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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自首者和被捕人士 難獲行政特赦

2016/5/26 — 17:06

2014年9月28日晚上,金鐘、灣仔一帶都有抗爭者堵路。

2014年9月28日晚上,金鐘、灣仔一帶都有抗爭者堵路。

對公民抗命理念有認識的人均會知道,傳統的公民抗命要求參與者要自願接受被捕和法律的制裁以突顯對法治的尊重。若公民抗命者在被捕的過程中遭受苛待,或遭受過分嚴厲的法律制裁後,他們的遭遇或可引起廣泛的道德感召,令其他人前仆後繼地加入公民抗命的行列。所以,「和平佔中」在設計佔領運動時,亦多番強調參與者要自願接受被捕和法律的制裁的重要性。

不過,在實踐時,不但佔領運動的地點與預先計劃的不一樣,而且運動的領導層也由「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漸漸變為由學運領袖擔當。另外,佔領運動由原先計劃的參與者大規模地自首或自願地接受被捕,變成了三位「和平佔中」三位發起人和少量「和平佔中」支持者選擇去自首,以及僅有247名人士(主要是學運領袖、泛民議員和支持佔領運動的社運人士,當中有少量是普通市民)在警方於金鐘清場當天自願留下來接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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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儘管如此,佔領運動的結束,亦引起不少人關注自首者和被捕人士會有怎樣的法律下場。時至今日,大部分自首者和被捕人士的法律下場仍未維持在未知之數。適逢在台灣在政權正式更迭後,由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於2016年5月23日正式宣佈,新上任的行政院長林全發出了批文,撤銷對126名太陽花學運被告的法律起訴,其理由是「太陽花學運是是政治事件、並非單純法律事件,應該多一點和諧少一點衝突的原則下,盡量從寬處理」(註一)。

這單消息在支持佔領運動人士的社交媒體廣泛地轉載,有不少人更表態認為香港政府應效法台灣新政府的處理手法,放自首者和自願被捕人士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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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佔領運動正式爆發前約兩個月前已在《明報》撰文指,負責起訴的官方機構可考慮到公民抗命的道德正當性而酌情考慮「選擇撤銷檢控或不提證供起訴」(註二)。在正式爆發佔領運動時,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向《明報》投稿,較筆者更詳盡地解釋為何公民抗命者沒有損害法治和值得面對較輕的法律懲罰(註三)。由此可見,根據學理,在文明的司法制度下,嚴懲公民抗命者是不恰當的(除非司法機構能以明確的證據去證明被起訴人士的行為超越了公民抗命的界線)。

然而,按現時的形勢來看,佔領運動的大部分自首者和被捕人士,並不易如太陽花學運參與者般,得到負責起訴機構的酌情處理。

要知道,在政治層面,有不少時候應然性與實然性的事態發展是差天共地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警務署署長盧偉聰也不是由民選政府任命的,他們須向市民問責的壓力亦相對較低。而以梁振英為首的港府並無意放過自首者和被捕人士,加上中共一直希望香港的行政和司法互相配合以打撃政治異見者,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近日訪港也在言談間「提點」香港司法界該如何行事,如港府視張德江的話語為無上命令的話,筆者難以看到任何自首者和被捕人士會獲寬待的蛛絲馬跡。

當然,亦有部分人士會質疑台灣新任行政院長林全發只是做了一個受歡迎的政治決定,但這個決定在法律層面來說並不一定是最佳的,所以香港負責作起訴的機構並不應效法台灣的做法。

在佔領運動自首者和被捕人士勢被起訴的情況下,但願香港的司法制度能力保獨立,不受任何的政治勢力干預,以確保被起訴者得到公平的審訊。至終審訊的結果如何,被起訴者也得接受(即使真正的審訊未必完全公正),藉此挽救佔領運動的道德感召力,亦好讓他人沒有藉口歸咎他們言行不一。

 

註釋:

註一:蘋果即時:〈【有片】行政院:太陽花運動是政治事件 對126名被告撤告〉,(《蘋果即時》,2016年05月23日),2016年05月23日擷取自網頁

註二:楊庭輝:〈警隊可如何處理非暴力抗爭〉,(《明報》,2014年08月01日),頁A40

註三:陳祖為:〈應該如何看待公民抗命者?〉,(《明報》,2014年09月29日),頁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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