。有那麼活躍的頭腦,在香港大學那麼好的學術環境,有那麼好的老師可以請益,只要虛心努力,進步可期。筆者就是明天退下輿論火線,也好像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了。」

── 練乙錚

談到練乙錚的文,梁繼平打了個自謙的哈哈:「我都唔知呀,可能佢純粹係為咗完成稿題先寫依篇文啦。」坦白一點好了吧,獲「香江健筆」練總稱許,很難不感到驚喜。

梁繼平現在仍然收有這篇文章的剪報。

當初諗住「死就死啦」的他沒有想過《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不僅沒死,而且反響這麼好。不少人甚至提出要求加印,於是才有了後來輯錄成專著的《香港民族論》。

批評聲音呢?當然有左報怒插,有梁振英曲線宣傳,但整體來說足以動搖他們的批判,幾乎沒有。後來《香港民族論》見諸書店,依然不見有力的異議。

一致讚好倒讓梁繼平有點失望。「出書就係想等人批評,等自己的理論能夠更新。」

「那一萬人買本書返去,到底諗乜?唔係好知。」

或許香港民眾已經到了一個太需要本土論述的地步。

往後的日子,梁繼平的本土思考不僅沒有反饋,反而一步步得到強化。

憑藉的是雨傘運動。傘運期間,打從罷課開始梁繼平已經日日去金鐘。他見證香港人抵擋警察;見證這代香港人夠膽抬起鐵馬(「一向大家會覺得那是 public property,唔好搞嘛」,他笑道);見證警察噴胡椒噴霧,香港人出遮;見證 1130 升級那夜,佔領者視死如歸。

「戴耀庭話要靠道德感召吸引市民加入,其實只算部份正確。」梁繼平說。「為甚麼這麼多人上街?那是因為大家見到香港人流淚、受苦、喊,而感到自己也是一個香港人。」

「這是很民族主義的一件事。」

那些流傳在網上網下的口號,「自己政府自己揀」、「我是香港人」、「自己香港自己救」,在梁繼平眼中都是身份認同的實踐。

「你的行動反映你的民族身份。」

「我係真心明白點解左翼會害怕身份認同。因為對西方理論來說,身份認同會造成壓逼,例如大美國主義呀、猶太主義等等。」

「但香港人依家真係無其他武器喇。唯一能夠凝聚我們的,就只有尊嚴和身份認同。」

「如果國泰民安,使鬼講本土理論咩!」

有時我想,真正落筆寫下《香港民族論》一頁的,不是別人,正是梁振英。

 

(四)香港有希望

2013年暑假末,港大本部陸佑堂。法律系每年會在這裡搞一次 MO (Mass Orientation) 。每個新生在台上演說兩分鐘,台下已經畢業或已經執業的師兄師姐可以發問,可以批評,新生無得反駁。

其中一名新生在台上說,入大學有所謂五件事,讀書、上莊、住 hall、part-time、拍拖。那麼除了這五件事之外,還有甚麼是他想做的呢?

他說,他想改變社會。他說他剛上大學,有點迷惘,因為新聞報道說有個女孩 DSE 有18、19分,卻還是上不到大學,最後跳樓自殺了。他覺得社會與教育制度,應該有改變。

台下一名短髮女老鬼聞言,大怒:「人哋自殺係佢意志唔夠堅定啫!咁我考得差幾分,又要鬧政府社會唔公平啦?你唔俾佢自己心理唔好,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嘅咩?」

全場肅然,鴉雀無聲。

被噴到一面屁之後,這名叫做袁源隆的新生下台。本來打算離開一下抖抖氣,卻又遇上那位女老鬼。他就對她低聲下氣:「唔好意思,可能我頭先表達得唔係咁清楚。」

整個過程梁繼平看在眼內,他立刻就覺得這個新生是可造之材,連忙趨前替袁源隆開脫。開脫完,梁繼平向他遞出《學苑》的名片。「有無興趣認識下?」

今日再提那個女老鬼的那番話,他依然憤慨。「John Rawls(《正義論》作者,美國政治哲學家)都話,好多嘢係 morally arbitrary 嘅!」

梁繼平對制度造成的不公有正義感,對弱勢有關懷。

「那簡直就是 Marxist 了。」我試著開這樣的玩笑。馬克思主義者,是許多右翼眼中的「左膠」。

梁繼平笑了一下,說如果他入讀的是中大而不是港大,很可能真的就會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念之差,他被貼的標籤便從左翼變成右翼。這兩個標籤其實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許多含義,不過雨傘運動之後這些含義被極端簡化,講本土論述的即被視為右派。

我問梁繼平他怎樣看這個「右」,他思忖少頃,道:「左翼理論有少少平等主義的意味。我讀的是 John Rawls 嘛,你問我反不反對地產霸權,我反對;你問我應否重新分配經濟,我支持。從這方面講我不覺得自己右傾。……但若從政治光譜看,如果你問我支持大中華主義還是本土主義,我會相對傾向右,即著重捍衛香港人身份。」只有談起政治理論話題時,梁繼平會說不停咀,然後再抱歉地補上一句「唔好意思我講得太長」。

「但我最不認同的帽子是『法西斯』。講本土成日俾人話法西斯,我想擺脫這個標籤,所以我們要寫有 reasoning 的文章。」

很難想像「法西斯」會指向一個像梁繼平那樣追求公義、關注弱勢的人。

中五那年,他決志信神,入基督教,自此相信權柄的根源在神,而不在地上的政權和統治者。這信念給他力量,超越政治壓逼與勞役,向他反對的高壓政權高聲宣告:「你的權力其實是無。」

他像許多基督徒那樣相信,人生在世,不過是個過客。有人會把這句話演繹為所以對世事可以不聞不問,有人則會從這句話汲取勇氣,投入人世界的苦惡。

「我有神,驚你呀?中共要打壓我咪唔返中國,最多做麥記囉。」他說。「我有終極價值。」

反高鐵那場運動他年紀太小,沒有份兒。但之後的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他都有參與。梁繼平相信文字可以潛移墨化改變政治現實,但上過《學苑》之後回望,卻又覺得自己以前寫的文章來來去去都是「抵死」、「落地獄」,太嫩。他意識到自己對知識更加渴求,想讀更多書。

說起來他倒是一直有努力讀書,未有因莊務荒廢學業。雨傘運動那一個 sem ,他 GPA 3.9 。

「講笑咋。」他再次打一個自謙的哈哈。「唔係,其實係講真。可能就係因為無時間,所以更加要瞓身讀。」

可以的話他將來想讀碩士甚至博士。

台灣有台獨理論大師,或許十年後、二十年後,我們也會出一個港獨理論大師?

「雨傘運動的悲哀之處就是催淚彈放完後,第二日社會運作完全正常。除了年輕人罷課外,無人宣布罷市罷工,無官員辭職。整個世代是語塞的,他們知道發生了一件大事,但仍然只顧自己份工、層樓。當然你可以話年輕人無咁嘅包袱,但如果佢哋十年後對民主的訴求仍然熱烈,日後再有更大示威的話,那社會的波動便不止街道佔領這麼簡單。」他說。

「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回想當年九七回歸,政府要在十多二十年前開始談判。為甚麼呢?因為如果九七之後各類合約有所變動,投資者要先有個準備。那你推演一下,當2047年一國兩制玩完 ── 或者部份玩完 ── 那早十幾二十年就是2030。那就是你和我三四十歲人做 leader 的時候。所以我會說,我們這一代的政治意識和身份認同,將會直接影響香港人的命運。」

「當然我不是說,二十年後我們會有 power 可以 fight 低中共,但最少這一代人在談判席,不會甘心被中國決定所有事情。」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梁繼平對香港民主未來,是有希望的。

文/楊天帥

攝:朝雲

攝: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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