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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的國史脈絡與香港新文化運動

2019/5/4 — 0:00

圖片素材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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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運(佔領運動)是香港知識人、宗教人和年輕學生領導的政治運動,背後的歷史脈絡有一中一外兩條。中國那一條參連清初以來三起「公民」抗命實踐,即 1661 年的哭廟案、1919 年的五四運動和 1989 年的北京民運;三者在狹義上都是失敗的,或是慘烈收場或是無疾而終。外國脈絡提供了公民抗命理論,但也包含若干經驗,如 1942-1947 年印度獨立運動最晚期的若干非暴力環節,以及美國 60 年代民權運動,都是成功經驗。貫串所有這些事例,就是違法達義四個字。

正因其失敗,中國三例有更深刻的參考價值,但頭兩個年代久遠,需要重構,並作適合香港的本土新解讀。這是本文主旨。北京民運經驗需要一個局部解構與再分析,此工作則留待六月初。

中華抗命第一案:金聖歎哭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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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哭廟案,是國史上首宗讀書人抗命而遭集體戮殺的悲劇,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乃乘此先例的一個加強版。清順治帝十八年二月駕崩,康熙八歲繼位,由四大開國功臣輔政。此前蘇州吳縣縣令任維初私取公糧反逮捕百姓,以金聖歎為首的一班秀才遂按風俗到當地孔廟「哭靈」,並寫了控訴帖文,矛頭指向包庇任的巡撫朱國治。朱大舉抓捕一眾哭靈儒生,金等 18 人旋以煽惑罪問斬棄市。

漢代以降的政治傳統裏,孔廟隅政於教,是政權的柔性象徵,其建築式樣規定嚴格,祭祀對象等級森嚴,孔子像兩旁,七十二弟子分次第,四配十二哲先賢先儒等名號林立,歷代皇帝總統的贈匾踞高臨下,造成一種威勢。古人在孔廟哭靈(向孔聖人申訴),姿態謙卑,卻是不折不扣的「違『禮』達義」,和今人在天安門廣場違法達義搞佔領完全一樣,都是直接向專制政權抗議說不,違反忠君愛國大義,死有餘辜。所以,佔中三子最高判刑 16 個月,朱牧緩刑,愛國派深感不忿,認為便宜了亂臣賊子。這些愛國派,體內長滿中國專制文化 DNA,未讀過國史也能看齊朱國治,堪稱「自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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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乃有名漢族酷吏,打壓漢人不亞滿清統治者,清初江南三大案(奏銷案、通海案、哭廟案)都由他挑起或主理;清皇朝喜歡他,封漢軍正黃旗,《清史稿》把他編在卷 488 列傳忠義卷首。清初八旗裏,正黃旗緊接鑲黃旗排第二,旗下滿蒙漢三軍中的漢軍非同小可,裏面響叮噹的人物,身價和當今香港林鄭梁某湯某等人相若,包括了鄭克塽、鄭克壆,即南明國姓爺鄭成功的兩個投降清朝的孫子。

金聖歎才情洋溢,是近世中國新文化運動先軀,他評點勘校《水滸》、《西廂》等通俗小說與戲曲,把那些作品提高到「才子書」的地位,徹底改變了傳統的文學觀念,卻完全不是一個政治人。清朝把他這種人置於死地,後人視為冤枉,其實不然。專制統治者最要防微杜漸,哪怕只是一些說話方式和閱讀習慣,他們都認為絕對危險,不會來法治社會無罪推定那一套。吊詭的是,越是專制的地方,這個想法越是正確,因為統治者越是接近與所有人為敵。近日,特府藉故為北京修改香港《逃犯條例》,引起本來乖乖的本地商界齊起反抗,可見一斑。

於是,三人行,就是非法集會;一人黨,也必須取締;任何逆反言論,等同嚴重而逼近的有害行動。如果熟悉國史,瞭解中國傳統管治文化,面對急促赤化的特區政府大幅採取這些政治手法,當不會覺得意外而驚惶不知所措。

進一步突破:五四運動

廣義五四運動包含兩部份,一是以抗議巴黎和會的愛國學生為主體、以火燒趙家樓為精粹的「外禦強權、內懲國賊」行動,一是其後由知識份子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國共兩黨對這兩部份都肆意閹割。共產黨嘴巴高唱五四,把每年五月四日定為中國青年節,卻巧妙地把愛國變成愛黨,49 年之後,更把「德先生」改造成「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國民黨同樣刻意替五四改頭換面,使之納入「正軌」,做法卻比較隱晦。

火燒趙家樓是五四運動的火眼龍睛,學生沒點那把火,五四就只會是當時眾多群眾運動的一個,新文化運動更可能延後。然而,用港語描述,火燒趙家樓就是「勇武抗爭」,是比哭廟更進一步、更嚴重的違法達義。但是,這一歷史關鍵點卻在民國史觀裏一筆帶過,組織該次行動、痛打高官章宗祥、猛衝曹汝霖官邸趙家樓並最先點火的學生都給隱形了,姓甚名誰鮮有人知,最獲贊許的是後來奮力保護學生的蔡元培。蔡當然非常可敬,比起佔中期間幾乎所有香港各大學校長的龜縮態度,不可同日而語,但說到底,他扮演的是該次行動的一個後續角色,但在民國的五四論述裏,主次易位,而潛台詞則是:「學生過激,蔡氏不顧名位風險而力保,更見其人格偉大」。

領導火燒趙家樓並點了第一把火的是當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本科生匡互生,事前已和同學約好,必要時犧牲性命。匡是湖南人,運動過後立志獻身教育,後來和朱光潛、豐子愷等人創辦「立達學園」。匡曾在湖南和毛澤東合作搞學運,國民黨對他有戒心;他是無政府主義者,故共產黨也排斥他。1933 年 42 歲時病逝,從歷史上消失。

民國史觀之下的五四歷史書寫,走樣變形雖不如共產黨搞的嚴重,卻一直影響着今天的香港知識分子特別是民主派。若五四當日的場景在2014年的香港一一再現,學生領袖們恐怕不終身監禁也得坐牢幾十年,終了還得「傳車送窮北」;而更不幸的是,他們的一部份戰友,未及此已會因為他們的「勇武」而與之作道德上的切割。

五四運動期間,抗議者於北京示威(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五四運動期間,抗議者於北京示威(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後五四的啟示:香港新文化運動

佔運之後,絕大部份民主支持者回復了往常生活,並不需要求藥求診,遇到切身威脅,還會站出來表態,例如上周的「反送中」;這不像是陷入了一般所謂的集體抑鬱。只是,在大問題上,在有關香港政治前途的方向上,他們變得更穩重,對運動的領導要求更高,而且會向他們提出根本質疑:等着支持你,但你看見前路了嗎?30 年運動無成,群眾對領導有此大問並不為過。

這個情況,就如同五四火燒趙家樓的高潮過後,群眾只見北洋政府依然不長進、孫文等人領導的革命派連番失敗四分五裂,卻看不見中國的出路,非常失落,以至魯迅作《野草》,一多吟《死水》。但失落的人並非萎靡不振。運動中的仁人志士,個別地或者三五成群地在國內外找尋前路,思想非常活躍。有人在傳統文化方面找病源,有人要推動民主的白話文學,有人問路無政府主義,有人找上馬克思,有人搞新村實踐,有人要聯合日本反抗西方列强,可謂百花齊放,形成了 20 年代帶有濃厚政治反叛內涵的後五四新文化運動。

香港人今天同樣來到了這個寫着失落兩個大字的關口。五四百周年給的提示很清楚:前不見去路,就必會有人努力尋突破。佔運之後,在香港漸次形成的,同樣是一個新文化運動,而且明顯是一個更反叛更決絕的運動。那是這裏年輕一代人的政治經歷使然。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雨傘運動爆發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雨傘運動爆發

 

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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