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低端人口事件揭示習權時代管治模式的問題

2017/12/1 — 17:07

北京有部門將數以千計外來基層民眾驅離家園,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北京有部門將數以千計外來基層民眾驅離家園,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文:山松】

最近京城『低端人口』事件在全國鬧得沸騰。此事發生於象徵習系人馬已全面掌權的十九大後,別具意義,同時也揭示了所謂『習權時代』的領導及管治模式可能帶來的一些問題。

習近平自從於十八大掌權後,並非沒有受過考驗,其中2015-16年發生的一場股災可謂最觸目驚心。股災的形成固然有其受經濟週期影響的原因,但當時包括習在內的管理層急於利用資本市場的繁華來挽救下滑中的實體經濟,不斷利用官媒吹噓所謂牛市來臨的必然性,導致股民超量的槓桿式炒作,也是令泡沫急速膨脹以致最終爆破的助燃劑。其後的『暴力救市』,亦充分暴露了管理層對危機處理缺乏技巧,以及官僚體系之間各自為政、欠缺協調的問題。當時由於金融中心上海以及一些負責宣傳及監管的官僚體系還未完全落入習派的控制範圍內,因而為仍沒被冠上『核心』稱號的習提供了方便的下台階。很快地,股災就被定性為一場黨內敵對勢力發動的所謂『金融政變』,成功地轉移了民眾及海外傳媒的視線。

廣告

其後在香港特首選戰期間,有親中港媒甚至指名道姓地將香港過去幾年出現的亂局,歸咎於隸屬江派的所謂『亂港四人幫』,估計也是同出一轍的伎倆。當時筆者已經開始懷疑,這些被習派稱為『野心家、陰謀家』的黨內敵對團伙,要麼就是非常神通廣大、永遠可以準確掌握傳媒及民眾對政治事件的反應從而從中搞局,要麼就只不過是有需要時用來作為代罪羔羊的空中樓閣。

這次『低端人口』事件發生在習系人馬已全面掌權的十九大後,而主角更是憑習提拔而火速上位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要把所出亂子的責任通通推到所謂敵對勢力身上,估計就沒那麼容易了。

廣告

這次事件的起因不管是甚麼,負責指揮及執行的官員只要略為懂得運用獨立思考能力,都有可能預計到如此急速地清理『低端人口』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及與其他政策(如扶貧、促進社會和諧)的矛盾。當然有人可能認為,經過多年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及對網絡的監控,大陸官員已產生了一種源於『制度自信』的傲慢,因而可以目空一切,無視民間的反應,一味以長官意志來硬推政策。這說法當然有一點道理,但無論官方的監控能力有多強大,畢竟中國不同於北韓,而且經常做出一些與民為敵的行為,無論對官員本身的晉升以致達到社會發展及促進和諧的政策目標都是沒有任何好處的(除非你認為這些政策目標都是虛假的)。

另外有些輿論把事件歸咎於蔡奇的經驗及能力。當然與當年江澤民提拔的上海幫相比,出身於相對落後的福建及浙江的『習家軍』,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經驗及全局思維是可以理解的。但很難想像的是一個六十歲以上、有多年省部級管治經驗的幹部居然可以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

因此筆者相信這次『低端人口』事件的發生,是源於更深層次的管治模式以致領導風格原因的。而只要這些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同類事件仍有機會陸續發生,而『習家軍』處理突發事件以致危機的應變能力也將會不斷受到考驗。

這次事件揭示的第一個問題,是所謂『習家軍』並非如想像中般組織嚴密的管治隊伍。之前有評論分析過,習跟他大部分舊部所建立的都只是一種工作上的關係,這跟江派人物那種『鐵哥們』的關係是難以相比的。這與習本人的性格也許有關,但更反映的可能是習的真正核心團隊人丁比較單薄,而類似蔡奇的舊部之所以被選上,可能只是由於沒有更可靠的人可用。這些半核心成員之間既缺乏溝通默契,而與上層的溝通可能也只有利用『正式』渠道,因而很多時候是要通過揣摩上意,才能掌握政策方向。有傳這次事件是由於火災剛好發生在特朗普訪華期間,習恐怕有人陰謀搞局,因而大怒,通過習辦責難下去,才導致有關官員不顧一切地以雷厲風行的方式驅趕『低端人口』,繼而觸發了社會的強力反彈。如果習與舊部之間有更佳的默契及信任,並經常通過非正式渠道交換意見及管治心得,相信事件是完全可以通過溝通來避免的。

事件揭示的另一個問題,可能是與習本人的領導作風有關的。與前任國家領導的最大分別,是習更傾向於把大權集於一身,因而成立了一大堆中央委員會及領導小組,而當中大部分都是由習本人兼任主席的。此外,習還展現了驚人的魄力,在首五年任期內除了大力打貪,還推動了軍改,將共產黨幾十年來賴以維持政權的核心力量,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另一個問題,是習事無大小都親自過問,最近的例子,就是他鼓催的所謂『廁所革命』。如果你曾經在一個這樣的領導下面工作過,你大概可以體會當中的困難:所有事情,都要經過他批示,但由於他日理萬機,單是找時間跟他匯報都有困難,更何況討論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長此下去,要麼就是大家不做事、等指示,要麼就是揣摩上意,等到上頭有意見或其他指示才急速改變過來。

此外,可能是基於領導本身的溝通能力問題,但更可能是出自對其英明形象的保護,他們的指示、講話,永遠都是無棱兩可,或充滿模糊色彩的。這同樣是需要大家通過想像、揣摩,才能得出結論,辨清方向。

習對下屬缺乏信任,所以需要大小事都親自去抓,但事情管得越多,越無法與下屬建立互信關係,造成惡性循環。再加上幾年的打貪風暴下來,各層官僚已成驚弓之鳥,不作為固然要受批評,對政策提出意見更可能犯上『妄議中央』之罪。所以當上頭的指示下來,大家都不會去想太多,並以『急風暴雨、雷厲風行』的方式來執行,甚至做過頭。這次事件爆發後,北京市的領導班子確實是迅速吸取了教訓,對低下層的關懷增加了,但聽說他們對其他整頓市容措施的執行,還是照樣採取機械式的、運動式的方法。看來已形成的管治新風,不會輕易地扭轉過來。

幸好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明確證據顯示負責監管及調控金融體系的技術官僚已被『習家軍』所取代,而習似乎也認清金融領域有可能出現的危機,將會是他的施政團隊未來幾年要面對的最大挑戰。聽說王岐山會繼續受到重用,而其中一個任務就是為金融系統把關。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