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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告訴我們的事

2016/11/9 — 14:31

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資料圖片。

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資料圖片。

【文:郭志(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104條解釋的含意

梁游宣誓風波的結局是人大就104條作出釋法。當中的重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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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是所有公職人員就任前的先決條件

2. 何謂「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由監誓人判斷:「宣誓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監誓人面前進行。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有效宣誓;對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無效宣誓,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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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基於這三點,是次人大釋法其實是給予了政府莫大的權力去限制所有公職人員在宣誓前後的所有行為。

第三點尤其嚴重,因為在宣誓以後,任何違反宣誓的行為,都有機會導致公職位置的喪失。在現實的香港政治中,這進一步意味兩點:首先,所有支持港獨的政治團體,已經被完全排除在任何制度內的政治參與;其次,現時主張「全民制憲」的自決派,在釋法以後就站在非常危險的灰色地帶。因為自決派要求重訂基本法,自決的核心就在於挑戰基本法,而是次大人釋法要求所有公職人員「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高度自治的偶然性

是次釋法風波的整個論述主旋律都和以往無甚大分別。首先是釋法對法治造成莫大傷害,原因是在普通法傳統下,法院對條例的詮釋應由案例決定,而人大的釋法一來跳過了案例傳統,二來會令法院在處理敏感案件時多了案例以外的政治考慮。其次是認為釋法是北京對香港高度自治的干預,是對高度自治的傷害。

但問題是,無論從大律師公會,到已宣佈參選特首的胡國興,都無法否認根據158條,人大的確有權釋法。也因如此,法律界反對釋法的論點便顯得相當弱,甚至幾近哀求。例如在大律師公會的聲明中,指:「本會強烈呼籲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最克制的態度,處理當前極為敏感並具關鍵性的事件。」[1]胡國興則希望「有權唔好使到盡,唔好行使咁多,咁香港啲人就安樂啲。」[2]

所謂「最克制」的態度和「有權唔好使到盡」,背後所透露的是基本法的良好行使是建基於一種政治的妥協,而這個政治妥協的實質元素是兩點。其一是中央的良好意願,其二是香港不挑戰某種政治底線。

中央的良好意願會跟據一國兩制的實際效用(例如此機制已再無向台灣展示回歸好處的作用)和中央中的派系鬥爭(太子黨與江派的政爭)而變動;香港不挑戰某種政治底線,可以基於香港內部的思潮變動(自決與港獨)和中央對底線的理解不同而變動。最簡單的結論是,基本法所給予的高度自治,本質上是一個極其浮動是政治妥協結果,任何對這種暫時性妥協的挑戰都可能引來進一步的干預。

更為吊詭的是,袁國強在記者會中清楚點出基本法的本質──釋法與高度自治並無衝突。因為基本法清楚列明中央有釋法權,而人大對釋法權的運用並沒有違反基本法。固然,區家麟指出按照158條總則下的說明,釋法「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3]。

所以,除法院外,其他政府機關或人大都無權主動釋法,因此人大主動釋法是違法了基本法。可是,在此次釋法前的前四次釋法,除了第四次有關剛果的問題外,前三次都並非由法院提出,先例早已開。而且,更進一步的問題是,若果大家對158條的理解有爭論,最終詮釋權在誰呢?人大。這清楚告訴我們,對法律的解釋權不單是法律的問題,而更是政治權力的問題。我們如何與持有法律終極解釋權的機關去爭論一條法律的解釋?

走筆至此,兩點已經非常清楚:(1)基本法所給予的高度自治,它的高度有多高,完全是取決於偶然的政治因素;(2)在香港的語境中,法律的詮釋,尤其是關乎政治敏感事件的詮釋,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將整個公眾視線導向中央如何違反法律,對法治的影響為何,是一個非常誤導的方向。釋法告訴我們的是:基本法本身內含了這種結構性的支配,釋法權是主權權力的體現,一日釋法權存在,許多香港人所期望的高度自治在本質上便相當偶然而且脆弱,它隨時都會因為中港間的政治妥協的變動而消失。任何人如果想追求一種穩定的高度自治,便不能夠擁抱基本法。自決派的論述對這點就看得非常清楚。

前路如何?

在看清問題以後,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走下去。筆者認為,第一點是要在論述層面中清楚將基本法內含的結構性支配說明,並在論述層面慢慢打破那種「穩定法治」的幻想;第二點是要對激進思潮的同情。我們可以不同意激進思潮,但任何激進思潮都有一種進一步「問題化」(problematizing)基本社會共識的作用。所有社會的運作都依賴一套彼此不挑戰和共同承認的原則,而激進思潮就是對這類原則的質問。

這種質問,會在最根本的層次讓人看清彼此之間的差異(家庭、情侶、同事),而看清這些差異後,爭論才會發生,我們才能進一步去認清自己所支持或反對的理由是什麼,而這是將社會全面社運化的前提;第三是具體展開對2047後的全面思考。筆者充份意識到這樣說可能是自己對社運圈努力的無知,但筆者一直有一種感覺,公民社會的被動不是公民社會本身的問題,而是自97回歸後,我們一直抱持長一種兩制可能千秋萬世的想像,一直在早期香港的紙醉金迷中仍未醒過來。

也因此沒有仔細去思考,到底香港社會從政治上(中央地方關係,地方法律框架)、經濟上(發展模式、農商業分配)以到身份認知上,一套整全的藍圖是如何,而由於沒有整全的藍圖,公民社會只能停留在被動模式當中,等待問題到來然後反抗,卻無法根據一個方向而主動爭取我們想要的理想社會。

進一步的問題當然是,有了這些東西,我們如何動員?筆者並不認為自己有能力解答這一問題,但筆者想要表達的是:動員的前提是認清現實的問題,並且在論述上有一套具體的另類圖像。

 

注:[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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