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他說「西藏是我家」

2014/12/26 — 14:06

扎西次仁,攝於2010年

扎西次仁,攝於2010年

住在拉薩的扎西次仁先生去世了,我因此想起他的許多事。有些事有趣,有些事就不是趣事了,容我先說趣事吧。比如他說話。他說話總是一串藏語裏夾一兩句英語或漢語。他這是習慣,不是顯擺。因為他英語、漢語說完後,會很自然地又用藏語說一遍,整個過程是完整的,善解人意的。想想看,出生於衛藏鄉村卻有著無比「堅強的求知欲」的他,小時候就把去拉薩當作人生轉變的契機,後來去印度學習英文,又去美國的大學「像瘋子一樣地用功讀書」,並受到「天真和愚蠢的樂觀主義」驅動,於1964年一意孤行地返回,渴望把學到的知識報效巨變後的西藏,「設法協助我的那些在共產主義環境中的同胞」,結果卻被聲稱「解放西藏」的中國共產黨放在連千年前的杜甫都寫過「塵埃不見咸陽橋」的咸陽,幸虧他好不容易學會的漢語沒有陜西口音,沒有把「我」說成「呃」,不然他最愛說的漢語口頭禪「我扎西次仁」,豈不是成了「呃扎西次仁」?那聽上去多麽有損形象。

在他口述的自傳中,他深情告白「西藏對我來說不只是一種觀念或一種抽象的詞語;那是一個地方——我的家」,人生最好年華即35歲時從大洋彼岸急不可耐地、躊躇滿志地歸來,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把「社會主義、民主,和幸福,建立在西藏」,然而「無法預測」的中國共產黨既沒有依他要求送他先去北京大學學習,也沒有遂他意願讓他備受歡迎地返回拉薩效力,而是根本沒有任何商量余地的,讓他在之前從未聽聞過的咸陽及周邊要多土有多土的中原黃土呆了漫長的十四年有餘,期間包括被監視、被告密、挨批鬥、關牛棚、下牢獄、服勞役、務勞工等等,這太讓人絕望了。前些年我曾去過設在咸陽的西藏民院幾天,除了吃麪就是吃泡饃,除了吃泡饃就是吃麪,而且差不多得用小臉盆來裝,水土不服的西藏孩子們男的變瘦女的浮腫。不記得扎西次仁先生有沒有說過對咸陽面食的感受,反正他在自傳中無奈感嘆「我們吃的東西真是粗糙無味」。但他更慘的不是盡吃這樣的東西,而是在被關在長武監獄時,竟然猛喝尿缸裏囚犯們骯臟的尿以為這樣能自殺。

這期間他兩次回過拉薩。第一次是他作為咸陽西藏民族學院的紅衛兵——是的,那時候他真的被洗腦成了熱愛毛主席的紅衛兵,還坐火車去北京哭著喊著地見到了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的「革命的原動力」——與幾千個學生紅衛兵,於1966年底鬥志昂揚地回到拉薩「分享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住在被當成「四舊」砸爛後改作招待所的小昭寺達四個多月,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太關心包括小昭寺在內的無數西藏寺院幾近毀滅的悲慘下場,也沒有交代他與其他紅衛兵的革命行為。而第二次才時隔四年,他居然是被戴著手銬、臉上蒙著白布給直接關進了拉薩的監獄,之前他已經在咸陽、長武等監獄被虐待了三年半,罪名是「美國間諜」、「藏獨分子」。他在拉薩獄中被單獨囚禁兩年半,打發時間的方式之一是跳「噶足巴」的舞蹈。作為年幼時因為形象好、家庭乾凈被挑選到布達拉宮,成為達賴喇嘛與甘丹頗章政府儀典樂舞隊無上榮光的一員——「噶足巴」,雖然他並不甘心當藝人,對「噶足巴」的特殊地位也興趣缺缺,而是以有現代學問的學者為榜樣,渴望做一個「現代化」的藏人,但在獄中他每天都有一段時間沉浸在儀式感和美感十足的傳統舞步之中,自嘲說似乎是自己的肌肉記得每個動作。極具諷刺且令人抓狂的是,獲釋後黨並沒有讓他留在拉薩,用一份難得的愛情恢復生活,而是立刻將他帶回咸陽繼續與勾心鬥角、擅長告密的土包子們呆在一起飽受失去尊嚴的折磨,還要受到窘迫困頓與孤苦伶仃的折磨,實際上他在咸陽度過的歲月綜合了集中營的洗腦與磨難,以至於朝思暮想早日離開這個「鬼地方」的他曾經難以自控地叫喊:「我痛恨咸陽的學校。」而他終於回到拉薩且定居下來,已是1981年他52歲快老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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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連夜讀完了他的自傳後,讓我的一位認識他的親戚帶去拜訪這樣認識他的,說起來已有十三個年頭。那以後,雖然不是經常,但也還算是常常登門。格啦(藏語「先生」的意思)他住在大昭寺廣場西頭緊挨「德克士」快餐店的二樓上。他那總是雙唇蠕動、默默念經的夫人被他親切地喚作「阿媽啦」,做得一手特別好喝的「羌」(青稞酒的意思),他家就分出三分之二的地盤拿來做酒館:露台,廚房,儲物間。來訪者要與他見面的話,得穿過沈醉在青稞酒中的藏人們,穿過散發著濃郁的青稞酒香的過道,才能進入鋪滿藏式地毯的小屋,坐在窄窄的床上或簡陋的椅子上,與有時候系著領帶、有時候赤著雙腳的格啦聊天。我頭幾次去的時候,總是會被滿屋美麗的藏式地毯吸引住,他就會說他辦學校全靠雇請民間的手藝人編織這些地毯,再賣給各國的或來旅遊的「其結米」(老外的意思),當然還有他們的無私捐助。「光靠我的那點工資,光靠阿媽啦賣『羌』,我扎西次仁怎麽可能辦得起百所學校啊。」他得意洋洋地說。他有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動作:與訪客交談時,桌上總是放著一摞紙和幾枝筆,當他要強調某句話或某個詞時,會一把抓起筆來在紙上有力、飛快地寫下,而且常常是用藏文、英文和中文各寫一遍。同樣,他認為對方的哪句話或哪個詞需要強調,也會如此一番。對於沒聽明白的中文或英文,他則讓對方寫下來,然後會反覆端詳、念誦,就像是很用功的學生。我幾次猶豫過,是不是該問他要一張寫得密密麻麻的紙呢?可惜終究未能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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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啦口述過兩本書,一本口述他在「舊西藏」和「新西藏」的大半生,包括在國外求學的經歷;一本口述他從1986年起,以他的家鄉為起點,在衛藏許多鄉村興辦小學和職業學校。都是美國藏學家替他記錄的,也就是說,原著都是英文版。前一本是寫中譯本名為《喇嘛王國的覆滅》的梅·戈爾斯坦主要記錄的。他倆是華盛頓大學的校友,當年就認識,還一起打過麻將,結下深厚友誼。我得知這個世界上有格啦這樣的傳奇藏人,就來自那本中譯本叫做《西藏是我家》的自傳。需要說明的是,同名中譯本有兩種,香港出版的據說一句也沒漏掉,完全忠實原著,而數年後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呵呵,就有意識地刪節了不少,屬於殘缺不全的「潔本」。幸好我讀的是香港版,不屑於讀北京版。還要說明的是,原著英文版的書名是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應該譯作「為西藏的現代化而奮鬥」吧,雖然太像一句有著時代烙印和意識形態的中國口號,卻更符合他的生平而不似中譯本的書名多少有些煽情。我曾問過他是否知道自傳的簡體版被動過手術,他好像並不在意,還做出深諳中國國情的樣子,圓滑地說:不動手術的話,能在中國出嗎?

他用藏文寫過一本書,是他在美國求學期間抽空寫的,書名為「我對美國生活方式的看法」,1963年在印度大吉嶺出版。這本書貌似並不為人所知,但對格啦本人應該屬於意義重大。用他的話來說,「我覺得像那些真正的財富和物質上的東西,美國真是人間的天堂……而且在美國的文化裏比較沒有階級的意思……讓我最驚嘆的是教育的普及,不分階層和年歲,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也正是這個時期,他「真的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新式的、『現代化』的’西藏人。」

他的主要成就當然是眾所周知的在民間興學,此乃嘉惠眾生的無量功德,我母親的日喀則老家就有許多窮苦孩子因此改變人生。除此,他還編撰了藏、漢、英三種文字對照詞典,多年來不停增補,厚厚一本變成了厚厚三本。通常他是不會贈書的。他可以在他的書上簽名,但前提是你得買書。他理直氣壯地說,他要這些錢是為了辦學校。那麽,你不但要買可讀性強的傳記,最好連厚厚的詞典也一塊兒買了。不過呢,一套三冊的三語詞典,我記得是600元,這麽貴,我的一位心腸很軟的朋友就掏錢買下了,我的一位堅持個人原則的朋友給他寫了一封英文信,稱自己是個簡約主義者(minimalist),不想擁有太多東西。信是當面交給格啦的,他還拿出筆逐個字點著讀,讀到那個詞時停筆用英文問什麽意思,朋友解釋了,他還像個學生似的做了筆記,全然忘記了賣書。不過格啦倒是沒讓我買,而是用憐憫的口氣說,你沒有單位,也沒有工資。於是我獲得了他慷慨資助的三語詞典。不過我的感覺是,他更希望我成為像他那樣三語皆通的有用人才,唉,格啦,你若這麽想,那我讓你失望了。

格啦生活簡單,除了愛吃牛排,如果這算是奢侈的話。他喜歡去丹傑林路上離他家不遠的「雪域餐廳」吃牛排。我倒是不敢去「雪域餐廳」了後來。因為拉薩人私下都傳這家餐廳的老板供奉那個被稱為「堆傑」(魔王的意思)的惡神,最好不要去。可是格啦他從不在乎這些說法。他有無神論者的那種氣概,天上地下都無所畏懼的樣子。既然他覺得「雪域餐廳」的牛排做得好,要去吃,而且邀請我一起去吃,如果我說因為有那樣的說法我就不去其實是壓根說不出口的,畢竟我是晚輩啊,而且依照藏人傳統必須得是畢恭畢敬、一口一個「樂絲」(是的意思)的晚輩,所以我就跟著他去吃過好幾次「雪域餐廳」的牛排。說實話還真的好吃,可就是每次去我都得縮頭縮腦的,生怕被認識的人撞見了說我不抵制「魔王」。有一次,不對,有兩次,他還請王力雄吃了牛排。

王力雄與扎西次仁,2005年

王力雄與扎西次仁,2005年

王力雄第一次見到格啦也有十三年了,那時候還保持著出門旅行記日記的好習慣,我讓他從電腦上找當年的日記,居然找到了寫於2001年和2004年的片斷,很是濃縮性地概括了格啦的思想和狀況。遺憾的是,王力雄後來還跟他見過也聊過,可是沒有再寫日記,我也就只好把現有的片斷搬到這裏:

2001年7月4日 星期三 晴

下午見扎西次仁。

扎西次仁說所有的外國人都說沒有想到拉薩達到如此現代化的程度。他也感慨拉薩現代化的速度實在太快了。但西藏只有城市是這樣,農牧區的變化還是不大。

他已經建了54所小學。最近又投資100萬在南木林縣建一職業學校(當地出40萬),教縫紉、駕駛和種菜。9月開學,60名學生。他還要在拉薩辦一個HOSTEL,給南木林在拉薩的學生提供食宿。他的一生就是要辦學校。他自己住的地方挺簡陋。掙的錢都放在辦學上了。

算起來,他在美國呆了4年,在咸陽呆了14年,可是他的漢語似乎遠不如英語好。很多詞匯必須用英語說。他學英語有動力,下功夫學,對漢語是抵觸,不得不被動地學,兩種效果是不一樣的。

2001年7月8日 星期日 晴

扎西次仁在雪域餐廳請吃西餐,喝他家自釀的青稞酒。他對西藏問題這樣說,西藏是沒有選擇的,有選擇的只是我扎西次仁,我當時可以留在美國,可以到印度去,也可以回西藏,我在外面可以過得很好。西藏卻只能在中國和共產黨的統治下,沒有別的可能。所以我要回來。我在西藏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對無法改變的那些事,我想沒有用,也不願意想。我無法從頭開始,按照我的想法安排,那首先需要有軍隊。噶廈政府有軍隊,都被解放軍打光了,我什麽都沒有,能做什麽?

他在85年時寫過關於西藏高等學校藏漢學生比例失衡(當時漢族學生占60%),希望在民族自治地區對學生比例有所規定的報告,漢藏英文,在胡啟立率中央代表團來西藏參加自治區成立20年紀念的時候,托雪康(舊西藏大貴族)交給胡啟立,並同時給各方面官員和機構。所有的漢人幹部和機構都沒有回話,只有兩個藏族官員,一個是阿沛阿旺晉美批了字,表示要送到人大法制委員會研究,另一個是熱地批了字,也是籠統的話。但畢竟看得出,本民族的官員對本民族的事情是關心的。

他還說,漢藏的接觸,過去是大喇嘛與皇帝,駐藏大臣與噶廈,後來是共產黨的幹部對老百姓,只有改革開放以後,才是老百姓對老百姓。這個變化帶來前所未有的問題。

關於西藏問題的解決,他說達賴喇嘛的權威在西藏老百姓中是最高的,還是得通過他解決。他94年見達賴喇嘛的時候說應該和中央談判,達賴喇嘛說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們不理睬。扎西說如果他有機會跟決策者說上話,要提這一點。

2004年8月22日 星期日

扎西次仁家見面,談話,喝青稞酒。他是少有的藏人中不信宗教的人,換句話說,他說他是「無神論者」。但他回答我是否信仰宗教的問題時,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進行解釋,簡單地回答不信對他是困難的。他力圖解釋為他以行為達到和宗教同樣的境界,不搞儀式,而且他的實際所為同時超過僧侶和共產黨。我能理解他這種「實修」,我也有類似的想法。但為了搞清他的精神世界,我進一步問他是否信神?他說釋迦牟尼也是人,達賴喇嘛是人,他對偉人是尊敬的。他把他們與馬克思、甘地、曼德拉等都歸入偉人。佛教本質上可以認為是無神的,他這種看法不能說明他和宗教的分野。最後我問是否相信來世?對此他不能回避,回答不信。這可以說明他和西藏宗教在世界觀上的不同。

他過去見識了宗教界的腐敗。出國後開始轉變,接受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現在共產主義已經不信了,並且笑言自己也成了資本家。但又說自己掙的錢全部返還給社會。(我問總共拿出多少錢,他說沒有算過,大概上千萬元)。他的主張是現代化,西藏要發展,關鍵是教育,所以他要辦學,已經辦了61所學校。他自稱和太太是兩個世界,房間裏的唐卡法器等是太太的世界,電腦、傳真機、宇航員的照片等是他的世界。

沒錯,格啦說過他是無神論者。他還說過,雖然自己不會像阿媽啦那樣,每天早晨在佛像前供奉清水和梵香,傍晚牽著卷毛狗繞帕廓轉經,還經常去寺院朝佛點燈供養布施,但他做的事情卻是利益眾生的菩薩行為,稱得上是真正的菩薩。有一次他放低聲音壞笑說,阿媽啦這麽虔誠的佛教徒,可有時候對家裏的保姆不夠慈悲啊。不過,對於格啦而言,他的信仰或者個人身份正如他在傳記中所強調的:「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西藏的民族主義者,也是愛國者……我堅決地反對回返到古遠的那種像舊式的西藏神權封建社會,但我也不認為改變和現代化的代價必須是失去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或者說,他是這樣一個人,就像1960年初他去達蘭薩拉覲見尊者達賴喇嘛,已不是曾在尊者儀典隊服務過的「噶足巴」,而是將赴美國讀大學的有志青年,為此尊者對他的要求是:「做一個好的西藏人。努力學習。而且要用你所學到的知識去為你的同胞和國家服務。」當時,他的「內心裏有了一種微笑」,我想是因為尊者說中了他的心思。也因此,1994年他去美國協助戈爾斯坦修訂藏英字典,恰逢尊者在密西根大學演講,他去拜見尊者還獲得單獨再見的機會,他雖然向尊者建言如何與中國人打交道,內心卻在翻騰:「現在他會覺得我曾盡力照他的話去作嗎?我對自己的評價又是如何?那麽多的歲月都已經過去了;那麽多的河水也曾在橋下流過。」

有著藏人社會少見的固執堅持個人主見的格啦也是比較註意個人形象的,出門總是會打扮一下:在脖子上系條小方巾,把越來越少的頭發梳得紋絲不亂,戴上很酷的遮陽鏡等等。一位朋友笑說,格啦是拉薩城裏最醒目的老人,他總是愛穿雪白的褲子或者色彩鮮艷的上衣。是的,他身上有種氣質,與拉薩同代老人不一樣,不是過去時代的那種優雅萬狀的貴族氣質,也沒有在單位裏度過了半生的退休幹部的味道,也沒有像他夫人那樣終日虔誠禮佛的普通藏人的味道。總而言之,你一看見他吧,就會覺得他很另類,有著卓爾不群、標新立異的風度。有一次,他請我和好友去吃飯,貌似那時「雪域餐廳」已搬走,他就帶我們去策墨林那邊一家藏人開的餐館,他和我依然點的牛排,好友吃素但忘記吃什麽素了,我們還喝了咖啡或者甜茶記不得了。吃完後,我和好友挽著他的胳膊送他回家,我吭哧吭哧了半天,還是沒敢問他少年時因為長相俊秀被某個僧官包養過、被個別僧侶騷擾過的軼事。其實他的傳記裏寫過不少的驚世駭俗,成長為青年後他又是多麽風流倜儻啊。但我不能這麽直截了當地問啊,那多麽有違藏人的禮節習俗,是要被恥笑的。所以我和好友一唱一和地說,格啦啊,你這麽帥,這一生一定有很多女人愛上你吧。「當然啦」,格啦又開始得意起來。說我們西藏女子就不提了,這個國家的女子、那個國家的女子多的是,還有「加姆」追求過他。「加姆」是漢人女子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咸陽那些年碰上的,自傳裏可沒寫過。補充一句,格啦有一個兒子,不過不是和阿媽啦生的,而是與他自傳裏寫的,年輕時很相愛的一位漂亮小姐生的,但由於美人那富有家庭的阻擾,他這一生用情最深也比較瘋狂的戀愛不得不結束。另外他這一生有過三次婚姻,前兩次都是別人安排的,很快無疾而終,第三次婚姻即是與他總是讚其善良、虔誠、獨立的阿媽啦在他落難時締結的姻緣,所以同甘共苦到生命的盡頭,度過了他通過自傳向全世界宣布的幸福生活。

我與格啦合影,2004年

我與格啦合影,2004年

大概是2007年的年初,我從北京回拉薩過藏歷新年,在他家附近碰見了他,被他握著手像個記者那樣問道:「沒回拉薩有多久了?」我說:「十個月了。」「覺得拉薩最大的變化是什麽?」我說:「人多了,主要是漢人和回族人太多了,藏人在拉薩快成了少數民族。」「哈哈,」格啦朗聲笑道:「你的話沒錯,但我對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無論如何,至今為止,北京的黨中央還沒有給西藏下達這樣一個政策,明確地指示中國各地的大批漢人到西藏去打工、去生活,這就很不錯了,謝天謝地。」我就反駁說:「如果真的有這麽一個白紙黑字的政策,那豈不是太愚蠢了呀?」格啦就狡黠地眨眨眼睛說:「誰說不是呢?所以英明的黨中央怎麽可能會下達如此愚蠢的政策?!只要沒有這樣的政策,我扎西次仁對現實就會比較滿意的,對未來也就會比較樂觀的。」哈哈,格啦,他這可是典型的拉薩式的幽默啊。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前年夏天,不對,是2011年夏天,結束了在康區旅行的我和王力雄回到拉薩,有天轉了一圈帕廓後就徑直去了附近的格啦家,他剛接待了幾個客人,身穿天藍色的衝鋒衣,看上去精神、氣色都不錯。他翻出一頁紙給我們看,上面用藏、漢、英三種文字寫著「西藏扎西次仁教育發展有限公司」,他很開心地揮舞著手說,「我扎西次仁的理想就是希望西藏的孩子們都能上學、念書,我扎西次仁一直在奮鬥,也取得了成功,拍我的紀錄片最近在CCTV 4播出了。」可是,在我們與他告別時,他突然擁抱著我泣不成聲,全然沒有先前的驕傲和滿足,顫抖著的衰老身體傳達出無法言表的痛苦,令我手足無措,內心震驚。我喃喃著「格啦敘啊,格啦敘啊(藏語的告別語,先生你在的意思)」慌亂離去,直到走在陽光燦爛、中國遊客與軍警密布的大街上才潸然淚下。

格啦他為何哭泣呢?這個受盡苦難卻超級堅強的人,支撐畢生的信念是希望自己的故鄉與人民能夠變得現代化,且又「必須拼命確保我們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傳統」,那麽,他是因為理想被冷酷的現實摧毀而痛哭嗎?當我含淚回頭,在可以了望整個大昭寺廣場的他家屋頂上,兩名手持鋼槍的狙擊手從2008年3月的抗議之後就站在那裏,等於就是日日夜夜踩踏著他的頭顱。其實進門之前,我已經看到格啦貼在墻上的中文告示,是他寫給屋頂上的狙擊手看的,也是寫給更多的人看的吧。我當時匆匆拍下,此刻轉錄於此,不禁為這樣的話語深深悲傷:

「尊敬的人民子弟兵,你們好!

根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們在我家房頂上執行任務時盡量給我提供寫書的安靜環境。(1988年第一次出版社的《英藏漢對照詞典》基礎上正在編寫詞解和例句,要做白天黑夜的思索和修改等工作。)回國四四年以來,我做了大量的辦學和慈善工作,最近獲得了『中華慈善總會西藏慈善先進個人獎』。

我願你們執行時繼續提供便利!

此致
扎西次仁
2008年10月20日」

說到2008年3月的抗議,指的是3月間發生的從拉薩蔓延至整個藏區的憤怒之火震驚中外。中國官方的說法是「3·14打砸搶燒」,但實際上是始於3月10日的哲蚌寺、色拉寺僧侶和平請願抗議,以及之後的幾座寺院的僧侶和平請願抗議,因為被鎮壓而引發3月14日的民眾街頭抗議,但也從當日下午起,被當局更兇猛地鎮壓了。我的一位朋友因為護送激動而酒醉的同事,被隆隆開來的裝甲車及橡皮子彈堵在布達拉宮西側,無法返回位於東邊的家中,那裏藏人聚居,是「重災區」,已被戒嚴。第二天上午,她回家心切卻被持槍軍警堵在林廓東路的一個路口,很多藏人都堵在那裏,其中就有格啦,他也歸家不得。朋友心急而失聲痛哭,格啦倒是從容而平靜,拍著她的肩膀說了很多安慰的話,除了藏語和英語,還用漢語說了一句高瞻遠矚的話「這只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點。」可這是什麽樣的「點」呢?轉折點嗎?平衡點嗎?或者是一個小小的休止符號?

最後,我要解釋的是何以長達三年沒再與他見面。前年、去年和今年,我在拉薩住的時間合計近一年,實際上我多次走到他家樓下,有兩三次上了樓梯,到了門口,但還是倉皇離去,——我被身後的幾雙比攝像頭還巨細無遺、緊盯不放的眼睛牽制著,恐因自己的拜訪令格啦受連累被「喝茶」,也被屋頂上走來走去的狙擊手影響了心情(他們甚至影響了阿媽啦的青稞酒館的生意,似乎沒有藏人敢來喝酒了)。此時此刻,我是多麽地自責與後悔啊,在我的以記錄翻天覆地的西藏——包括安多、衛藏和康的圖伯特——為己任的生涯中,由於我的遲疑、疏懶、拖延,我錯過的又何止是格啦一人啊,而且我的這種錯過總是發生在他們已經踏上生命的輪回長途之後,根本沒有機會彌補。

從拉薩傳來的消息說,格啦在去世後的第三天,被親友送往拉薩西邊的堆龍德慶縣邱桑鄉曲桑寺天葬台,以藏人傳統的天葬儀式,消失於執行天葬的僧侶刀下,消失於從山頂飛來的眾多鷹鷲口中,圓滿完成了他今生最後一次布施。曲桑寺是座小寺,但偉大的藏醫學大師宇妥·雲丹貢布,即誕生在緊挨這座小寺的村莊。聽說格啦因肝癌而病故,會不會是當年坐牢時落下的病患呢?他在自傳中說過,在「地獄一般」的長武監獄裏「得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身體機能出了問題」。這位生於曾經自主自足的西藏農戶人家,卻長在西藏被無法抗拒的強力撕裂狀態中的藏人扎西次仁,是在「白拉日珠」(與藏傳佛教至尊護法神班丹拉姆相關的傳統節日,漢譯吉祥天女遊幻節)的前一天,即2014年12月5日去世的,享年84歲,依藏歷85歲,屬相為馬。

2014年12月10日-19日寫於北京


附說明:

1、文中主要參考資料為《西藏是我家》(口述:扎西次仁;英文執筆:梅爾文·戈爾斯坦、威廉木·司本石初;中文譯者:楊和晉。香港明鏡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西藏興學記——扎西次仁與三千學子》(英文作者:威廉木·司本石初、扎西次仁;中文譯者:楊和晉。美國輕舟出版社。2004年)。

2、在我這篇文章完成時,《經濟學人》最新一期(2014年12月20日)發表了關於扎西次仁先生的訃告Obituary: Tashi Tsering Between two worlds,所附圖片是《經濟學人》問我要的、王力雄於2004年8月在扎西次仁先生家中給他拍的照片。我讀了朋友翻譯的這篇報道很驚訝。作為認識扎西次仁先生長達十三年的一個藏人(或可以說是現代藏人吧),我認為這篇文章比較糟糕,它就像是出自中國官媒,對扎西次仁先生的一生作了曲解。它對扎西次仁先生的自傳斷章取義,只是渲染他最初對中國共產黨的迷思,而不提及他後來的思想變化。並且誤讀自傳中引述的某位貴族(其實是尊者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先生)所說的藏人分為「吃糌粑的人和吃屎的人」兩種,實際上這句話的本意是,一種藏人有自己的民族認同,所以被比喻為「吃糌粑的人」,而一種藏人是出賣民族的畜生,所以被比喻為「吃屎的人」。扎西次仁先生35歲從美國回來,想的是「設法協助我的那些在共產主義環境中的同胞」,可是他直到52歲才終於被允許返回拉薩,長達整整十七年的寶貴光陰,他是在不得不浪費自己生命的苦難中度過。另外,《經濟學人》也不認真做好功課就稱扎西次仁先生坐牢十一年,他的自傳寫得很清楚,他於1967年10月13日坐牢,1973年5月17日獲釋,其中在拉薩坐牢兩年半,總計坐牢五年零七個月。

(原文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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