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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後 香港的法院可以做什麼?

2016/11/9 — 21:03

人大常委會搶閘在法院就「梁游宣誓案」宣判前粗暴釋法,將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踐踏於地,可謂人神共憤。

但悲憤還悲憤,「梁游宣誓案」還在法院候判,這場硬仗還得打下去。面對人大釋法,香港的法院還有什麼迴旋的餘地嗎?我沒有做詳盡的法律研究,但腦海中卻不期然出現了三個憲法訴訟的經典案例。

《吳嘉玲案》:終審法院有權審視人大議決的合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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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讀過香港憲法法律的學生都必然聽過《吳嘉玲案》,也就是觸發首次人大釋法的居權案訴訟。

除了是憲法詮釋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的經典案例之外,《吳嘉玲案》更首次提出一個在當時一石激起千重浪的裁決,就是香港的法庭有權根據《基本法》審視人大常委會的作為是否合符《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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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頒下判決後,政府史無前例地要求終審庭澄清判詞的這個方面。終審庭雖然接納這個要求,但其澄清只是帶點滑頭地說「本庭於一月二十九日的判決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所有合符基本法的條文及程序的作為」,等於什麼也沒有說。

及後即使歷經第一次人大釋法,和《劉港榕案》等似乎稍作退讓的裁決,雖然終審法院再沒有重提舊事,但也從沒推翻這個經典案例中的經典裁決。嚴格來說,這個裁決仍然是香港憲法法律的一部分。

這個裁決的重要性在於,若終審法院有這個審視人大常委會合憲性的司法管轄權,則可以在「梁游宣誓案」中據此裁定剛剛的人大釋法是對《基本法》104 條的僭建,是一個形同繞過《基本法》159 條規定對《基本法》的修訂,因此並不合憲,亦因此對香港的法院並無約束力,可以直接拋進垃圾筒。

《莊豐源案》:人大釋法部分只是廢話

另一個雖然沒那麼完全,但仍然可以讓法院對人大釋法作出限制的方法,來自另一經典案例 《莊豐源案》。

當日終審法院限制人大釋法的方法,就是將人大釋法的文本視為一份判詞,然後視部分的內容為「順便提及的話」(obiter remarks)(註一),然後視之為對法院沒有約束力。

在《莊豐源案》中,終審法院就根據這個推論,裁定首份人大釋法中提及的預委會討論並不能因為在釋法文本中被倚賴,就可以違反普通法的詮釋原則被視為詮釋《基本法》條文的「證據」。

根據同一個推論,法院就可以在「梁游宣誓案」中收窄人大釋法具有約束力的部分,裁定任何可以影響案件的部分其實只是「順便提及的話」,所以法院決定不跟從,最後回到起點,只根據普通法原則和本地法律判案。

《吳小彤案》:包致金法官的異議判詞

《吳小彤案》處理的則是人大釋法「追溯力」的問題。

事緣因為有大約五千名和當日《吳嘉玲案》(和同日宣判的《陳錦雅案》)情況類似的人,因為同意挑選《吳》《陳》兩案為「測試訴訟」(test cases),而暫緩他們本身訴訟,等候《吳》和《陳》兩案的終審判決。

《基本法》158(3) 條明確指出人大釋法不影響已經頒下的終審判決。但這些沒有來得及提出訴訟的人,又該如何處理呢?他們的權利應該根據《吳嘉玲案》,還是根據當日的人大釋法處理呢?

雖然終審法院大多數法官認為「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只局限於當日《吳》《陳》兩案的訴訟人,但包致金法官卻在他的異議判詞 (dissenting judgment) 中提出,由於憲法訴訟關注的,是訴訟人的憲法權利,所以「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應被給予一個狹窄和技術性的詮釋。相反,所有在人大釋法前已經符合《基本法》條件的人士,都應在《吳嘉玲案》後,和人大釋法前,被視為已經得到《吳》《陳》兩案判決下的憲法權利。這些權利不應因為人大釋法而被剝奪。只有在人大釋法後才符合《基本法》條件的人士,才應該跟隨人大釋法處理。

值得留意的,包致金法官的分析,也像《莊豐源案》一樣,有點將人大釋法視為判詞的味道:直至人大釋法將《吳嘉玲案》推翻前,香港在相關方面的法律就是《吳嘉玲案》的裁決,而所有當時的人都應根據該案判斷其憲法權利。

雖然包致金法官的觀點不被當日終審法院的大多數接納,因此暫時不成為案例,但若今天法院選擇採納他的分析,就可以幫助我們處理目前在原訟庭的梁游一案和「追溯力」的問題。

若採納包致金法官的分析,梁游二人,以至其他的立法會議員,他們的權利無疑應該根據訴訟提出的那一刻去決定。人大釋法只能影響在釋法日期後宣誓的公職人員。這樣就變相可以架空今次的人大釋法了。

結語:法院能守得住我們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嗎?

面對人大釋法,我曾有一刻妙想天開,設想可否要求原訟庭無限期擱置頒下裁決,讓政府既無法取消梁游的議席,亦無法上訴,逼著面對一個它不能解決的亂局。屆時必定好戲紛呈。

這當然是不設實際。但要求法院跟從上文討論的案例則不然。但這絕不是說法院這樣做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相反,面對過往十九年北京和港共政權對人權自由以至常識的步步進逼,法院要根據這些案例而「推翻」或限制人大釋法的效用,挺立在泰美斯女神面前,要拿出的,是非比尋常的勇氣。

畢竟,今天的處境和十七年前尚未有第一次人大釋法的《吳嘉玲案》的處境,實在已迴然不同。

當日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頒下判詞時,人大常委會粗暴地違反《基本法》的聯想,其實只是一個徘徊在《吳嘉玲案》扉頁間的模糊影象,但這個模糊影象在今天已經變成一個實實在在刺痛每顆良心的現實了。面對如此威脅,法院能否守住自己的法治傳統,就看今次這一役了。

願泰美斯女神仍然守護我們的法治和司法獨立。願公義、真理,真的能夠必勝。

 

註一:這點參考了陳文敏教授的《Basic Law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The First Decade》一文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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