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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雜誌專訪:石永泰談法治

2016/8/6 — 0:05

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國際特赦組織圖片)

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國際特赦組織圖片)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石永泰(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你對香港法院保障人權有何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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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公約透過立法方式引入香港,即一九九一年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及一九九七年回歸後透過《基本法》引入。回歸後,香港人權保障來自《基本法》第三章及《人權法》,並由香港法院審視立法會制訂的法律是否符合上述兩份法律文書。當有人對政府舉措作出司法挑戰,指其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訂明的人權原則,香港法院就會負責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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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是否稱職,這不由我品評,我亦不應指指點點。我會說香港做法如同一般崇尚法治的社會,透過獨立司法機構執行國際人權公約,保障人權。香港制度有幾個特點:一、香港司法獨立,法律制度完全獨立於行政當局和內地法院,且公開透明;二、終審法院有足夠國際視野和質素;三、法庭援引國際案例,判案有充足理據。

此外,有人擔心法律界被染紅(意即被中共滲透),法官遲早會淪為強權的一部分,但我覺得此時未必需要擔心,因為《基本法》規定終審法院可邀請海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終審法院以往一直都有非常任法官是來自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等領導性普通法地區,並為當地德高望重的現職或前法官。這機制確保終審法院有足夠國際視野,了解其他地方對權利保障的看法,亦有助建立外界對香港法院公正和權威的看法。有海外法官來港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是因為對香港法治有信心,相信法院獨立運作。若當權者破壞香港法治制度,海外法官因而離開,就會造成很大震撼。

 

中央於今年工作報告提到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指「要『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你有何看法?

許多公共論述都是「阿媽係女人」(人所共知的事),很空泛,表面字眼不會有異議,但背後演繹截然不同。純粹說「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我對此不會有異議,但問題在於一國兩制的內容是甚麼。同樣,《基本法》是憲制文件,一定要全面準確理解,但內地說「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潛台詞是要根據中央的理解來理解。

內地評論指香港政府甚至法官不太全面理解《基本法》,這是倒轉來說。因為在普通法制度,如果法律或憲制條文含混不清,應由獨立法院解釋,而非當權者說了算。香港有人大釋法,但人大常委會尚未釋法之前,在我們的文化中,正確理解應以法院為準。

這些內地講法,令人覺得當權者、內地教授、護法或權威人士,好像手執正確理解《基本法》的marking scheme(評分表),然後視乎香港法院判決是否合其心意,能合意就是司法獨立,不合就是理解錯誤,需要糾正,但這並非香港或崇尚法治文化應有的說法。你可以不同意,但要道出理由,而不是抱持這種居高臨下,我手中就是正確的態度。以後再有不是來自我們法治文化的人,說香港法院未能正確理解《基本法》,大家要洞悉其背後思維,是與香港一向崇尚的法治文化相違。

人大常委會掌握《基本法》最終解釋權。你認為此如何影響香港法治?

狹義而言,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但另一方面,由非獨立司法機關演繹憲制文件,甚至是立法者演繹立法原意,並不符合國際社會一貫的法治原則。

如果人大常委會過於有權必用,會潛在地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傳統的看法。人大常委會不是經常釋法,但當年釋一兩次法已很震撼。由法院要求提請人大釋法,震撼不大,因為香港人相信法院,但政府輸官司,主動要求釋法,就會引起軒然大波。當年大律師公會曾言,內地需要知道,每釋一次法也會潛在引致對法治的震撼。

 

中國國務院於二○一四年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到法官是治港者及必須愛國。你認為此是否符合法治精神?

曾有人說「法官是治港者」是翻譯問題,但我覺得這是基本思維問題。法官的責任並非管治,而是監察政府行事是否符合法定規限,所以將法官界定為治港者並不正確。若要求法官愛國,會有好大問題。愛國是否一定要將國家利益放於前提?若是,法官裁定政府敗訴和賠錢,或說政府舉措雖然出於好意,但法律不容,那是否愛國?法治精神其中一個元素就是司法獨立,即是法官判案不應因愛不愛國或訴訟一方是否國家而受到影響。

 

近期有團體批評「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你有何評論?

這種說法突顯香港有許多人對司法獨立認知皮毛,口頭說尊重,但心底毫不明白。我所詫異的是,有所謂研究組織或有頭有面的人,竟然說出如斯評論,真的令人懊惱和氣憤。有法律知識的人甚至前執法者居然有這種看法,令人心寒。「阿爺吹雞」(中央號召,眾人隨從)就一定要跟主調,但司法獨立豈是如此。

「警察拉人,法官放人」這句說話,前設是警察一定是對的,法官放人就不行,但事實是否如此?若警察「拉人」,法官全部奉旨要「釘」(判罰),這並不是司法獨立。第二,現在法官並無釋放所有被告。好多人放大「法官放人」的案件,但其實可能只有少數案件如此。法官放人可基於不同理由,譬如可能警察秉公行事但錯誤拘捕;「砌生豬肉」(誣捏);警察拘捕疑犯時覺得證據足夠,但法官認為證據不足;有肢體碰撞,但是否蓄意有疑點,而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法官放人的理據都寫了出來。如果不滿法官某一判決的理據,大可公開討論,無法官會絕對正確,但明顯早前對香港法院的攻擊,完全不是學術研究。這些情緒化謾罵,完全缺乏分析案件證據,純粹說法官皆是泛民主派人士。如此說三道四,實在是對司法獨立最大衝擊。

不過,當法院判決不利抗爭者,抗爭者或網民亦會大肆批評。譬如二○一三年八月反林慧思老師公眾集會中,參與集會的退休警員與持相反立場的示威者有肢體衝突,被控普通襲擊,但法官基於控方未能證明蓄意襲擊,裁定退休警員罪名不成立。平心而論,這些事情經常發生,不過這次法官釋放的是親建制人士,但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一篇題為〈雷老虎與法治〉的報章評論文章卻上綱上線,竟說成各級法院陷落,「習近平的『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必須合作』指示已經大致實現」,「蒙眼司法女神」「今天還危立香港,但顯然已經改用透明蒙眼布,能夠清楚分辨誰是權貴,誰是權貴眼中釘」。

香港法院司法獨立於國際排名頗高,譬如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司法獨立全球第四。香港最高級法院的法官最精明,下級法院偶會犯錯,但可透過上訴糾正,這並非制度問題。香港法院制度很好,但無論抗爭者還是親建制人士說三道四,也會對法治造成衝擊,令不知就裡的人誤以為法官判案憑政治取態。久而久之,不同聲音重複同一批評,不斷蔓延,就會不得了。

 

你認為香港法治是否籠罩「前所未有兇猛的暴風雨」?

包致金法官未有言明「暴風雨」,我難以評論。不過,香港法治有需要保持警惕的地方。

首先,我們需要教育公眾何謂司法獨立、法院角色及對公權力的限制,不然歪論一出,欠缺糾正,就如星星之火,令一般市民及學生對法庭完全欠缺尊重,或誤以為公權力永遠是對的,或警察「拉人」不會出錯,只是法院「阻頭阻勢」。我們要有所警惕。

第二,香港和內地最大分別是香港有法治精神。雖然內地也談「法治」,也有自己所謂的法治,但與香港所說的法治截然不同。我們要認清楚大家口中的「法治」定義為何,要對內地諸如三權合作、治港者及愛國等「法治」說法保持警惕。很多時不斷重複,就會有人信以為真。

 

延伸閱讀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於二零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文譯本)〉。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原文刊於: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法治 〉2016 夏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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